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钻进鼻腔,呛得人嗓子发紧。

我攥着体检报告单,拐过弯,就看见沈毅站在产科门口。

他手里拎着一个深蓝色的保温袋,那是我上个月买的,装汤用的。

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肚子圆鼓鼓地挺着,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膊,像一株藤蔓攀着墙。

她侧过头跟他说话,他似乎没有听清,微微弯下腰,把耳朵凑近她嘴边——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

我以前说悄悄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阳光从窗户斜斜打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站在拐角处,脚底像生了根。

我好像被卡在这个画面里了,明明是我自己的丈夫,明明我们结婚十六年,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站在别人的故事里。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体检单,上面的字在昏黄的走廊光线下有些模糊。

我没有上前,转身推开消防通道的门,走了进去。

铁门在身后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四周暗下来,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亮着,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擂鼓似的。

我应该冲上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问他那个女人是谁。

可是我没有。

我就那么靠着墙站了很久,等呼吸平静下来,等眼眶里的那股热意退下去,然后推开门,从另一侧的电梯下楼,走出了医院。

初春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有些发暖。

我站在医院大门口,抬头看了看天,蓝得刺眼。

打了车,报了家里的地址。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大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说没事,可能有点累。

他不再说话,车子汇入车流。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

路边的行道树都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街角卖水果的小贩正把橙子一个个码整齐。

这世界还是一切如常的样子。

只有我心里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到家以后,我先去厨房,把灶上炖的汤关了火。

汤是早上出门前就炖上的,排骨冬瓜,沈毅爱喝。

我舀了一勺尝了尝,咸淡刚好。

然后我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

阳光从阳台的落地窗照进来,在木地板上铺开一片暖融融的光。

我看着那道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响了两声,曹秀娇就接了。

她嗓门大,一开口就是,梓晴啊,你可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最近忙,工作室单子多。

她念叨了几句,让我注意身体,别太拼。

我应着,然后不着痕迹地把话头引到沈毅身上。

我说,妈,沈毅最近是不是挺忙的,我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还好。

曹秀娇想了想,说,好像是有点忙,上个月请了三次假,也没听他说去办什么事情。

他说调休,我也没多问。

以前他可从来不舍得请假,上次年假都没休完就回去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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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嗯了一声,又聊了几句,挂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

我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楼下一对老夫妻正拎着菜往家走,老太太走得慢,老头就停下来等她,两个人隔着半步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走着。

我看着他们消失在单元门口,然后站起来,走进书房。

沈毅的旧平板电脑放在书桌左上角,已经好几天没充过电了。

我去卧室床头柜里拿了充电线,插上,等它开机。

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有些犹豫。

但我的手已经点开了微信图标。

微信还登着,聊天列表最上面是一个备注为“筱薇”的名字。

我点进去。

最新一条消息是今天下午发的,只有三个字:到家了。

往上翻,有转账记录,备注写着“产检费”。

再往上翻,有一条语音消息。

我按了一下,又松开,隔了几秒,还是点开了。

“你到了吗?”声音温柔,带着一点南方口音的软糯,是我有过印象的嗓音。

我关掉了屏幕,在书房的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阳光从正午移到了偏西,光影在书桌上一寸一寸地移动。

我站起来,去客房把床铺上了新换的床单,又拿出枕头拍松了,放在床头。

然后我躺下来,看着天花板上的一道细裂缝,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楼下传来说话声和关车门的声音,还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响。

是沈毅回来了。

我躺在床上没有动。

门开了,客厅的灯亮了,他的脚步声穿过客厅,在客房门口停了一下。

门被推开一条缝,他没进来,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说,醒了,在客房躺了一会儿,头疼。

他说,晚饭吃了没。

我说,不太饿。

他在门口站了片刻,说,那你再躺会儿,我给你热点汤。

他在厨房里忙活了几分钟,很快就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了。

他把汤放在床头柜上,在我旁边坐下,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说,没发烧。

他的手掌很大,带着一点外面的凉气,落在我额头上时,我本能地把脸偏了一下。

他没察觉这个躲的动作,站起来说,汤放在这了,趁热喝。

然后他出去了。

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走远,在客厅里坐下,打开电视,是新闻频道的声音。

我端起那碗汤,喝了一口,是早上炖好的排骨冬瓜汤。

味道没变。

但喝在嘴里,我怎么也尝不出鲜味了。

我只喝了几口就放下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白天在医院看到的那一幕,越想越清醒,像一把钝刀子在心口来回地磨,不重,但持续地钝痛。

我告诉自己,也许有别的解释,也许那只是他的朋友,或者同事的老婆,请他帮忙陪一趟产检

可是那些转账记录怎么说呢。

那声到家的语音消息怎么说呢。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梦里我一直在走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两边都是雾,看不清前面是什么,也看不见来路。

第二天早上,沈毅已经出门了。

我起来,在餐桌上看到一张纸条,是他的字迹,写得潦草:今天飞早班,冰箱里有煎饺,你自己热一下吃。

我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把它叠起来,放回了桌上,没有收进抽屉。

我没有热煎饺,洗漱完换了衣服,又出了门。

我去了医院。

这次挂的是内科的号。

昨天来取体检报告的时候,徐福生医生说我有一项指标偏高,建议我今天再来复查一次。

我抽了血,护士让我下午来拿结果。

我走出诊室,站在走廊里,看了一眼时间,还是上午。

我没有犹豫,直接往产科的方向走去。

走廊尽头,产科的候诊区长椅上,苏筱薇一个人坐在那里。

她低着头,一只手轻轻抚着隆起的腹部,另一只手攥着手机,屏幕亮着,她盯着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缓缓地,一下一下地点着屏幕,像是在打字,又像只是在翻什么旧消息。

没有沈毅陪着。

只有她一个人。

我在拐角处站了一会儿,没有过去,也没有转身离开。

她坐得很安静,偶尔抬头看一眼叫号的屏幕,然后低下头继续看手机。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她整个人罩在一层柔和的光里。

她的侧脸看起来有些疲惫,眼下一圈淡淡的青色,不像前几天在医院见到的那样精神。

过了十几分钟,叫号屏幕跳到了她的号,她站起来,扶着腰,缓慢地往检查室的方向走。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我看着她消失在门口,才转身离开。

下了楼,在门诊大厅的候诊椅上坐了很久。

我想了一会儿,最后拿出手机,给蔡淑丽打了个电话。

蔡淑丽是我十几年的朋友了,开着一家小小的服装店,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自在。

她在电话里听出我声音不对,说,梓晴,你怎么了。

我说,淑丽,我下午过去找你。

她说,行,我给你做酸梅汤。

挂了电话,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春风吹在脸上,有些凉。

我打了辆车去了蔡淑丽的店里。

她正在给模特套一件新到的连衣裙,看见我进来,手里的衣服没放下,先盯着我脸看了一圈。

她说,你脸色太差了,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她店里的沙发上坐下来,她走去里屋,端了一碗酸梅汤出来,放在我面前。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放下碗,把事情跟她说了。

蔡淑丽听完,手里的衣架子“”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的脸涨得通红,捞起手机就要给沈毅打电话。

我拉住她的手腕,说,你别打。

她看着我,眼珠都在抖。

她说,你让我跟他说话,我非得问问他,那个女人是谁。

我说,问清楚了又能怎么样。

她顿住了,手里的手机悬在半空,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放下了手机,在我旁边坐下来,声音有些哑。

她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你总不能当没看见吧,你自己的日子,你不想过了。

我没说话。

低着头,看着那碗酸梅汤,汤面映出我的影子,模模糊糊的。

我端起碗又喝了一口,酸味从舌根渗下去,然后我抬起头看着她。

我说,我想把日子过明白。

从蔡淑丽的店里出来,我没有回家,沿着城南那条街一直走,走到了河边的步道上。

步道两旁种着垂柳,风一吹,柳条就轻轻地荡。

我在河边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河水慢慢地流,河面上漂着几片柳叶,打着旋儿。

不知道坐了多久,手机响了一声,是沈毅发来的消息。

他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回来带。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好一会儿,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他很快回复:那我去买卤菜。

我没有再回。

我把手机装回口袋里,继续看着河面。

太阳一点一点地斜下去,天边染成一片橘红色。

晚上沈毅到家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卤菜和一份凉皮,他说那家凉皮店排队排了半天。

他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问我,今天去复查了?

我说,去了。

他问,结果怎么样。

我说,正常。

他点点头,没有再问,坐下来开始吃饭。

他夹了一筷子卤牛肉放进我碗里,说,多吃点,你最近瘦了。

我看着碗里那块牛肉,夹起来,放进了嘴里。

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他大概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一边吃一边跟我讲今天航班上有趣的事。

我听着,嗯嗯地应和着,没有再像以前那样问他一句然后呢。

吃完饭,我起身收了碗筷,去厨房洗。

他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说,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的手在流水下顿了顿,说,没有,可能累了。

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转身走回客厅。

他没有再问。

我握着湿漉漉的碗,在水槽边站了很久,直到水龙头里的水变得冰凉。

那天晚上我住客房。

第二天一早,沈毅又飞走了。

我听着门锁咔嗒一声合上,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起来。

拉开窗帘的时候,外面下了雨,淅淅沥沥的,玻璃上挂了一层水珠。

我没有开灯,就站在窗前,看着雨滴顺着玻璃一道一道往下滑。

手机的短信声忽然响起,是银行发来的每日余额提醒。

我看了一眼那串数字,放下手机。

想了想,我又拿起来,打开银行App,翻出了过去三个月的交易记录。

我一条一条看得仔细,手指在屏幕上缓慢地滑动。

金额不大的,但很频繁,时间也都对齐。

有的是周末,有的是他调休的日子。

我把他那些他所谓的去加班,或者出门办点的日子拿来一对,全对上了。

我把手机屏幕关掉,放在床头柜上。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噼里啪啦地响。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律师事务所。

朋友介绍的,说常年处理离婚案子。

律师姓黄,四十多岁,声音平和,她问我,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我说十六年,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她又问,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写谁的名字。

我说,婚后买的,写两个人名字。

她翻了一下我带来的材料,抬起头说,从你现在提供的信息来看,如果你要提出离婚,财产分配方面,大部分应该能争取到。

但如果对方不同意,可能需要走诉讼程序,周期会拉长。

我点了点头,问她,起诉的话,需要什么材料。

她递给我一张清单,让我回去慢慢准备。

我道了谢,把清单对折,放进包里。

走出律师事务所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清新味道。

我站在门口,看着湿漉漉的路面反着天光,没有马上打车走。

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我爸发来的微信。

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每次发消息都要折腾半天。

消息只有几个字:闺女,吃饭没。

我盯着那个“闺女”,眼眶猛地一下热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把那股热意逼回去,然后打了一段字:爸,我吃了。

您也好好吃饭。

他很快回了一个“好”字,后面跟了一个微笑的表情,陈旧的那种,黄色的小圆圈脸。

我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机放回包里,站起来打了车。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医院,拿到了复查报告。

一切正常。

徐福生医生说,指标都下来了,注意休息。

我道了谢,从诊室出来。

在走廊里,我站了一会儿,往下走。

走到医院门口时,我停住了脚步。

正前方,沈毅和苏筱薇站在台阶下面。

苏筱薇一只手扶着沈毅的胳膊,另一只手撑在后腰上。

沈毅另一只手里拎着药房的袋子。

他们在说话,苏筱薇仰着头看着他,语气轻柔,他低着头在听,像是在认真叮嘱什么事情。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像一幅安宁平常的图画,那种不需要第三个人参与的画面。

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我拢了拢外套,转身从另一侧的偏门走出了医院。

那晚回到家,沈毅已经在了。

他坐在客厅里,看到我进门,站起来说,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没接。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确实有两个未接来电。

我说,手机调成静音了,去医院复查了。

他说,结果怎么样。

他点了点头。

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换了鞋,从他面前走过去。

他忽然叫住我:梓晴。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他顿了一下,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

他没再接话。

我走进客房,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沿上,房间里很黑,没有开灯。

我听着自己在黑暗里的呼吸声,很久很久。

然后我打开手机,翻到航空公司的订票页面,输入了一个地名,屏幕上跳出许多航班信息,我选了后天的一班。

我按下了确认键。

页面跳转到支付确认时,我的手指停住了。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大大的金额数字,还有航班号,房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第二天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餐厅里,面前摊着一张纸,是下午从律师那里拿回来的清单。

我一条一条地在网上搜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做了不少功课。

有些材料放在书房左边的抽屉里,有些则锁在卧室衣柜最底层的铁盒里,我知道都在哪儿。

大概列出了要准备的东西,然后把纸折好,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

第二天一早,我回家收拾行李。

我告诉沈毅我要出一趟远门,他问我出什么远门。

我说去南方走走。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钟,说,去多久。

我说,没定。

他说,那我陪你。

我摇了摇头,说,不用,我一个人想安静一下。

他没有再坚持。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他最终只问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

他站起来,走过来,伸手在我肩上按了一下。

他的手很沉,像压着一块石头。

他没有说话,松开手,走了出去。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在楼下停了一会儿,然后走向车子。

车子发动,驶出小区大门,没有回头。

那天下午我没出门。

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该洗的衣服洗了,该擦的桌子擦了。

然后我开始做饭,做了四个菜,都是沈毅爱吃的,红烧排骨,清蒸鲈鱼,蒜蓉空心菜,还有一个番茄蛋汤。

饭菜做好,用保鲜膜盖好,放进了冰箱。

我把冰箱门上那张旧便条撕下来,想了想,没有写新的。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没有开灯,也没有放音乐。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

晚饭我没有吃。

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放在玄关。

一个白色的小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本护照,一张银行卡,还有我爸给的那个信封。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夜色一点一点漫上来,把整个屋子吞没。

我没有开灯。

就这么坐着,看着窗外远处几点灯火,一直到天亮。

我一直坐着,没有睡。

天亮了。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细长的光。

我洗漱完,穿了一件浅色外套,把头发扎起来,从镜子前走过去了。

镜子里的我脸色不太好,但眼睛挺亮。

我拎起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

这是被我们住了十六年的家。

客厅里有一套深灰色的布沙发,我一眼就看中了,就为了这套沙发,我们跑了三个建材市场。

现在它摆在那里,像一件沉默的旧家具。

冰箱门上贴着孩子小时候画的画,已经褪色了。

厨房的窗台上还放着那盆罗勒,是该浇水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走过去,给那盆罗勒浇了水。

然后我出了门。

下楼的时候,脚步声在楼道里一下一下地响。

我一路没有停,走出单元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初春的天蓝得透明,有两只鸟从楼顶飞过,呼啦一下就没影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向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去机场的路上,我给蔡淑丽发了条消息,告诉她我出来了。

她秒回:你真走了?

我回:走了。

她又问:去多久。

我说:还没定。

她发了一串长长的语音,我没有点开听,回了一条文字:到了跟你说。

车子上了机场高速。

路边有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看过去很养眼。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那些田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

包里放着护照和那张机票,被我摸了无数次,边角有些卷了。

上面印着一个地名,那是我十六年前跟沈毅度蜜月时去过的地方。

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选了这座小城。

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潜意识里有一个念头:去一个曾经幸福过的地方,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找到当初的那种感觉。

机场高速的车不多,很快到了航站楼。

我办了行李托运,过了安检,在候机大厅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手机忽然响了。

是沈毅。

他看着屏幕上跳动的那个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接了。

我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他的声音传过来:“梓晴,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机场。”他像是被呛了一下,声音有些卡壳,急急地追问:“你要去哪儿?”我说:“出去走走,散散心。”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的事?我正想跟你解释——”

“不用了,”我打断了他,“我没想听解释。等我到了以后再慢慢说吧。”还没等他再开口,我挂断了电话,按下了关机键。

屏幕暗下来,变成一个黑色的镜子,映出我自己的脸。

我看了自己一眼,然后站起来,走向登机口。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舷窗边,看着地面上的城市越来越小。

机场的样子看起来像一片灰色的积木,那些楼房、公路、河流,都缩小成一张拼图。

云层漫过来,遮住了一切,只剩白茫茫一片。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一幕一幕地过,都是过去的事。

沈毅第一次请我看电影,他坐在我旁边,手心一直在出汗。

沈毅说,等他赚够钱就带我去环游世界。

后来他开了机长,挣的钱是越来越多了,但他再也没有提过环游世界这四个字。

落地的时候,当地已经是黄昏,太阳挂在天边,红彤彤的,把云层染成了绚丽的橘红。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晚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咸湿的陌生的味道。

我打了辆车,报了一个旅馆的名字。

那是当年我们度蜜月时住过的那家,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在。

出租车沿着海岸线开着,窗外的海浪白花花地翻涌。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那些浪,心里很平静,一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后的、疲惫而踏实的平静。

旅馆还是当年的模样。

红顶白墙的小楼,院子里种着三角梅。

只是旧了一些,院墙的水泥有些剥落了。

老板娘换了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穿着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她看了我的身份证,说,一个人来的?

我说,是。

她递给我钥匙,指着楼上:二楼,海景房。

我提着行李上楼,推开房门,一阵海风迎面扑来。

窗户正对着海,海面上泛着金红色的光,太阳正一点一点往下沉。

我把行李放在地上,在窗台边坐下。

看着那片海,金色的光在海面上铺开,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晚霞,太绚烂了,绚烂到让人觉得昨天和前天都像假的。

我在这里哭了,很大声。

这半年来,我第一次没有忍住。

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觉得自己能撑住。

但看到那片海,看到那片落日,我忽然就忍不住了。

在旅馆住了下来。

日子过得很慢,没有航班时刻表,没有家务,没有别人推着你往前走的声音。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在楼下吃一碗清汤面,然后沿着海边走很久。

那些沙子白而细软。

我一个人沿着海岸线走,走到不想走了就坐在沙滩上看远处捕鱼的小船。

傍晚的时候回旅馆,帮助老板娘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打理院子里的花草,晾晒床单被套。

老板娘姓郑,郑阿姨很喜欢跟我说话,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

她说她老公以前是跑船的,后来出了一次事故,人就没了,留下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这间小旅馆把孩子们拉扯大。

现在孩子都在大城市安了家,让她过去养老,她不肯。

她说:“这个旅馆我住了二十年了,每天听得到海浪的声音,我走不了。”她说话的时候,手里的蒲扇摇啊摇的,眼睛看着远处的海面,像在看着很远的地方。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院子的藤椅上,郑阿姨端了两碗绿豆汤走过来,递给我一碗。

她说:“来了几天了,我看你是不是有心事。”我没有说话,接过来喝了一口,凉丝丝的。

她在旁边的躺椅上坐下来,没有看我,自顾自地说:“有时候人心里闷着一口气,走到再远的地方,那口气也带在身上的。你要想把它放下,得先看清它是什么。”她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两个人就那样坐在院子里,听着远处的海浪声,一口一口地喝完了绿豆汤。

那天晚上,我躺在旅馆的房间里,窗外的浪声隔着玻璃传进来。

我把沈毅发给我的消息一条一条翻出来看了一遍。

他后来发了很多消息,那些消息一条比一条长。

我没有回。

我没有按着自己的心去思考要怎么回,因为我知道,我的话还没想清楚。

我关掉屏幕,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窗外海浪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人的心都掏空。

第七天早上,接到何叔的电话。

他说:“梓晴,你爸最近咳嗽又厉害了,前天去卫生院住了两天院,今天刚出来。”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何叔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声音温和地补了一句:“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海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何叔,我明天回来。

挂了电话后,我在窗边站了很久。

当天下午,我收拾好东西,去楼下找郑阿姨告别。

她正在院子里侍弄那几盆月季,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没多问,只说:年轻人出远门,总会想家的。

她说着转身回屋里,拿出一个布袋子递给我,是她自己蒸的馒头:“拿着路上吃。”我接过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谢谢。

她拍了拍我的手,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郑阿姨的儿子送我去机场。

一路上我没有说话,窗外的海岸线越来越远。

我的手机一直关着机,直到过了安检。

在候机厅里,我把手机从包里拿出来,开了机。

铺天盖地的消息,都是沈毅。

那些消息我没看,直到最后一条,是蔡淑丽发的:“梓晴,沈毅知道我去找过你了。他今天来我店里了,脸色很憔悴。他说了一句:‘我错了。’他走了以后,我总觉得该告诉你。”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收进口袋,上了飞机。

飞机落地的时候,又是一个晴天。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远远地就看见了他。

他站在人群最后面,没有举牌子,也没有喊我,就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外套,头发有些乱,像是很久没有打理过。

人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他手里攥着一块手表,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那是我结婚第二年买给他的生日礼物,一块老款的机械表。

他戴了十几年,表盘边的金属已经磨得发亮,但他一直没换过。

后来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当年考机长执照的时候,就是戴着这块表进的考场。

他说,戴着它,感觉我就在身边。

现在他站在出站口,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

他看见了我,但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我拉着行李箱,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

我们之间隔着两三步的距离,人流像潮水一样从我们身边涌过去,只有我们两个,站成两块礁石。

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像好几天没有喝水。

他说:“我错了。”三个字,他说得很慢,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看着他。

看着他眼里的血丝,看着他干裂的唇角,看着他手里攥着的那块表。

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带着一股春天独有的阳光的气味。

我垂下眼,看着他手里的表:“你来找我干什么。”他没有说话。

沉默了很久。

人来人往,换了好几拨,他才终于开口:“我来找你回家。”我低头看着那块表,然后抬起头:“我不是没给你机会。”我说得很轻,几乎被风吹散。

他的身体猛地一颤。

“我给了你很多年机会。”我继续说,“我一直以为你会问我,一直等到今天。”他没有接话,只是更紧地攥着那块表,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我迈步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回头。

他知道我没有说原谅,但他听到我说:“我要先回家,看看我爸爸。”他没追上来。

我走出机场大厅,阳光白花花地砸在头顶。

我站在路边的那棵大树下,等出租车的时候,我低头看着手里攥着的那块表,那是他刚才塞进我手里的。

表盘上的秒针还在走。

我把表翻过来,背面光滑冰凉的金属上,刻着两个字——我的名字。

他戴着这块表,戴了十几年,表壳上都留下了磨损的划痕。

我的指腹轻轻划过那两个字,摸到了刻痕的边缘。

我攥紧它,攥了很久,直到金属被我的掌心焐热了。

后来我听蔡淑丽说,那天我把表拿走了以后,沈毅站在机场出站口,站了很久很久,久到保安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

他说不用。

他的目光一直追着我坐的出租车远去的方向,但出租车早就没影了,他只是在看那个方向的天空。

我回了我爸那里。

小卖部门口的那把塑料椅子还在老位置,他坐在那里,戴着老花镜,手里握着一个橘子,不像是在剥,倒像是在发愣。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也没问我去了哪里,只把手里的橘子递过来,说:“回来了,吃个橘子。”我接过来,没有剥。

我在他身边坐下来,靠着他的肩,像小时候那样,叫了他一声:“爸。”他伸手,在我头顶摸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天下午,我坐在小卖部门口,看着我爸进进出出忙活的样子。

太阳从头顶慢慢地移向西边,把小卖部那块旧招牌的影子拉得很长。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起了离开海边的那天早晨,郑阿姨跟我说的话:“年轻人出远门,总会想家的。”我想,我知道那座小城的海是什么颜色了。

我想,我也知道了,那块表上刻着的我的名字,是他这十几年来,唯一没有摘下来过的东西。

傍晚的时候,我站起身,走到街边。

风暖洋洋地吹在脸上,我掏出手机,给沈毅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七个字:明天回来,大家谈谈。

发完之后,我没有等回复,没有再看他发过来的那些长篇的消息,把手机收回口袋里。

阳光洒在街面上,暖洋洋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往回走。

天边的云被夕阳镶了一道金边。

我知道,明天,我会去机场,见到他,然后听他把那些攒了十六年的话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