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风裹着雪沫子，扑在老旧的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我叫明楼，刚从战场上下来三天。身上军装还没来得及换，先去汉口人事档案科调一份卷宗。是阿诚的。我的兄弟。
管事的是个生面孔，叫沈宏志，中年男人，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慢条斯理翻了半天，才从一个铁皮柜子最底层抽出牛皮纸袋来。
袋子封口上盖着一枚红得刺眼的章，上面两个字：“绝密”。
我拆开袋子，里头只夹着一页纸，薄得像一片枯叶。低下头，视线落在落款处。签字人的名字，是郭德昌。
我的后背一瞬间冒出一层冷汗。这人三年前就已经死了，是我亲手给他捎的灵幡。
01
我浑浑噩噩地从档案科出来，天已经暗下去。
汉口街面上飘着饭菜的香味，路边的馆子里热热闹闹，划拳的、碰杯的、骂娘的，混成一片。
我站在马路牙子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一个名字。
郭德昌。老郭。我们的老指挥员。
1942年秋天，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指挥部的地图桌前头，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卷，拍着我的肩膀说：“明楼，你是块料子，但还欠点火候。”那会儿他四十七岁，笑起来眼角挤着一堆褶子。
三个月后，老郭死在孝感外围的突围战里，尸体抬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窟窿眼儿。
我亲手给他合的棺，亲手在坟头插的幡。
墓碑上头的字，还是我找人刻的。
死人不会签字。那档案上头的墨迹，干得透透的，笔锋沉稳有力，是老郭一贯的写法。我认得他的字，比认得自己的还清楚。
我从口袋里又摸出那张抄件，就着路灯的光看了好一阵，一个字都看不出花来。
上头写的是：兹派张光华赴敌占区执行特殊任务，任务期限无定，任务内容高度保密，不得对任何人透露。
签署人：郭德昌。
时间：1944年11月。
张光华是阿诚的大名。
很少有人知道，大家都叫他阿诚。
1944年11月，那会儿阿诚已经从队伍里“失踪”三个月了。
所有人都说他投了敌，叛了变。
只有我不信。
我那时被关在禁闭室里，听人议论阿诚投敌的细节，说他躲在汉口的日租界里边，给日本人递情报，换了两根金条。
我听了怒火攻心，砸了两回门板。
后来放我出来，我头一件事就是去找阿诚的妈。
张秀姑在巷口开着一个小杂货铺，铺面不大，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
我去的那天傍晚，她正蹲在铺子门口择菜，看见我，笑了笑，问：“明楼回来了？吃了没？”
我说吃了。
她也没追问阿诚的事，转身进铺子给我拿了一包烟，塞在我手里，说：“路上抽。”我不好说什么，接过来就走了。
现在想想，那包烟我揣了两个月，一根没舍得抽。
站在路灯底下，我把那段笔迹默念了一遍又一遍，牙根慢慢咬紧了。
阿诚档案袋上的签字时间，是1944年11月。
那他从队伍里“失踪”的时间呢？
也是1944年11月。
那会儿老郭已经死了一年。
一个死去一年的人，怎么可能在绝密文件上头签字？
除非，老郭根本没死。除非，阿诚的失踪另有隐情。我狠狠抽了一口冷风，把抄件折起来塞回贴身的口袋，转身往住处走。
路过巷口的杂货铺时，铺子已经关了门。
灯影从门板的缝隙透出来，昏昏黄黄的。
张秀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头，佝偻着背，好像在缝东西。
我没停下来，脚步声也没放轻，但那佝偻的身影始终没有抬头。
我回到住处，把门闩好，在床沿坐了很久。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打着旋地往玻璃上扑。
半夜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狗叫，一阵一阵的，叫得人心慌。
我披上衣服走到窗前，把窗帘撩开一线。
街对面，有人蹲在屋檐底下抽烟。黑暗里看不清脸面，只见那一点红光明灭不定，像一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扇窗户。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贾建强。
贾建强是跟我同乡的老兵，在后勤系统混了十来年，人头熟，路子广。
他家住在六渡桥附近的巷子里，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刷牙，看见我，愣了一下，漱了漱口才说：“你不是去档案科了吗？查明白了没有？”
我没绕弯子，直接问：“老郭的坟，你去看过没有？”
贾建强呆住了，手里的搪瓷缸子悬在半空，足足过了三五息才放下，脸色变了变，压低嗓子：“你大清早跑来，就问我这个？”
我说：“你跟我实话，老郭死的那年，你在不在场？”
贾建强想了想，说：“我从战场撤下来的时候，老郭已经倒下去了。是他们团的人把尸体抢回来的。”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补了一句，“我好像没亲眼见他咽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贾建强毕竟是个在兵堆里滚了这些年的人，不等我开口，抢先问：“你是查到什么了？老郭的事被人翻出来了？”
我没接他的话，只说：“我想去孝感，去老郭的坟上看看。”
贾建强猛地站起身，把搪瓷缸子往窗台上一顿：“你疯了？大冬天的跑百十里地，去刨一个死了三年的人的坟？”
“我要不去看一眼，我睡不着觉。”
贾建强盯着我，那眼光里头含着复杂的意味，既像是无奈，又像是担忧。
半晌，他一跺脚：“行，我跟你去。但我先告诉你一句话，明楼兄弟，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这年头，知道得太多的人，活不长远。”
当天上午，我们搭了一辆往孝感方向运煤的货车，在城郊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外的山岗走。
雪已经没过脚脖子了，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似的。
远远地，我看见山岗上那一排坟头，被雪盖得平平的，分不清哪一座是哪一座。
走近了，才一个一个辨认墓碑上的名字。
郭德昌的碑立在最东头，墓碑不大，是块青石板，字刻得歪歪扭扭的。
我蹲在碑前，伸手拨开积雪，手指头冻得发僵，拨了半天才把碑文露出来。
上头写着：郭德昌之墓。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立。
我盯着这行字，心里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贾建强站在我身后，催我快走：“看也看了，你总该死心了吧？”
我没说话。
我盯着碑底那一圈泥土看了老半天。
坟头虽然积着雪，但底下的土色比周围新一些，像是被人翻动过。
更让我心里发毛的是，墓碑侧面的土缝里，露出半截没烧完的纸钱。
纸钱是黄草纸的，烧成一半，灰还没被雪水浸烂。
按日子算，老郭死了三年，头七烧的纸灰早不知道被风刮哪去了。
这东西，怕是烧了没几天。
我站起身，朝四周看了看。
山岗上空空荡荡的。只有风，呜呜地刮着。我咽了口唾沫，把白手套摘下来，往碑座上蹭了一下，果然蹭下来一层新鲜的浮土。
贾建强也看到了，他的脸色刷一下白了，低声道：“这坟……被人动过？”
我蹲在碑前头，愣了好一阵子，心口突突地跳。
老郭的坟有人祭过，新鲜烧过纸钱。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知道他死在孝感，却还特意跑这野山岗上来拜他。
还是说明，老郭压根儿没死，他自己回来过？
风越刮越紧，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我弯下腰，把积雪重新盖回碑基上，伪装成没来过的样子。贾建强站在旁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下山路上，贾建强忽然说：“老明，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讲。1945年年初，我在那边后勤站接过一批档案，里头有几封从汉口送出来的密信，署名是‘旧人’。”
“旧人？”
“对。我当时看了一眼就放下了，没在意。现在想想，那字迹……有点像老郭的。”我猛地站定，盯着他，“信呢？”
贾建强的脸色很难看：“按规定，战后档案统一归口了。那批信，应该都在沈宏志手里。”
沈宏志。
那个戴着金丝眼镜、慢条斯理的中年人。
我脑海里猛地闪过他昨晚从铁皮柜子里抽出那个牛皮纸袋时的神情。
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那潭水下头，藏着什么东西？
回到汉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没回家，先拐去了巷口的杂货铺。
铺门照旧关着，只留了一条缝，里头透出一线灯光。
我敲了敲门板，里头沉默了半晌，门才吱呀一声打开一条缝。
张秀姑抬起眼，看见是我，眼神里头闪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明楼，这么晚了，有事？”
“婶子，阿诚去年十一月离家之前，跟您说过什么话没有？”
张秀姑的手在门板上搁着，指节微微泛白。她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开口：“他说，叫他娘别等他。”
说完这句话，她合上了门。门板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一记闷棍，砸在我心口上。
03
第三天上午，我又去了趟档案科。
这回是沈宏志先开口。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慢悠悠地泡着茶，看我进门，笑眯眯地招呼：“明长官，又来了？档案不是已经看过了？”
我站在门口，没落座，直接说：“我想调阅郭德昌的档案。”
沈宏志的手顿了一下，茶水冲了一半，又缓缓收回去。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声音却比方才低了一些：“郭德昌的档案，在我这里没有。”
“没有？”
“他的档案，三年前就封存了，交到了上峰那里。我这里存了一份副本，但也只有一份履历表。”他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袋，搁在桌面上推过来，“你要是想看，我可以给你打开。但郭德昌同志是烈士，你我都清楚。”
我没伸手去接那个袋子，先看沈宏志的脸。
他脸上挂着从容的笑，看不出任何勉强，可是他的右手食指在桌沿上轻轻敲动，一下，两下，三下。
那动作太刻意了。
一个心里没鬼的人，不会这样端着。
我盯着他：“沈先生，我记得你之前说，阿诚的档案是绝密。绝密档案的签署人是谁，你有权查看吗？”
沈宏志愣了一瞬，随即呵呵一笑：“明长官好眼力。没错，那份档案我拆封之前就看过签署栏了。郭德昌，三年前已经牺牲的烈士。我也不明白这上头是怎么批的。但你要知道，战时的文件，有些未必走得规规矩矩。”
这句“未必走得规规矩矩”，听在我耳朵里，像一根针。他知道些什么。他可能什么都知道。
我没再追问，点了点头出了门。
身后那扇门关上的时候，我听见沈宏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气，像是一个背着麻袋走夜路的人，终于放下心来的样子。
中午我在蒋卫国家门口蹲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等到他回来。
蒋卫国是团级转业干部，现在在面粉厂当个闲职副厂长。
他看见我，先是一怔，随即把手里提的菜往身后藏了藏，脸上堆起一丝笑：“明楼？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昨天。你去哪了？”
蒋卫国的笑意僵在脸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说：“给老婆买点菜。”
我看了一眼他空着的手，没戳破。蒋卫国的性格我太了解了，胆子不大，嘴严实，但心里头有杆秤。他要是藏着掖着，十有八九是大事。
我开门见山：“卫国，1944年秋天，你有没有见过老郭？”
蒋卫国的脸一下子白了，手里的布袋“啪”地掉在地上，里头的萝卜滚出来，他也不去捡。
他瞪着我，喉咙上下滚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你说什么呢？老郭三年前就死了。”
“死人不会在绝密档案上签字。我亲眼看见的。”我把话说完了。
蒋卫国站在风里头，一动不动。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弯下腰捡起那根萝卜，塞回布袋里，又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明楼，你听着，别查了。你不是那个局里的人。”
“什么局？”
他没回答，转身推开院门，进去了。
门板“咣”一声合上。
我站在外头，盯着那扇紧闭的院门，肺里的凉气一口一口咽下去。
他没否认老郭活着的事实。
晚上，我正准备出门，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条。
我捡起来展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潦草：“洪山茶铺，明早五点，带枪来。”落款是“蒋”。
我把纸条在油灯上烧了。第二天天不亮，我揣上枪，迎着寒风出了城。
04
洪山茶铺在汉口北边，是个不起眼的小馆子。
我到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铺子门口挂着两盏昏黄的灯笼，风一吹，灯影在地上晃来晃去。
我推门进去，里头只有一张桌子坐了人。
背对着门，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穿一件半旧的蓝棉袄。
他听见脚步声，缓缓转过头来。
那一眼，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郭德昌。
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还是老郭的眼睛，沉沉的，亮亮的，像一潭深不见底的井水。
他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我，慢慢开口：“明楼，你来了。”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喉咙发紧，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老郭……你真没死。”
郭德昌点点头，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坐下说。”
我双腿发软，在他对面坐下来。
茶铺里没人，灶台上搁着一壶烧了不知多久的粗茶，咕嘟咕嘟冒着白气。
郭德昌给我倒了一碗茶，推到我面前，自己也端了一碗，慢慢喝了一口。
“我问你一句话。”他放下茶碗，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你要是知道阿诚没叛变，你救不救他？”
“救。”我回答得没有犹豫。
郭德昌点点头，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答案。他又喝了口茶，才接着说：“阿诚不是叛徒。他是我派去的人。”
我手里的茶碗猛地晃了一下，热水溅在手背上，烫得发麻，但我没放下。
我瞪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郭德昌的声音不高，一字一句，在茶铺的静默里被打磨得格外清晰：“1944年秋天，我奉命假死，转入地下，成立了一个代号叫‘夜莺行动’的反间小组。目的是揪出藏在咱们队伍里的一个敌方内线，代号也叫‘夜莺’。”
两个“夜莺”。我脑子转了几圈，才理清这个关系：“你的意思是，对方有一个叫‘夜莺’的内线？”
“对。我那个行动组，取这个名，就是用来钓这条鱼的。”郭德昌说，“这事儿知道的人很少，除了上峰，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阿诚。”
“阿诚从队伍里‘失踪’，就是进了日军那边当假叛徒。他在那边待了将近一年，摸到那条线的边了。”郭德昌说到这里，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苦涩的神情，“但战争结束得太快了。日本人一投降，那个‘夜莺’也收线了。他反过来把阿诚的档案改成了叛徒记录，又把他抓起来关在城郊看守所里，定了个通敌罪。”
“你说什么？”我攥住茶碗，指关节咔咔作响，“阿诚被关起来了？”
“三天前的事。”郭德昌垂下眼帘，“我本打算自己把人弄出来。但我这条线已经暴露了一半，不能再挪窝。我找你来，就是因为你能信。”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几年前阿诚被抓进去的画面，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那时候我的腿伤还没有好利索，拄着拐杖去队伍上要人，接待的人说“正在审查”，不让见。
“阿诚现在……什么情况？关在哪？”
郭德昌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摊在桌上。
那是一张手绘的简图，画着城郊看守所的院子布局。
他的手指点了点东侧的一间屋子：“这间。重刑犯的牢房。他受了刑，但人还活着。”
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抬手在眼睛上抹了一把。
郭德昌看着我这副模样，没有开口，只是把那张简图推过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搁在图边上：“夜里的岗哨，换班点在南门口。老蒋会在渡口等你接应。”
我收好钥匙和简图，站起身。临走时，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老郭，你欠我一个解释。”郭德昌没有回答，只冲我摆了摆手。
05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不亮就把贾建强从被窝里薅了起来，把郭德昌还活着、阿诚被关在看守所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贾建强靠在床头上，摸出烟盒点了根烟，狠狠抽了半截，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疯了。”
他说：“你一个人去闯看守所，那不是送死吗？那里头一个排的兵，还有两道铁丝网。”
我说：“我没打算硬闯。老郭给了钥匙。”
贾建强把烟头摁灭在罐头盖上，沉默了一阵子，忽然开口：“监狱后墙外头有一条排水沟，沟不大，但是能趴一个人进去。我在后勤上认得一个喂猪的老陈，他管着看守所那一块的泔水活，跟哨兵都熟。”他顿了一下，“我帮你想办法。”
我看了他一眼：“你不怕被牵连？”
贾建强笑了，脸上的褶子挤在一堆：“我贾建强这辈子，没干过几件干净事。但阿诚是多少年的兄弟了，他不能白背这个黑锅。”
当天下午，我们做了周密的布置。
我按照简图把看守所的地形摸了个透，又把外围岗哨的换班时间记在心里。
傍晚时分，贾建强带着我混进后勤的泔水车，一路颠簸到了看守所后墙，在排水沟边上下了车。
他塞给我一截铁丝和一把匕首，压低嗓门交代了一句：“活着出来。”
我翻过铁丝网沿着墙根蹲下，贴着小巷墙壁一点一点往院子东侧挪。
夜风冻得骨头缝都在发响，我将后背贴在墙壁上，肺里的空气被压得只剩下一点一丝。
这堵墙里面，关着我的兄弟。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极轻的声音：“明楼哥。”
我猛地回过头。
墙角暗影里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看守所后厨的杂役衣服，手里拎着一串钥匙。
我看清他的脸，脑子嗡了一下。
这人是阿诚的姨家表弟，小时候我跟阿诚还抱过他的，叫陈野。
他怎么会在这里？
陈野显然比我更紧张，嗓音压得极低：“是郭叔让我过来的。他说你能来。”
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老郭这条线，比我以为的埋得更深。陈野靠在墙边，指了指东边那扇透着微弱灯光的小窗：“那间就是。人还醒着。”
我贴着墙根摸过去，窗栏是木条钉的，粗得能卡住大拇指。
我蹲下身子，把那截铁丝绕到锁扣上，来回扭了几下。
锁扣“咔嗒”一声弹开，我心里先是一喜，随即又紧起来。
太顺了，顺得让人发毛。
我推开窗，朝屋里一看，里头果然有个人影，蜷坐在铺了稻草的角落里，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青紫的伤。
“阿诚。”我叫他。
那人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双疲惫却依然明亮的眼睛。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像是没认出来，又像是不敢认。
过了好几息，他嗓子嘶哑地喊了一声：“……哥。”
我撑着窗台翻进去，落地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没跪住。
阿诚伸手扶了我一把，手心滚烫，像是烧得很厉害。
我拉着他的胳膊往背上带：“先别说话，走。”
阿诚没有犹豫，趴到我背上，温热的气息扑在我耳根后面。
我背着他从窗口钻出去，外面的冷风一下子灌进肺里。
陈野守在墙根，见我们出来，二话不说在前面带路。
我们沿着排水沟一路摸到后墙根。
墙根顶上缠着一道铁丝网，我咬住牙，把阿诚卸下来，先翻上墙头，再从上面探下身子，拽住他的胳膊往上提。
阿诚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浑身使劲，额头上青筋一根根暴起来。
他受了刑，抬胳膊这个动作对他来说不亚于受刑。
我拽着他的领子，拖死猪一样把他拖过墙头。
两人翻过墙头，一起跌进墙外头冻得硬邦邦的河沟里。
泥水冰凉刺骨，我们连滚带爬地爬起来，我看到远处河湾那边有一点灯光晃了两晃，一长一短，是约定的暗号。
我背着阿诚，跌跌撞撞地往那灯光的方向跑。
阿诚趴在我背上，呼吸又急又烫，仿佛把滚烫的呼吸全灌进我的领口里。
他的嘴唇贴着我的耳朵，像说梦话一样，含糊地咕哝了一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咱妈让我来的。”
阿诚沉默了很久，嗓子哑得几乎只有气音：“你还认咱妈？”
“废话。”
河湾边停着一艘小渔船，蒋卫国蹲在船头，举着一盏马灯，看见我们，猛地站起身，朝我使劲挥手。
我踩着泥水把阿诚拖上船，自己也一屁股坐到船板上。
蒋卫国一言不发，摇着船桨把船撑进了黑黢黢的河道里。
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冻得人牙齿打架。
阿诚靠在我肩膀上，头垂着，呼吸逐渐平稳下来。
我低头看着他。他瘦了一大圈，下巴尖得像刀削的。
06
船在河湾里走了大半夜，天亮时靠在一个隐蔽的芦苇荡边。
蒋卫国把船栓好，跳上岸看了看四周，回头朝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钻进芦苇丛，自己走了。
他把我们送过河，又留了一条船，已经是他能给的最大情分了。
我背着阿诚钻进岸边一处废弃的渔民看棚里，把他放在铺了干草的木板上。
棚子里四壁漏风，我捡了几根枯树枝，在角落里生起一小堆火。
火光照着阿诚的脸，他的面色灰败，嘴唇干裂，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一样，躺在草铺上一动不动。
我把水壶里的水放在火上温了温，倒了半碗，扶起他的头喂了一口。
阿诚呛了一下，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个人蜷成一团，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没有办法，只能让他侧着身，等到咳劲过去了，他才睁开眼睛，目光蒙眬地看着我。
“哥，”他的声音低得像在喉咙里磨，“你把我弄出来……郭叔知道吗？”
“是他让我去救你的。”
阿诚的眼里闪过一丝光，随即又黯淡下去。他缓缓闭上眼睛，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沉重的负担，身子一松，沉沉睡了过去。
我坐在火堆旁边守着，不敢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棚子外头传来脚步声，我立刻握紧腰间的枪，掀开草帘探出半个头去。
来人头上包着围巾，缩着肩膀，怀里抱着一床棉被和一只瓦罐，一路小跑着穿过芦苇地。
那人走到近前，我才看清，是张秀姑。
阿诚的娘。
她弯着腰钻进棚子，看见儿子躺在草堆上人事不知，手抖了一下，却稳得很。
她把棉被轻轻盖上去，又把瓦罐揭开，是滚热的稀饭。
她舀了一碗，蹲在火堆边慢慢地吹凉，不紧不慢地端到阿诚嘴边，一勺一勺地喂进去。
阿诚迷迷糊糊地张嘴，咽了几口，忽然眼皮子动了动，睁开一条缝。看见面前的人，他愣了很久，嘴唇轻轻翕动了一下，吐出一个字：“娘。”
张秀姑没说话，抬手按了按他的额头，又掖了掖被角，起身看了我一眼：“明楼，你出来一下。”
我跟她走出棚子，外头的芦苇丛被风吹得沙沙响。张秀姑站在那里，腰板直直的，目光很平静：“阿诚的事，你知道了多少？”
我说：“知道他是老郭派去的人。”
张秀姑点点头：“知道就好。”她顿了顿，“老郭还有一句话托我告诉你。那个叫沈宏志的，就是‘夜莺’。”
我脑子里轰了一声，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
那个戴着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档案科负责人。
那个递给我绝密档案袋，慢条斯理地泡着茶的中年男人。
他就是那个在敌方埋了多年，害得阿诚险些丢了性命的“夜莺”？
“老郭准备了这么久，就是等他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张秀姑说到这里，垂下眉眼，“阿诚的档案已经被改了。除了那袋绝密文件，还有一份普通登记表，上头写着‘通敌叛变，证据确凿’八个字。”
“那八个字是沈宏志批的？”
张秀姑没有回答，但她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冷风从芦苇荡里灌进来，吹得我额角的头发乱飞。
我攥紧拳头，又慢慢松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去弄死他。”
“明楼。”张秀姑叫住我，声音不高，却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风里，“你弄死他容易。但阿诚身上的脏水呢？你杀了人，他自己洗得清吗？”
我脚步顿住，一股无力感从胸口涌上来，堵在嗓子里，闷得发慌。她说的对。我冲动之下杀了沈宏志，只会让阿诚永世不得翻身。
我蹲在芦苇丛边上，双手抱着头，过了很久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婶子，你告诉我，这账该怎么算？”
张秀姑没有回答，只留下一句话：“先让阿诚醒过来。他知道的，比我们多。”
07
阿诚的病来得快，去得也慢。
他身上的几处外伤倒不算太要命，最麻烦的是高烧反复，接连三天，烧得他在床上说胡话，一会儿喊“快走”，一会儿喊“别管我”。
张秀姑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喂水、擦身、换药，动作又轻又稳，像照料一个婴儿那样耐心。
我帮不上忙，只能每天出去打些柴，或者去不远处的河沟里摸几条鱼，熬成汤，端到阿诚的嘴边。
第四天傍晚，阿诚的烧终于退了下去。
他靠坐在一摞叠好的被子上，喝完了碗里的稀饭，放下碗，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开口：“哥，沈宏志这个人，你离他远点。”
“我知道。”我顿了顿，忍不住说道，“他到底是怎么把你弄进去的？”
阿诚低下头，沉默了一阵子，才缓缓开口：“1945年8月底，日本人刚宣布投降那几天，他约我见面。说郭叔的东西落在他手里，要我拿一样东西去换。”
“换什么？”
“沈宏志说，郭叔有一份名单，是这些年潜伏人员的关系网。我把那份名单的位置告诉他，他帮我解决档案的问题。”阿诚苦笑了一下，“我当然没有名单。郭叔的事我从来都只过手，不过脑。但沈宏志不信。他说那天晚上我一定要带走一个人，叫陈野。”
“陈野是谁？”
“我姨家表弟。”阿诚说，“沈宏志说，陈野是郭叔安插在后勤的线人，他知道名单的下落。要我帮我姨把陈野带走。”说到这里，阿诚的嘴角露出一丝极淡的苦涩，“我当时信了。我去找陈野，结果一进门就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按住了。”
“他们给你安了什么罪名？”
“通敌。”阿诚说，“那天晚上他们从陈野的床底下搜出两瓶洋酒和一卷钞票。他们说那是我送来的，是买情报的钱。”他再说下去的时候，声音已经很平静了，“我那天晚上根本没有交过任何东西给陈野。”
我听得出来，阿诚说的是实话。他的性子我了解，越到要紧关头，他越不会说谎。
我沉默了一阵子，问：“你在里面，见了郭叔没有？”
阿诚摇头：“没有。我知道他没死，但我进去之后没人跟我联系过。我也想过他会不会来。”他的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夕阳烧红的芦苇上，声音很低，“我没想过他真的会去找你。”
我嗓子发堵，没有接话。
沉默了很久，阿诚又开口：“哥，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郭叔说他手里有沈宏志的证据，只不过那东西现在还在沈宏志掌控的档案柜里。”我说，“只要能把那份证据弄到手，沈宏志就翻不了身。”
阿诚听完，仔细想了一阵：“那东西在档案科的保险柜里。三个人拿着钥匙，一个是沈宏志，另外两个分别是管理科的老王和退休留用的老赵。钥匙平时锁在铁皮柜里。”
“你为什么知道？”
“我出来之前，听看守我的两个人闲聊，说起过沈宏志半夜去档案科开保险柜的事。”阿诚说，“他大概没想到，我在隔壁牢房里，耳朵一直醒着。”
我点了点头，脑子里开始飞快地盘算。
正当我们低声交谈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和阿诚同时屏住呼吸，我摸向腰间，阿诚也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抽出一把短刀。
棚子外头一个声音轻轻传来：“明楼，是我，蒋卫国。”
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拉开草帘。
蒋卫国弯着腰钻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灰布棉袄的男人。
那人进门后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方正的脸。
我一下认出来，是郭德昌。
老郭瘦得更厉害了，但从他的眼神里，我始终看不到一丝疲态。
他先看了阿诚一眼，又看了看我，开门见山：“沈宏志已经知道人不见了。今天下午，他在档案科里发了一通火，对看守所的所长拍了桌子。他说要重新清剿。你们在这里待不住了。”
阿诚撑着铺沿直起身子：“郭叔，你说怎么办？”
郭德昌沉默了片刻，说：“我把你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我去见一个人。”他的目光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嗓音沉稳，“有些账，该当面算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