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从70万降到7万,那天下着小雪。

我站在车间里,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我已经看了五遍,数字没错,就是七万。

财务丁秀琴在电话那头说:“卢工,厂里效益不好,您这种‘闲职’能拿这个数,已经是老板格外开恩了。”我挂了电话,抬头看那台我修了十年的进口设备,指示灯还在闪,机器嗡嗡地转着。

它们不知道,伺候它们十八年的人,明天就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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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吃饭,一个人坐在车间角落的旧铁椅上。

车间里没别人,只有那台进口数控机床在待机状态里低低地响着。

我听着那个声音听了十八年,闭着眼都知道哪个轴承该加黄油,哪根皮带该换新了。

可今晚我听着,觉得格外刺耳。

手机又响了,是老婆打来的。

我接起来说:“厂里有点事,晚点回。”那头沉默了两秒,说:“你声音不对。”我没吭声,她又问:“是不是年终奖的事?”我说:“回去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翻到去年的今天,银行短信也是这个时间来的,数字是七后面五个零。

那天我回到家,老婆说:“这下闺女出国读研的钱不愁了。”我说:“再攒攒,等她在那边站稳了再动这钱。”

我又翻到今年的短信,七万。刚好够付闺女半年的房租生活费。

一个人从车间那头的走廊走过来,脚步声拖得很长。

走近了,我看见是王根生。

他也住厂里宿舍,估计是听说我没走,特意过来看看我问:“怎么还没回?”我笑了笑说:“坐会儿,听听机器的动静。”

王根生在我旁边坐下,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钱的事,我知道了。”

我没说话。

他说:“明天我去找薛总谈谈,你这些年对厂里什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不该是这个数。”

我说:“师傅,你看我像是为钱才留在这儿的吗?”

王根生张了张嘴,话没接上来。

我接着说:“我气的是,这十八年,我用这双手保住这台机器,保住了多少订单,他不记得。”我指了指那台数控机床,“当年这台设备第一次罢工,进口工程师半个月才来,一天报价两万。后来我自己啃了两个月说明书,把每个零件都摸透了。从那以后,这台机器就没再等过外国人。”

我说完,王根生半天没吭声,最后重重拍了一下膝盖,站起来走了一步又停住。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说:“卢全,你听师傅一句,先别急着做决定。”他没等我回话就走了。我坐在原地,觉出他这话有点怪,可当时我没多想。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老婆坐在客厅沙发上没睡,茶几上放着两碗面,坨了。见我进来,她站起身去热面,头也没回问了一句:“多少?”

我说:“七万。”

老婆端面的手顿了一下,把碗放进微波炉,说:“去年七十万,今年七万,这落差也太欺负人了。”

我坐下来,盯着茶几上那道划痕说:“我打算辞职。”

老婆没接话。微波炉“叮”地响了一声,她端出面碗递给我的时候才开口:“十八年说扔就扔?你想清楚了?”我说:“想清楚了。”

老婆在我对面坐下来,看了我很久,说:“你要是搁心里过不去,那就辞。”她顿了顿,“家里还有点积蓄,闺女那边不用你操心。”我低头吃面,鼻子有点酸,没有抬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像放老电影一样,把从进厂到现在十八年的画面一幕一幕过了一遍。

谁帮我递过扳手,谁跟我一块熬过通宵抢修设备,谁在我闺女满月那天塞了一个红包……那些脸孔都是真的,可一到钱的事上,都变了样。

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我拿过来一看,是一条微信,备注名写的是“东兴厂张总”。

他发来一句话:“卢工,听说你们厂最近有些变动,如果有别的打算,随时联系我。待遇不会让你失望。”我看了一眼,没点开直接摁灭了屏幕。

但我知道,消息已经像水一样渗出来了。

02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到厂里,七点半打上卡。

车间里早班的工人已经在机器边上忙碌,见了我也都照常点头问好,但我总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带着点别的东西。

阿杰也来了,穿一件崭新的工作服,腰上别着新工具包,走到那台进口设备前停下,开始对着操作面板按来按去。

我站在三米外看了足足半分钟,眼看着他要把一个进给参数往错了调,忍不住开口:“那个参数不能动。”

阿杰转过头,笑了笑说:“卢工,我昨晚看了一宿说明书,我觉得没问题,这个参数调高一点走刀能更快。”我走过去按了两下,把参数恢复原状,说:“你觉得没问题?这台机器上个月芯轴刚换过,进给超出这个值,光把轴废了。”阿杰的脸色沉下来,没说话,扭头走了。

上午十点,薛宏达让人叫我去他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在这栋三层厂房的顶层,收拾得干净气派。

每次我走进去都觉得那儿跟车间不像是同一个世界。

这些年我进去的次数不多,每次都只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加钱,一个是挨训。

我推门进去,薛宏达坐在大班椅上泡茶,见我进来,站起来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

他说:“卢工,来,坐坐坐,喝口茶,前两天我刚弄到的一点金骏眉。”

我坐下来,没碰那杯茶。

他见我这样,笑了笑说:“还在为年终奖的事闹情绪?”我说:“薛总,我不是闹情绪,我就想问问您,这七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薛宏达给我续了一杯茶,说:“咱们是民营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老板跟员工就是一条船上的,都得吃点亏。去年你拿了七十万,我打心眼里觉得值。可今年你也看到了,订单少了一大截,厂里账户上钱紧,到处要用钱。你技术好,能力强,等厂里缓过来,我肯定给你补上。”

他说得情真意切,脸上看不出一丝虚情假意。我看了他好几秒,说:“薛总,您跟我说句实话,厂里到底是不是真不行了?”

薛宏达愣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卢工,我还能骗你吗?这几个月我为了找融资,跑断了腿。”他指了指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投资方倒是有人感兴趣,但人家说了,咱们厂过度依赖几个老师傅,估值上不去。”

我看了看那份文件,封皮上印着一家深圳投资机构的名字。

我说:“依赖老师傅?我会做那台机器,难道不是给厂里省成本?”薛宏达摆摆手:“咱不聊这个了,卢工,你先回去忙吧。至于年终奖这块,等明年厂里缓过来,我双倍补偿你。”

我没再说什么,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他忽然叫住我:“对了卢工,回头你带带阿杰,那孩子脑子灵,我看他对那台进口设备挺有兴趣的。我准备让他进技术部,以后给你搭把手,年轻人有力气有冲劲。”

我站在门口,没回头,说:“行。”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办公桌前,把抽屉一层一层拉开,整理里面的东西。

最底下那层抽屉的最里面,压着一叠名片。

我把它们翻出来,都是过去几年想挖我的人递来的。

有东兴厂的张总,振远重工的一个姓孙的,华晟精密的一个人事经理……

我一堆名片握在手里,正准备扔进垃圾桶,突然从中间掉出一张纸片。

那是半张A4纸,对折了一下。我捡起来摊开,上面是钢笔写的几行字,字迹潦草,我一眼就认出来,是王根生的字。写的是:“阿杰有股份”

“对外口径统一说亏损”

“此事不要外传”。

纸片没头没尾,像是从一个大本子上撕下来的一角。

我看着那几行字愣住了,这个字迹、这几个字眼,让昨晚王根生那句“先别急着做决定”一下子变得有分量了。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把纸片叠好,塞进衬衫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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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下午的事,让我彻底死了心。

两点多钟,车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响,像金属刮在公司玻璃上,紧跟着一声闷响,整条生产线停了下来。

我扔下手里工具跑出去,只见那台进口设备也停在了半截,屏幕上一个刺眼的红圈在闪。

阿杰站在操作面板前,脸色煞白。

我冲过去看了一眼报警代码,心里就凉了半截。

程序被人整个改动过,主轴转速拉高到设计上限的一倍半,刀头跟工件卡死。

我把阿杰拨到一边,三下五除二把主轴切了电,然后转身瞪着他。

阿杰咽了一口唾沫:“我就是想试试高速加工的参数……”

“试?”我声音都不由自主高了几分,“你知道这个报警代码是什么意思吗?主轴轴承已经烧了,换一套十二万,工期至少一个星期。你‘试试’就试掉了十二万?”

阿杰的脸“唰”地就白了。

消息传到上面,薛宏达亲自下车间看了一圈,脸色也不好看。

我等着他当众跟我说点什么,哪怕是一句“卢工辛苦了”。

可他盯着机器看了半分钟,转头对阿杰说:“阿杰,下次有不懂的地方要先问卢工,别自己动手。

轻描淡写。

说完他看向我,语气平淡地说:“卢工,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争取两天内修好,别耽误了交货节点。”我心里一阵发凉,嘴上嗯了一声。

薛宏达转身走了,阿杰低着头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下午四点多,丁秀琴来车间找我了。

她踩着一双细跟高跟鞋,走路“嗒嗒嗒”的,远远就能听见。

她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说:“卢工,跟你商量个事。”

我抬头看着她。

她说:“今年厂里调整薪酬结构,技术这块的津贴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从下个月开始,您每个月的技术津贴可能要降一档,算是为厂里分忧。”她顿了顿又说:“您也别多想,厂里最近困难,所有人都得勒紧裤腰带。”

我站起来,把手套甩在操作台上,说:“丁总,你告诉薛总,我在厂里干了十八年,技术津贴从来没被降过。今天这个口子要是开了,那就别怪我翻脸。”

丁秀琴的脸绷了一下,但她到底是干这行的,马上换上一副职业笑容:“卢工,你别激动。我就传个话,具体怎么定,还是看老板的意思。

她一走,我心里像塞了一块铅。

我在车间里走了一圈,看那台被我保养得发亮的进口设备,看了很久。

从学徒时候蹲在地上擦油污,到后来一个人扛下所有大修,再到现在人家觉得你老了,觉得你贵了,觉得你挡了别人的路。

我拿出手机,找到薛宏达的电话号码,盯了好几秒,还是收了回去。

晚上回到家,老婆看我脸色难看,没多问,把饭端上来就回了卧室。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把那半张纸片掏出来又看了一遍。“阿杰有股份”

“对外口径统一说亏损”。我看着那几行字,越想心越凉。

王根生跟了薛宏达二十多年,他不是那种会瞎记东西的人。

这张纸,多半是薛宏达在某次内部会议上说的话被师傅顺手记了下来。

我又想起阿杰进厂的时机,差不多半年前,刚好是薛宏达说他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

时间对得上。

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整天埋头在机器上面,还当阿杰是来学技术的大学生。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台坏了的设备拆卸开来,轴承确实烧了。

我在车间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七点,把新轴承装上,启动,校准,机器恢复运转。

阿杰站在远处看着,没敢过来。

我收拾好工具,走到办公室,坐下来,拿了一张白纸,写下“辞职报告”四个字。笔尖停在那里,停了足足有五分钟。然后我一笔一画,写完了。

04

递辞职报告那天是大寒,天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早上六点就到了厂里,车间里没什么人。

我拎着工具包,在那台进口设备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做我在这台机器上的最后一次全面保养。

先关机,断电,打开防护罩,把每个该加油的销子都擦了,上油,再检查一遍所有参数设置,确认没有异样。

我把这些年摸出来的经验写成了一个笔记本,放在操作台抽屉里。

上面记着这台机器的脾气,什么时候该换油,哪个参数冬天夏天该怎么调,哪颗螺丝容易松动,甚至包括我每次抢修后的心得。

那本子写了差不多两百页,是我一辈子的手艺。

八点半,车间开始有人进来了。

我看着他们陆陆续续换好工服,开完晨会,各自散到工位上去。

阿杰也来了,我把他叫过来,认真地指了一下操作台抽屉里的笔记本,说:“里面有这台机器所有的保养记录,你有空看看。

阿杰愣住了,说:“卢工,你这是……”我没回答他,转身朝三楼走去。

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脚步声一声一声响在走廊尽头。

我走到薛宏达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他打电话的声音:“对,老赵那边没问题,钱的事在谈……”我敲门。

里面的声音一下子停了,过了几秒,传来一句:“进来。”

我推门进去,把折叠好的辞职报告放在他桌上。

薛宏达看着那张纸,脸色变了,他没有伸手去拿,先说了一句:“卢工,这是干什么?”我说:“薛总,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即日起生效。”

“不是,这太突然了。”薛宏达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因为年终奖?还是因为昨天阿杰的事?那台机器不是已经修好了吗?”我说:“都攒到一起了。”

他皱了皱眉:“卢工,你还得再考虑考虑,厂里离不开你。”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这话说得真轻巧,我十八年,换来的就是一句“离不开你”。

我说:“薛总,这半年厂里的事,您自己心里有数。我也不挑了,就当是缘分到头了。”

薛宏达沉默了好一会儿,重新坐回椅子上,语气变了:“行,既然你决定了,我不强留。但丑话说前头,你走了以后,厂里要是有技术上的问题找到你,你可得帮忙。”

我看着他那张脸,忽然心里就没那么生气了,只说:“再说吧。”

转身出门的时候,走廊尽头站着王根生。

他在那儿站了多久我不知道,穿一件褪色的蓝工服,两只手插在兜里,嘴唇动了动,最后只问了一句:“定了?”我说:“定了。”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任何话。

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忽然说了句:“卢全,你记得,不管走到哪儿,手艺是你自己的。”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这个跟了我十几年的老师傅,说:“师傅,我知道。”

然后我走出厂门,没有回头。

回到家的时候十点刚过。

老婆正在客厅叠衣服,见我进来,看了一眼我的表情,没问。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很空。

十八年的地方,说走就走了,那感觉不像是轻松,也不像是难过,更像是一块贴在身上太久的膏药猛地撕下来,皮肉连着疼了一下。

手机这时候响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号码,归属地是浙江。

我没接。

刚放下,又响了一声,这次是本地号码。

我还是没接。

“你手机怎么一直响?”老婆问了一句。

我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出来的陌生号码,心里隐约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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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那天下午两点以后,我的手机就再也没停下来过。

第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刚睡了个午觉。

迷迷糊糊接起来,那边是个热情到发腻的男声:“请问是卢工吗?我是东兴厂的张总啊,咱们去年什么时候见过一面的。听说您从宏达辞职了?有没有兴趣出来喝杯茶?”

我还愣着,他接着就报了价:“年薪一百二十万,年底绩效另算,您看怎么样?”

一百二十万?我脑子一时没转过来。去年东兴厂挖我好像才开到八十万,当时被我婉拒了。如今一天都还没过完呢,价格已经抬到了这个位置。

我说:“张总,我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安排。”那头马上接话:“不急不急,卢工,我们厂一台五轴的加工中心一直没人吃得透,你要是愿意来,条件都好谈。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亲自来接你吃个饭。”

我挂了电话还没缓过劲,手机又亮了。

这次是振远重工的人事经理,也是个男的,声音挺年轻:“卢工您好,我是振远重工的小孙。我们刘总听说您离职了,特意交代我联系您。年薪直接翻倍,另外住房和车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您看什么时候方便面谈?”

电话一个接一个。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回上一条,新的一条又挤进来。

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看我一言不发坐着,问了一句:“谁打来的老不接?”我说:“都是以前想挖我的厂子。”

老婆愣了一下:“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点了点头。

一个下午,我接了大概十二三个电话。

有一些我以前打过交道,有一些我压根没听过名字。

报价从两倍到五倍都有,最高的那家是温州的一个模具厂,直接跟我开出了两百一十万的年薪,还保证给我配两个学徒,专门给我打下手。

到了傍晚,手机终于安静了一阵。

我坐在阳台上,手里攥着已经发烫的手机,心里乱得很。

这些数字放在一年前,每一个都能让我心动过。

可奇怪的是,它们现在钻到我耳朵里,反而让那种“被侮辱了”的感觉更重了。

十八年,我值多少,难道非得等我说要走,你们才开始算这个账?

老婆端了杯水过来,坐在我旁边,说:“都聊了些什么?”我说:“好几家厂,开的价都不低。最高的有五倍。”老婆沉默了一下,问:“那你打算去哪儿?”

我把手机屏幕按亮又按灭,说:“不知道,我再想想。”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次。

我拿起来一看,这个号码我认识,是王根生的。

我接起来:“师傅。”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背景里有风声传来,他在室外。

“卢全,你今晚在家吧?”他问。“在。”我说,“师傅,怎么了?”那边又是一阵沉默,最后他说了声“没事”,就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心里升出一种说不清的预感。

我看了看时间,九点零四分。

窗外北风呼呼地刮着,干枯的树枝在路灯下晃来晃去。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沙发里等。

说不清在等什么,但我知道,王根生刚才那通电话,把事情推进了一步。

十一点多,门铃响了。

老婆已经睡了,我起身去开门。

王根生站在门口,穿一件旧棉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在门口站着没进来,说:“那个,我路过。”

我让开身:“进来说吧,师傅。”他没有动,眼睛看着我,像是有话要说又开不了口。

半天,他吐出一句话:“你今天签了合同没有?”我说:“没有。”

王根生忽然像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那就好。”他把手里的烟别在耳朵上,搓了搓手,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僵住的话:“卢全,厂里的账上,其实不差钱。”

06

王根生进了屋,我把客厅灯打开,他没往沙发上坐,就站在窗户跟前,背对着我。我给他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说:“师傅,你坐下来慢慢说。”

他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转过身,在沙发边缘坐下来,双手搭在膝盖上,搓了一会儿才开口:“今天下午,你在接到那几家厂子的电话时,我其实就坐在薛宏达办公室里。”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会在他办公室?”王根生苦笑了一声:“这个月,他让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厂里设备资产的清单整理出来,一件是把你参与的几项技术专利的所有人信息更新了一下。”

我的耳根子一阵发热,说:“专利?”他是老工程人,懂这个,说:“你忘了吗?前年你给那台进口设备做的传动机构改造,咱们厂以厂里名义申报了实用新型专利。薛宏达说那也算公司资产,回头要统一整理。”

“他改了谁的署名?”我问。

王根生没说话,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一会儿,把屏幕递过来。

我接过来看,那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本文件上的某一页,上面列着专利申请人信息。

第一行写的是“申请人: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二行写的是“发明人:薛杰,王根生”。

薛杰,就是阿杰。

我看着那个名字愣了好几秒,心里有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

我十八年摸出来的技术,换来的发明人署名,是薛杰。

我抬头看着王根生,喉咙里干得发紧:“师傅,这个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王根生说:“今天下午。他让我去整理资料,我在他桌上那堆文件里拍的,那台也没注意拍糊没有。”他说完又是一阵沉默,欲言又止了一阵,像是豁出去了,点开相册又翻了一张照片递给我:“还有这个。”

我接过手机。

那张照片拍的是个屏幕,像是某个财务系统里的页面。

上面显示着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账户余额,这个季度的结余,两千三百多万。

我看了三遍,数字没错,两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元。

“这就是我今天过来要说的事。”王根生声音有点沙哑,“厂里账面根本不缺钱。薛宏达跟你说亏损,是拿投资方的口径来骗你的。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把你逼走,让阿杰上位,这样以后厂里所有的技术,都捏在他自己家人手里。”

他说完,屋子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秒针声。

我坐在那里,感觉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

我回想起这半年来的种种细节,年初开始阿杰频繁出现在车间,丁秀琴三番五次“提醒”我薪资结构在调整,薛宏达反复在公开场合强调“年轻人要给机会”,而我这个老家伙,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好,以为是自己老了,以为是自己跟不上形势了。原来人家要的根本不是干得好不好,而是这技术该不该姓薛。

王根生把那两张照片发到我微信里,然后站起来,说:“卢全,师傅今天跟你透这个底,已经想好了后果。你是个好的手艺人,不能让那些人糟蹋。

我站起来,看着他的脸,声音有点哽:“师傅,那你呢?你还在厂里……”

王根生摆摆手:“我都这个年纪了,他们总不能把我怎么样。顶多就是让我早点退了。正好,我也想回家带孙子了。”他走到门口,把耳朵上那根烟拿下来,含在嘴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终究没再说出口。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我站在门口目送他消失在楼道尽头,心里翻涌着一股复杂的情绪。

愤怒、屈辱、心疼,还有一丁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

我关上门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茶几上那杯水已经凉透了,我没喝,我就坐在那儿,盯着对面墙上那幅挂了很多年的山水画发呆。

手机还在不断亮屏,那些追过来的电话和消息我一条也没看。

我心里很清楚,明天早上醒来,我还得面对一个选择。

那些工厂开出的每一份薪水,都写着对于我手艺的价钱。

可王根生今晚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才是我需要答案的问题。

他们想把我的技术变成他们家的私产。

他们想让这台机器上刻上别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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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那一夜我没睡踏实。

王根生走后,我又把手机里那两张照片翻出来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第一张,账户余额两千三百多万。

第二张,专利发明人写着薛杰。

我怎么也睡不着,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画面。

十八年的日子,像放老电影一样在黑暗里一幕一幕过去。

第二天清晨五点多,我起床,拉开窗帘,外面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一片。

我坐在床边,给老同学陈建打了个电话。

他在市知识产权局办事,算是熟人,也是我唯一信得过的关系。

电话响了五六声接起来,陈建的声音还有点儿迷糊:“大早上的,哪位?”我说:“老陈,是我,卢全。”他清醒了一点:“哦,卢工,怎么回事?”我说:“帮我查一下宏达机械的一个专利,就是前年申报的那个实用新型专利,传动机构改造的那个。帮我看看现在的发明人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翻被子的声响。

陈建说:“你等我查一下,回头给你回过去。”挂掉电话之后,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坐到阳台上,等着天越亮越透。

大约八点半,陈建打回来了。

他的语气有点为难:“老卢,我查了,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发明人那栏现在登记的是‘薛杰’和‘王根生’。跟你有关系吗?”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陈建又说:“不过,我还看到一个信息,这专利的申请文件是半年前提交的变更申请,操作的时间跟你离职的时间对得上。”他说:“老卢,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说:“老陈,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我没有动,整个人像被人钉在椅子上一样。

半年前,那正是阿杰进厂的时候,也正是我在车间里带着他把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时候。

原来他学的每一项技术,都变成了他的“专利”。

我老婆起来的时候看到我坐在阳台上,那碗粥放在茶几上已经凉了。

她走过来问:“你怎么了?脸这么白。”我把手机递给她,她看了那两张照片,脸色也变了。

她抬起头来半天没说话,最后只问了一句:“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窗台上那盆她养了好几年的绿萝,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说:“我想想。

我没有去任何一家工厂。那天我没有接那几家厂的电话,也没有回任何一条消息。我关掉手机,穿了一件旧棉袄,一个人出了门。

我在河边走了很久。

河边的风很冷,吹得耳朵发疼。

我在河边的石凳上坐了一个多小时,看着河水慢慢流,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在想。

想这十八年值不值,想薛宏达为什么能这么干,想阿杰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最后想到的,还是王根生昨晚说的那句话:“手艺是你自己的。”

对,技术是我的,专利改了名也没用。机器在那个工厂里,但它怎么转,转得好不好,我说了算。这才是他们所有人最怕听到的答案。

下午两点多,我回到家,打开手机。

屏幕马上弹出来几十条未读消息和未接来电。

我没看那些,翻开通话记录,找到了那家名字叫做“创达智造”的公司。

他们昨天上午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没有接。

但我记得他们的留言。

那个接电话的人说:“卢工您好,我们想请您帮忙解决一个设备故障,不是雇佣您,是想请您做技术顾问,价格您定,怎么修您说了算。”

我盯着那条留言看了很久,然后把电话回拨了过去。

对面响了两声就接起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卢工?您回电话了?”我说:“你们那个设备什么问题,给我说说。”那边的语气一下子变得紧张又兴奋,说:“好的好的,卢工您稍等,我让技术部的人跟您对接。”

那天下午,我心里忽然敞亮起来。像个在浓雾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一条路。

老婆晚上看到我脸色比白天好了一些。

她没多问,把菜端上桌,说了一句:“想明白了?”我夹了一筷子菜,说:“想明白了。技术是我的,那就得我说了算。谁尊重技术,我就给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