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哐当一声合上，会见室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
高启强坐在玻璃后面，穿着那件灰色的囚服。他没有寒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隔着玻璃推过来。信封泛黄，边角磨得起了毛。
“安警官，旧厂街还有个真相，答案都在里面。”
安欣接过信的时候，高启强站起身，被法警带走了。
他走出看守所，外面下着小雨，他站在雨里把信封拆开。
信纸已经发黄，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站在厂门口，肩并着肩，笑得坦然。
其中一个，安欣认得，是他父亲。
另一个，他更认得，是高启强的父亲。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厂里没有平安夜。
安欣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脑子嗡的一下，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
01
安欣回到局里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坐在桌前又拆开那封信，信纸已经看了不下十遍了，内容很简单，就是一张照片，没有多余的字。
只有照片背面那行字，像是用钢笔写上去的，墨水洇开了一些，笔画有点模糊。
厂里没有平安夜。
他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划过。
照片上的安志国站在旧厂街轧钢厂的大门口，胸前别着一枚工作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他旁边站着的高德安瘦高瘦高的，一只手搭在安志国肩膀上，两个人像是关系不错的样子。
安欣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拿出手机拍了张照，发送到一个号码。没过多久，手机响了。
“查过了，照片是2000年之前拍的，厂门上的字还是老款，应该至少有二十年了。”电话那头的人停了一下，“这跟你爸有什么关系？”
“说不准。”
安欣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开始翻旧账。
安志国出事那年，他才十岁，只知道是车祸。
后来他长大以后偶尔问过亲戚，得到的回答都是“事故就是事故，人都走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他一直觉得这话不对劲，但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安欣去了旧厂街。
这一片已经划了拆迁范围，沿街的铺子关了大半，墙上写满了红色的“拆”字。
他在巷子里转了一圈，找到原来轧钢厂的位置，铁门锈得不成样子，锁链上挂着一把大锁。
他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离开旧街的时候，他碰见了高启兰。她提着一个编织袋，从一栋老居民楼里出来，看见安欣愣了一下，又当没看见。
“高老师。”安欣叫住她。
高启兰站住了，没回头。“我哥的事已经定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他给了我一封信。”
高启兰这才转过身，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信？”
安欣把信封拿出来晃了晃，高启兰盯着那个信封看了一阵，表情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然后她没接话，转身走回楼里，过了几分钟，又出来，手里多了一个旧笔记本，草绿色的封皮，边角已经磨白了。
“这是他以前记的东西，留在我这儿。你要是真想查，就拿去。”
安欣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就画着一张手绘管线图，第七车间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标注了“袁”字。
他抬眼想再问什么，高启兰已经走远了，拐进了巷子尽头，没有回头。
安欣翻着那个笔记本，回到局里，把图纸拍了照，然后调出了2000年旧厂街轧钢厂事故档案的电子档。
卷宗不算厚，公开的部分就是事故报告、伤亡名单、善后处理意见。
报告认定原因是煤气管道老化泄漏，引发爆炸，一共十七名工人遇难，损失重大。
责任人处理一栏，写着高德安的名字。检修不到位，签字确认了隐患排除结果，负主要责任。
安欣往下翻了翻，发现第七车间在报告里就被提了一笔，详细的检修记录和管线改造方案都没有附在后面。
他数了数页码，觉得不对。
重新翻了一遍，发现报告的中间有三页缺失，页码从第五页直接跳到了第九页。
他查了查借阅登记记录，档案的每一页背面都有借阅时间的盖章。
结果发现，2001年3月，也就是事故之后三个月，这份档案被人调阅过一次。
调阅人的签名是：袁康。
袁康。
安欣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他在电脑里敲了进去，跳出来一行介绍：京海市商会副会长，袁康。
名下有三家公司和两家参股企业，长期从事建材和房地产开发。
安欣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帮我查个人，袁康，市商会的，以前在旧厂街钢铁厂干过。”
“你查他干什么？”
“旧账。”安欣说，“算旧账。”
02
第二天中午，安欣去了一趟区档案馆。
档案室里摆着一排排铁皮柜子，空气里一股樟脑丸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
管理员是个中年女人，听见他要调旧厂街轧钢厂的原始卷宗，皱了皱眉。
“那个档案年前被城建局借走过，说是拆迁核查要用，还没还回来。”
安欣掏出警官证。“谁出面借的？有记录吗？”
管理员翻了半天本子，指着一行字：“城建局退休返聘干部，韩桂云。借走了三卷，说是要配合拆迁指挥部做旧厂房安全评估。”
安欣把名字记下来，又指了指电脑屏幕：“电子档案的借阅记录也给我调一下。”
管理员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来一张表。
安欣扫了一眼，2000年事故报告的电子档案，一共被浏览过七次，其中三次是事故善后时期，另外四次，都是近五年内。
最近的一次，就在两周前。
他问管理员：“这几次浏览都是谁操作的？”
管理员摇头：“系统里没记那么细。”
安欣回到局里，先给市城建局打了个电话，问韩桂云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人说韩桂云退休好几年了，人不在局里。
他放下电话，又想了想，拨通了省厅老同事的电话。
“帮我查一个叫韩桂云的人，城建系统的，以前跟旧厂街那片拆迁有关系。”
“你最近怎么回事，查的全是老底子的人。”
“公安办案不能只看新底子。”
对方笑了一声，挂了电话。
安欣坐在桌前，又翻开高启强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
前面几页是进货记录，什么品种多少斤多少钱，条理清楚。
后面十几页，全是手绘的图和零散的记号。
他对旧厂街不陌生，小时候跟着父亲去过几次，但记忆已经模糊了。
笔记本上的图画得很细，车间布局、管道走向、阀门位置，都有标注。
第七车间那条管线末端，用红笔反复描了几遍，旁边写了一个字：袁。
安欣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收进抽屉，拿起外套往外走。
傍晚的时候，他找到了沈英才。
沈英才今年七十出头，住在城郊一栋老居民楼里，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当年旧厂街派出所全体民警的合影。
沈英才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把安欣递过来的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这是你爸？”
“嗯。”
沈英才叹了口气：“你爸当年经常来找我抽烟，他那个人，犟，认准了的事不撒手。”
他放下照片，抬眼看着安欣。“你查这个，是你爸的事还是高启强的事？”
“都有。”
沈英才沉默了一阵，站起身走进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来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一截变形的铁管，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这个是那场事故之后，我从第七车间捡回来的。当时觉得做检测可能用得着，就一直留着。”他把塑料袋递给安欣，“你拿去检验看看，跟当年事故报告的结论对不对得上。”
安欣接过塑料袋，摸了摸那截铁管，冰冷的锈迹硌在指腹上。他抬头问：“沈叔，当年高德安那个人，你觉得他像是会签那种字的人吗？”
沈英才没直接回答，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高德安这个人，老实，厂里数一数二的能干人。说他检修不到位，我到现在都不信。”他顿了顿，“但那时候规矩多，该往下查的时候，上面不让查了。”
安欣攥着塑料袋出了门，站在楼下点了根烟。
烟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高启强的笔记本里夹的一张纸，是高德安在狱中写的一封没寄出去的信。
他打开照片放大看，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让小兰别等我吃饭。
安欣把手机揣进兜里，烟灭了。
03
鉴定结果出来得比安欣预想的快。
省厅物证实验室那边打来电话，找他的是一个叫老金的工程师，说话不绕弯：“你送来的那截阀门管件，管壁腐蚀的程度和断口磨损的位置，跟原事故报告里描述的情况对不上。”
金工程师翻着报告：“事故报告认定是管道老化泄漏，但这截管子内壁的断裂形态，是外力切割后回填的痕迹。像是换过管子，但换的管子本身有问题。”
安欣握着电话的手指紧了紧：“你的意思是，这不是老化导致的泄漏，是换上去的管件有质量问题？”
“从物证上看，存在这个可能。但单凭这一段管件说明不了全部情况，你要是能拿到原来的检修记录，或者更换管线的登记表，就更清楚了。”
安欣挂了电话，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高启强的笔记本上标着“袁”字的那个位置，就是第七车间的管线末端。
他把这个名字钉在墙上那张重案板的白纸上，旁边画了一条线，连到高德安的名字上，又画了一条线，连到安志国的名字上。
三条线交汇的地方，他画了一个问号。
他又去找了一趟周满仓。
他按照李珍珠之前留下的信息，查到周满仓后来去了北江，在第三纺织厂的家属院当锅炉工，扫了十五年地。
他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找到了那栋家属院。
锅炉房在院子的最里面，墙皮已经破了，门口堆着煤渣和空酒瓶。
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男人蹲在门口，手里捏着烟屁股，见有人来，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安欣，没说话。
“周满仓？”
男人把烟头在地上摁灭了：“你是谁？”
安欣掏出证件递过去。周满仓接过来看了一眼，又还给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安志国的儿子？”
“你认识我爸？”
周满仓不答话，转身走进锅炉房，过了半天，拿出一卷纸和一个塑料袋。
“你爸当年让沈英才给我塞过一张纸条，让我躲远点。他说有人在换管子的单子上动了手脚，叫我谁也别信。”他把纸卷摊开，是张被水泡过、字迹发糊的班表，“还有这个，爆炸前一个月的排班表。第七车间夜班的当班人，上面写着袁康。”
安欣把班表接过来仔细看，字迹虽然模糊，但还认得出名字。他抬头看着周满仓：“当年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周满仓蹲回门口，又点了一根烟：“我拿出来干什么？安志国拿了证据都死了，我一个锅炉工，拿得出什么？”他吸了一口烟，把烟雾吐出来，“而且那天，我亲眼看见袁康把一沓钱塞到韩桂云的包里。从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查下去，死的就是我。”
“现在呢？”安欣蹲下来，平视着他，“现在你愿不愿意回去做个证？”
周满仓沉默了很久，烟抽到一半，把它扔在地上踩灭了：“袁康不倒，我不出面。”
他转身走进锅炉房，再也没有出来。
安欣站在院子里，风吹过来，让人心里发凉。
04
回到京海的第二天，安欣去了城郊的养老院。李珍珠今年八十岁，住在一间朝南的小房间里，窗台上摆着一盆蟹爪兰，花开得不大好，蔫蔫的。
安欣进门的时候，她正坐在床边打盹。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看了他半天。“我认识你，”她说，“你是安志国的儿子。”
安欣在她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李奶奶，我想问您点事，关于旧厂街那场爆炸。”
李珍珠没有接话，目光落在窗外那盆蟹爪兰上。“你爸当年也来问过我。我问他在查什么，他说，查那些不该死的人为什么死了。”
“他说得对。”安欣说。
李珍珠慢慢转过头来，看了他很久，从床边摸出一个锈铁盒来，锁扣已经锈死了，她用指甲来回抠了几下，终于打开了。
盒里东西不多，一张被水泡过的领料单，字迹已经发糊了，落款处还剩半个姓氏，笔画依稀能看出一个“袁”字。
“爆炸那天晚上，我值夜班，看见有人往第七车间拖东西。蒙着黑布，形状长长的，像管子。后来事故报告出来，说是管道老化，我心说不对，老化了怎么还会有人往里面拖东西？”李珍珠把领料单递给安欣，“这个是他们贴出来的检修单，我偷偷揭了一张留下的。当时袁康是车间主任，这上面签字的，八成是他。”
安欣把领料单捧在手里，纸面又薄又糟，他已经不敢用力捏。他问：“后来你怎么没交出去？”
李珍珠低下头，沉默了很久：“交上去怎么了，你爸把命都搭进去了，我一截老骨头，能顶什么事？”
安欣没有催她。
李珍珠叹了口气：“你爸走的第二天，高德安就认了罪。那时候我觉得不对，可我一辈子就在厂里当个护士，我懂什么……”
她说不下去了，摆摆手：“你拿去吧，能查出个结果来，也算对得起那些人了。”
安欣把铁盒捧在手里，从养老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领料单小心地收进证物袋，放进上衣口袋，轻轻按了按。
他想起高启强递给他信的那个下午，隔着那层玻璃，高启强的眼神很平静，像是把自己最后一段话已经说完了。
他把信封带回了家，重新铺开在桌子上，对着光看了很久。
信纸夹层似乎比他第一次看的时候厚了那么一点。
他用手指沿着封口的边沿慢慢捏了一遍，在内层衬纸里捏到一处不对的地方。
他用刀片小心地沿着衬纸的边线割开，里面露出半行小字。
那一行字像是用铅笔写的，笔画已经有些淡了，但还能认出来：找赵卫东家属。
赵卫东？安欣皱了皱眉，打开电脑搜索这个名字。当年的旧厂街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区安监局派去负责事故调查的人。不出名，档案信息也很简单。
2008年病逝。他往下翻，看见一行备注：其遗属现居住于本市建设二村，五栋302室。
安欣把电脑关掉，走到窗前。
外面马路上路灯亮了，昏黄一片，照在楼底下那棵老槐树上。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把那封信重新叠好，放进抽屉里。
他躺下却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高启强的脸，隔着玻璃，没有表情地看着他。
一会儿是父亲的照片，站在厂门口，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一会儿是那行小字，找赵卫东家属。
旧厂街的那场爆炸已经在二十多年前发生了，死掉的人一个一个被埋进土里。但那些埋在土底下的东西，好像一直在等着一个被挖出来的日子。
他翻了个身，把枕头压得扁扁的，还是没有睡意。窗外的风声一阵一阵的，像旧厂街那个厂门夜里被风吹得哐当作响的声音。
05
北江的雨下了一夜，安欣没睡好。
天亮之后他又去了一趟旧厂街，这一次不是去轧钢厂那边，而是去了第七车间的旧址。
拆迁队已经把外围的几栋老库房扒了一半了，碎砖和鹅卵石一样堆得满地都是。
他绕过警戒线，从围挡的缝隙里钻了进去。
第七车间的主体结构还在，但顶棚已经破了几个大洞，阳光从窟窿里漏下来，照在长满野草的机器基座上。
他蹲下来，用手掌贴了贴地面，指尖触到一层粗粝的灰。
这块水泥地上曾经摆过十七具盖着白布的担架。
他站起来，在车间里走了半圈。
东墙根有一块铁皮柜，已经锈得打不开门了。
他拿撬棍把柜门撬开，里面滚出几卷发霉的图纸和几张旧办公用的信笺。
他把图纸捡起来抖掉灰尘，是第七车间的管线平面图。
他对照着高启强笔记本上的手绘图看了一会儿，在图纸的右下角找到了一行钢笔写的签名：审核，袁康。
图纸上标注着管线的更换日期：2000年12月18日。距爆炸发生还有一个星期。
安欣把图纸叠好，揣进怀里，快步走出了围挡。
星期一下午，省厅经侦支队的老沈给他来了电话。
“你之前让我查的那个袁康，有东西了。”老沈的语气带着点兴奋，“这个人名下资产跟申报收入差距不小，至少有三套房不在他名下，挂在亲戚名下，资金往来也不干净。”
安欣拿着电话没吭声。
老沈继续说：“更邪门的是，他公司账上有一笔钱，每年固定汇到一个已经注销的账号上，收款人是一个叫赵卫东的户头，2008年之后还继续打了一笔‘抚恤金’。”
安欣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赵卫东是当年事故的调查组组长，已经过世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钱是在流的。”
安欣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他站起身，去了建设二村。
五栋302室的防盗门漆皮已经起翘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开的门，穿着藏蓝色的旧棉袄，看到安欣递过来的警官证，愣了一下，但没有显出意外的神色。
“赵卫东的家属？”
“我是他老婆。”
安欣在沙发上坐下来，客厅很小，收拾得干净利落。
墙角挂着一张黑白遗照，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面容清瘦。
他和照片里的赵卫东对了一眼，开口说：“嫂子，我这次来，想问一问你丈夫生前的事。”
赵卫东的老伴没有马上接话，而是走到窗边，往下看了一眼，然后拉上了窗帘。“你说吧。”
安欣把那封高启强信里的照片摆到茶几上：“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高德安。他们都是旧厂街轧钢厂事故里死的。”
赵卫东的遗孀低头看了一眼照片，又移开了目光。
“你爸的事，我知道。”她沉默了一会儿，“我家赵卫东，走之前一年，整天睡不好觉，半夜总是醒，有时候坐在客厅里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
她走进里屋，过了好一会儿，端出来一个铁盒子。
盒子盖得严严实实，用胶带缠了好几层。
“他走之前，交代我，说这个盒子五年以后才能打开。我前几年才打开的，里面就是一本笔记本。”她把铁盒放在茶几上，“他自己说，该来的总会来，让我不要主动拿出来。”
安欣拆开胶带，打开铁盒。
盒子里躺着一本黑皮硬面笔记本，封皮已经磨得泛白。
他翻开第一页，笔迹整整齐齐，是赵卫东写的。
前面记录了旧厂街事故调查的过程，安欣一页一页往后翻，越翻越觉得呼吸发紧。
06
赵卫东的笔记本里记得很细。
2000年12月18日，第七车间更换管线。
参与人员有袁康、高德安等。
更换完成后，袁康以“年末检修，不必留档”为由，压下了管线更换的记录。
2000年12月24日晚，爆炸发生。
随后有人通知袁康，让他处理后续。袁康找到高德安，说只要高德安签字认下这次事故责任，他的两个孩子，高启强和高启兰，这辈子不会有人动。
高德安在认罪书上签了字。
安志国的名字出现在笔记本的后半部分。
2001年1月10日，安志国来事故调查组，问了一些关于管线更换的细节。
赵卫东写下，他当时并没有认真答话，事后觉得这人太倔，可能会出事。
2001年1月17日，安志国在江堤上“出事”。
赵卫东在最后几页写得很短：袁康安排人做了那件事。我拦不了，也没敢拦。我后来调走了，离开了那套系统，我管不了。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句：我和袁康签了协议，他供我家孩子上大学直到毕业，我不吱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东西留下来。
安欣合上笔记本，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说话。
赵卫东的老伴坐在他对面，手放在膝盖上，指尖微微发抖。“我没看过里面的内容，”她说，“我知道那几年他活得不痛快，但我没敢问。”
安欣把笔记本收进证物袋，小心地放好。他站起来，朝她弯了弯腰。“谢谢你，嫂子。这本子，我会交到该去的地方。”
她站在门口，张了张嘴，最终说了一句：“当年那场事故，我家老赵欠下的，不是一句道歉能还清的。他能把这本子留下来，我心里……就好受一点。”
安欣下楼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他站在楼下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老沈，赵卫东那边有东西了，是他自己的日记。写得很清楚，袁康做的手脚。”
老沈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弄？”
“按程序报省厅，然后办。”
安欣挂了电话，骑上摩托车，没有回家，一路开到了郊外的墓园。
墓园夜间已经关门了，大门锁得严严实实。
他把摩托车停在门外的路灯下面，蹲在路牙边上点了一根烟。
烟头在黑暗里明灭着，他抬头看着墓园里的山坡。
安志国就埋在那个坡上。
安欣没进去，就那么蹲在大门外的水泥地上，把一根烟抽完，又点了一根。
第三根抽到一半的时候，他把烟头摁灭，埋进土里，站起来，骑上摩托走了。
第二天上午，他把材料送进了省厅。
晚上回到局里，他女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什么，他说在忙旧案子。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你小心一点。”
“我知道。”
他放下电话，翻了翻手机，看到一条未读信息，是高启兰发来的。只有一句话：“我哥说，信封里还有一层，你注意封口的胶带。”
安欣愣了愣。他拉开抽屉，取出那封信，再次拿起那枚从封口上揭下来的旧胶带，侧着光看。电话响了，是省厅老沈。
“你停职了。”老沈说，“刚刚市纪委那边转来一封举报信，说你跟死刑犯家属有非正常往来。队里让你先停职三天配合说明情况。”老沈语气顿了顿，“你最近小心点，他们动真格的了。”
安欣把胶带放下，慢慢靠回椅背上。“知道了。”他说。
他挂掉电话，没有回去，而是坐在办公室重新把信封举到台灯下。
那截胶带上有一枚浅淡的指纹，不像是高启强的，也不像是他自己的。
他想起高启兰那句话：“你注意封口的胶带。”
他拿指纹刷扫了一遍，然后拍照，发给省厅技术科的同事。“帮我比对一下这枚指纹。”
发完之后他关上灯。
黑暗里，他把信纸重新展开，指尖划过那行字：“厂里没有平安夜。”他又翻过信封背面，来回地看，然后他看到了信封内层衬纸上的那行小字，隐约还能辨认出几个铅笔字。
他盯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赵卫东家属。
他放下信，轻轻嘘了一口气。
07
停职的三天，安欣没有待在家里。
他把高启强的信和赵卫东的笔记本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纸上列了一张时间轴。
从2000年12月18日，到2001年1月17日，每条线索都标了一个点。
他确认了一件事：高启强在信里留给他的信息，不只是照片和那行字。
那枚旧胶带上的指纹，加上内层衬纸里的铅笔字，是一组完整的指向。
赵卫东的日记证明了指纹的主人是谁。
高启强手上拿到的信息，比他原来以为的要多。
第三天下午，他在家里翻出当年那起事故的公开报道。
晚报的版面上有遇难者名单和照片，他一行一行看过去，十七个名字，有些面孔年轻得让人不敢看。
他在这十七个名字旁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安志国。
后面没有照片，只有一行字：区安监局干部。
原来父亲的死也被记在这张纸上。事故善后人员因公殉职。安欣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眼睛发酸。
第四天一早，他回局里述职，停职解除。
走廊里有人和他打招呼，神色跟平常一样，但他能感觉到，大家看他的眼光有点变了。
他没有解释，径直去找了处长，把省厅的受理回执和材料备件摆到桌上。
处长看完材料，又看了他一眼：“你憋了多久了？”
“从接到那封信开始。”
“这案子牵涉面大，不是我们一个市局能扛的。你报到省厅没有？”
“报了。省厅经侦已经立案了。”
处长把材料收起来，在抬头写下批示。“那你继续配合省厅。材料我这边补一份，给你出正式的移交手续。”
安欣拿着手续走出办公室，迎面撞上了沈思聪。这个年轻人是他带过的徒弟，已经从经侦调去了刑侦，手里抱着个文件袋。他看见安欣，欲言又止。
“安哥，听说你被举报了？”
“谣言。”
“那你还查吗？”
安欣看着他：“你不也还在干警察吗？”
沈思聪说：“我听说你们查的那个案子，背后站的人很多。安哥，你要小心。”
安欣拍了拍他的肩膀，从他身边走过去。
当天下午，安欣又去了旧厂街。
第七车间已经拆到只剩半面墙了，围挡外的渣土车上落了一层灰。
他在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正准备走，旁边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过来。
车窗摇下来，袁康坐在后座，穿一件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挂着笑。
“安警官，真巧。”
安欣没动：“袁老板。”
袁康靠在后座，语气不紧不慢：“听说安警官最近在翻旧厂街的老案子。要我说，有些事翻来翻去，翻不出新东西，反而把自己弄脏了。”他笑了笑，“安警官年轻有为，别把精力放在一堆旧账上了。”
安欣看着他：“旧账也是账，该算的还是要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