是谁为恒大信用背书？从群起“反击”标普到标普的一语成真
2015年5月7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恒大地产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展望为负面。标普给出的理由是：恒大2014年财务恶化程度超过预期，短期债务翻了一倍多，达到797亿元。国内舆论瞬间炸锅，指责标普造谣、已沦为美国政治工具，大骂美帝诋毁我们的资本市场、整天亡我之心不死。
为反击美帝的“造谣”，2015年6月16日，国内三大评级机构中诚信证评、大公国际、联合评级齐齐给予恒大该笔境内债及发债主体最高信用等级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三大国内最权威的评级机构同时给予一家企业最高评级，前所未有。AAA意味着“受评主体还债能力极强，基本不受经济环境影响”。彼时，能获此评级的几乎全是中粮、中信、国家电网这类央企巨头。
2016年4月12日，标普再次将恒大评级从“B+”下调至“B-”，优先无抵押票据评级降至“CCC+”。理由仍是财务杠杆显著恶化、债务飙升。2018年8月7日，央视用“上半年净利润超520亿、核心业务利润超546亿、净负债率从184%大幅下降至130%以下”的亮眼数据，为恒大护航。然而，2021年恒大暴雷，2.4万亿债务压顶，标普的预警最终一语成谶。
回望这段历史，至少暴露了三大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绑架市场规律。标普下调评级，本是基于财务数据的专业判断。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这被迅速定性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攻击。三大机构给予AAA，被赋予了“打破西方评级垄断”的政治意义。一位分析师称此举“表明中国资本市场不看别人脸色”。在这种“爱国式护短”的氛围中，外资机构的理性预警被淹没。评级本应是客观的风险标尺，一旦被意识形态绑架，就沦为政治工具。后果是，一个AAA评级的庞然大物得以疯狂扩张，最终由普通购房者和投资者买单。
二是行业恶性竞争导致评级虚高。国内评级业长期存在“评级通胀”，97%的中国债券评级不是AA就是AAA。为了抢恒大这个大客户，机构“拿钱办事”、有动机地给出最高评级。三大机构同时授予AAA，前所未有。这种“你给AAA我也不敢给AA”的恶性竞争，使评级彻底丧失“裁判”地位，沦为销售工具而非风险标尺。
三是制度设计严重缺陷，根本症结在于“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向发债的恒大收费，使其沦为被评企业的“服务商”而非独立裁判。此外，评级机构的风险预警功能严重不足，“信用风险揭示不及时、违约前后大幅下调或终止”的现象突出。恒大地产2019、2020年虚增收入5641亿元，而中诚信国际直到2021年9月才将恒大评级调降至AA，此时距暴雷仅剩数月。制度设计的漏洞，让评级机构成了欺诈的帮凶。
恒大暴雷后，有司们在多个层面亡羊补牢，施以惩罚，展开纠偏。先是严惩违规机构。2023年11月，央行对中诚信国际等6家评级机构合计罚款3446.645万元。中诚信国际因“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未按法定程序开展评级业务、违反独立性要求”等五项违规，被罚768.5万元。证监会没收普华永道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并顶格罚款2.97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
然后强化民事追责。恒大清盘人已向普华永道提起570亿元天价索赔。中介机构“只收费不担责”的时代正在终结。
再是改革评级制度。监管层已取消债券强制评级，发布《关于促进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推动评级行业回归“看门人”本职。
以上举措，看似“雷霆”，也有效地稀释了“民怒”，为灾难中的“淌血者”带来一丝慰藉，暂时“维稳”了。但是，更根本的问题，譬如：弃除“发行人付费”模式，切断“裁判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利益链条，建立评级机构的问责机制，防止意识形态对专业判断的干扰，打破制度设计和落地由少数人垄断的局面，追究职能监管部门的懒政惰政，等等，依旧未见动静。
资本市场事关亿万普通人的钱包，其中有无数打工人的血汗钱、年轻人的结婚养家钱、老年人的棺材钱，牵一发动全身。如果该市场的运行、监管规则，一味地“法洋人之法”，而不是本于国情，本于人民，本于社会主义的属性，那么，这类市场放在中国无异于定时炸弹。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革除资本市场的投机性、赌博性，那么，大鱼吃小鱼、龙王吃大鲸，许家印式的巨剪薅羊毛等等乱象，将永无根绝之日。长此以往，所谓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终归是海市蜃楼！
许家印赐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是惨烈的。目前，虽然“解决”了许家印，但是，“诞生”许家印这类地雷的土壤却远未铲除。我看，如何彻底铲除这一土壤，才是改革的所谓深水区，必须首先地勇敢地直面的课题。
真正的爱国爱民，决不是空喊口号！
中岭 于202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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