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沈从文配合西南联合大学救济贫穷大学生措施，和联大同仁发起“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义卖活动，自书章草条幅二十张，字、纸俱为精良。其中“书崔瑗论《草书势》”一幅，自义卖现场为人购去后，飘然无踪。却在1978年复现于沈从文眼前，最后不意间又回归沈家，形成一闭环，颇涉传奇。本篇索隐史事，略及推论，试为这幅书法牵涉之人情世味作一构想。
沈从文重摹《草书势》。此幅为赠与中山大学杨克毅教授。
沈从文被动鬻字
沈从文擅长书法，他幼习二王书体，立志“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十九岁时书写《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一人包揽篆额和书丹，笔墨少年老成，被黄苗子点赞为“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27页）。他后来以章草名世，晚年以书法养身、养气，偶尔也书写作品分赠友人，一抒友情，托书言志。他认为鬻字要非书家本色，和他主张文学不能当作商业竞卖的观点颇为一致。
然而沈从文其实是鬻过字的，研究者早扒出他1940年代售卖过自己的书法作品，总其情况为：第一次是为救助西南联大穷困学生，义卖书法作品二十幅。第二次是为筹集援助湖南饥荒灾民善款，义卖书法作品一百幅，他在昆明《人报》上刊登“鬻字”启事，这篇启事后以《沈从文鬻字赈灾》为题，被《上海文化》转载。第三次是为素不相识的“穷作家”柯原筹款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义卖二十张书法条幅（最新文章见刘媛：《构筑现代书法“边城”：从沈从文书法实践说起》，《美术观察》2025年第七期），他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五十八期（1947年9月20日）上发布一则郑重其事的启事：“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当时法币）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诉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沈从文
可见沈从文鬻字全是做善事，自己并不取酬，而且有很大的寄托。这和当时联大同事闻一多出售自作篆刻作品补贴家用的“卖艺为生”是不同的，和联大同事王了一写作小品文《龙虫并雕斋琐语》，“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和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3页）的“卖文为生”，也不相同。当然，闻、王的出品，都是精品。
近读《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四》，发现沈从文1981年10月27日《复苏赓哲》一信，却主动交代了他曾“被动鬻字”一事。此信似乎还未被研究者使用过，故兹录如下：
赓哲先生：
来信并汇款收到，迟迟不作复，极歉。因为写字只是玩玩，一生还不曾使之发生“经济”意义。（最好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记得约在四十多年前，西南联大为救济穷学生，卖过廿条字，此外就全是自己涂涂抹抹散心，解决工作疲劳。即偶尔分送友好，还总是希望不要费钱装裱为合理。因永远只会用值一毛六分糊窗纸裁成四条，用值一毛七分小学生习字笔信手涂抹而成，有时稍稍看得过去，多半却难称“及格”，付邮时，总不免深感歉意！近于勉强交卷，亦无可奈何之事！惟数年前见到王伯翔先生大公子捎来一小小金笺字幅，书崔瑗论《草书势》短文，正系在昆明时为其小姐在“救济联大学生书展”时购得者，用明式磁青纸裱成狭狭一条，似乎还像样。字幅后曾悬挂于伯翔先生小书房中廿余年，伯翔先生去世后，复转成其公子湜华家中小书房点缀品，又已近十年。四十年来，社会风风雨雨，变化之大，为历史所少有，此小小字幅，竟能保留下来，一切如新，真不免令人感慨万端！此小卷子正是弟卅多岁时习字，纸墨亦较佳，捎来后即为用乾隆蜡笺重临廿遍，分赠友好。可能还有三几条尚保存于旧居廿余年一堆废字中，另一时能发现时，必捡出二纸分赠先生及炎生先生，留一纪念。（《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四》，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346-347页）
收信人香港苏赓哲，1968年创设新亚书店，经营文史哲书籍，长年服务海内外读者、学界、图书机构，成绩卓著，闻名遐迩。信中透露，应是他慕名向沈从文求字，得偿所愿后邮来润笔，使沈从文的书法意外地“发生‘经济’意义”，突破了他“写字只是玩玩”的界限，故而犹犹豫豫“迟迟不作复”，并嘱其“最好只此一回，下不为例”。沈从文自道他用破笔陋纸写的书法是“信手涂抹而成，有时稍稍看得过去，多半却难称‘及格’，付邮时，总不免深感歉意”。谦和如此，却正是沈从文为人、办事的风格。
沈从文义卖书法作品救济贫困大学生
沈从文对自己的书法常用拙书、劣书、“‘司书生’字体”（沈从文：《致杨璐1974年10月16日》，《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四》，110页）称之，似乎不以为意。可是对《复苏赓哲》信中牵出的抗战期间在昆明“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上义卖的作品“书崔瑗论《草书势》”，他就立刻郑重其事，而且颇有感兴。因兹事体大，和救济联大贫困学生有关，他用纸、用墨、装裱都相当讲究，写得也相当认真：“用明式磁青纸裱成狭狭一条，似乎还像样……正是弟卅多岁时习字，纸墨亦较佳。”沈从文对义卖之事非常上心，他用好墨好纸写好字，用明式磁青纸盛装，以便有个好品相，争取卖个好价钱，既对得起买家，也有利于完成救济贫穷学生的善事。
然而这封信更有意味的还是沈从文记写的“书崔瑗论《草书势》”背后的故事，其中蕴含的人情和世味，让沈从文有很深的感慨。这幅书法在“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上由友人王伯祥（笔名王伯翔）之女王汉华购得，十多年后传至王伯祥，在书房张挂二十余年，1975年王伯祥去世后又传至王伯祥大公子王湜华，又历三年，共凡近四十年，成为王家的传家之宝。关于“书崔瑗论《草书势》”，沈从文在另一处也提及它的由来和与王家的关系。
2020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补遗卷》
《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一》（294-295页）载有沈从文《重摹义卖条幅跋（之二）》一文。文曰：
此小幅拙书作于四十年前。时日寇陷北京，全国爱国抗日，风起云涌。经指定在长沙集中之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师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旋因战事延长，向长江中游发展，复决定上迁昆明，分路入滇集中……学生上课住宿，均在临时搭成之简陋草屋中……学生太穷，有人发起为筹集一点救济金，举行一回书法义卖会。我才第一次写字卖钱，也是唯一一回使劣书发生经济联系。还记得当时大约写了廿条章草，不久即售尽。不意经过快四十年后，湜华小弟携此小卷子来，才知其中一幅为汉华留下，经过十多年南北迁徙，始终不忍弃去。解放后复归伯翔先生收下，成为伯翔先生书房中物。又经过解放后廿六年，人事风雨倏忽，社会在继续剧变中，“破四旧”时事事物物毁去者多矣，当时所有熟人亦先后同成古人。而此小幅劣书，于伯翔先生故去后，复转入湜华小弟手中。特意捎来，嘱书数字，因忆及过去四十年种种，深感此难得友谊之可纪念，不免令人眼湿。因重摹廿纸分赠诸友好。并略及经过。
从文
重书四十年前习字给相别近卅年之充和四妹，时七八年中秋。沈从文时年七十进五。
这篇跋文叙述“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义卖活动的背景和缘由甚详：它发生于“战事延长”“学生太穷”的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的校训最初拟为“刚健笃实”，后确定为“刚毅坚卓”，正是准确呼应这种艰苦环境，希望学生具备刚毅之意志，以坚卓之精神为抗战建国发奋读书。
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09-621页），联大校方对“学生太苦”是有充分筹措的，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就制定制度和办法，救济贫苦学生：
长沙临大关于设立贷金办法救济困苦学生的布告（1937年10月19日）
关于请朱自清担任贷金委员会委员的签函（1937年10月19日）
长沙临时大学廿六年度上学期学生贷金办法（1937年10月23日）
长沙临大公布准予贷金学生名单的布告（1937年12月7日）
长沙临大公布准予递补贷金学生名单的布告（1937年12月27日）
西南联大关于战区学生救济办法暨名单的公函（底稿）（1938年7月6日）
国立西南合联大学办理学生救济金经过情形及本年度上学期救济金预算（1938年9月）
对于贫寒学生患急性或长期病症者补助或贷与办法（1938年8月20日第85次常委会通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领受膳食津贴之原则及办法（1939年1月10日第100次常委会通过）
西南联大学生请求津贴医药费办法（1939年1月10日第100次常委会通过）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1939年10月31日）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1944年□月）
本大学研究生奖助金暂行办法（1944年9月21日第310次常委会通过）
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办理华盛顿大学奖学金通启（1945年10月）
可见从1937年到1945年，联大校方为救济贫困学生制定办法和回应学生吁请十四次，可谓费尽心思，想尽办法。沈从文等教员发起“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义卖活动，应是配合学校的救济措施，以补校方之不足，以申师生一体之情，以表共度时艰之慨。在当时，联大学生多有以兼职、打工为纾困手段的，以至于《兼差在联大》成为他们共同书写的“集体记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629-636页）。《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中提到的急难处境：“目下在昆明私商严重威胁下，非出高价难得购到食米，而同学财力有限，过去所发救济金、贷金仅每月七元，为数甚微。今同学欲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已不可能，请学校即日拨款津贴……仰祈矜念生等生活艰困情形，速予采择施行，以济眉急，无任感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619页）时在1939年10月31日。沈从文“（1940年）为西南联大筹集学生特别救济金‘义卖书展’写了二十张小条幅，也是第一次‘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235-236页），正当其时。这是沈从文了解到联大学生自治会吁请学校“请迅速解决同学生活困难……以济眉急”所采取的行动，爱校护生的心情和动作都颇为急切迅速。
吴世勇著《沈从文年谱》
沈从文义卖书法作品救济贫困大学生，并非仅仅出于热心。如只看到善意层面，就是得其浅表，终隔一层。联大自有其勤学、振兴、恢弘气象，为人所知，所崇敬，可由于贫穷，当时的校园难免出现一种“只图发财，见利忘义”现象。“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被“法币弄得昏头昏脑”，令人担忧。一些学生“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作事”，注册、上课也以商学院为主，近于《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的“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且“在警报解除以后，还不妨跑到老同学住处去，再玩个八圈，证明一下输的究竟是什么”（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309-310页）。在沈从文看来，这是由贫穷导致理想缺失，使学生爱慕仕途经济，沉溺于玩桥牌打麻将等无聊消遣。一篇署名“资料室”的文章《八年来同学的生活与学习》，呼应了沈从文的上述看法：
随着物价的上涨，同学兼差的日渐多起来，又加上整个国内局势的逆转，三十年春天以后，同学大都消沉下来，少数人埋头于功课，其余的时间极无聊，整天坐茶馆打bridge，跳舞也时兴起来了。宿舍形成了无数个破布隔离的小天地，代替了时局分析政治讨论会的，是“红学”的演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630页）
学生忙于“兼差”，“整天坐茶馆打bridge，跳舞也时兴起来了”，与沈从文在《云南看云》中描写的大抵一致。相似情形——“为了维持学习和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许多学生都要到校外去兼各种差事，从教书、卖报、抄写直至放午炮（代替标准钟）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李曦沐：《西南联大——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目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3页），联大学生自治会也有很大的警觉：“于是同学或弃读就商，以图苟安于片刻；或纸醉金迷，日趋堕落之深渊。长此以还，非独青年前途受戕，即教育百年大计，恐亦未能乐观也。”（《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呈函常委会呼吁拨给救济金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620页）战时环境下学生为贫穷所扭曲，从而意气消沉，从而失去远大抱负、趋于实际主义，不仅不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也使高等教育难收立德树人之效。解决办法之一，是让学生摆脱贫穷带来的种种限制，立起脊梁，安心读书。出于这一深层次的思考，像沈从文这样“学有专长教授的薪给，不如昆明市的堂信和理发师”（沈从文：《给一个广东朋友》，《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315页），即使生活同样困顿，也要配合学校济贫救困措施，义卖自己向不取酬的书法作品，助学生一膀之力。
“书崔瑗论《草书势》”原件的最后归宿
沈从文义卖的二十张章草条幅，其中的这件“书崔瑗论《草书势》”，如前所述，由王伯祥之女王汉华在展会现场购得，后又在王伯祥、王湜华父子间有序流传近四十年。王伯祥是著名文史学者、编辑家、书法家，与沈从文既是同行、同好，也是故人。王伯祥从1933年1月4日开始任职开明书店（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56页），沈从文是开明书店签约作家。开明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月下小景》《湘行散记》等名著，尤其1940年代出版的开明版“著作集”，更为沈从文自己所看重。沈从文与开明诸君如王伯祥、叶圣陶的交往亦因此而起，到1953年开明书店因不可抗原因销毁他的全部已刊、未刊文稿和纸型，他仍然感怀旧事，心念旧情（《复吴宏聪1981年10月7日》，《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234页）。
王伯祥与叶圣陶有同学之谊，是通家之好，叶圣陶对沈从文也有知音之赏、提携之力，沈从文“美妙的故事家”称号，便出自叶圣陶的鼓吹。他们之间除了在出版著述上多有交道，书法也是一个重要桥梁。叶圣陶之孙叶兆言曾回忆他在王家看到过沈从文的书法作品：“我看过他给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写的字，也是整篇都写满了，数一数，竟然有几百字。一个人老是这么给人题词，非累死不可。”（叶兆言：《万事翻覆如浮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95-96页）叶兆言所见书法并非“书崔瑗论《草书势》”，而是1963年9月沈从文游桂林漓江之后，书写的自作旧体组诗《欝林诗草》。其落款“沈从文于霉而窄小斋乱稿堆中，时年七十进五”（王湜华：《谷音谈往集·沈从文》，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与沈从文重摹“书崔瑗论《草书势》”“时年七十进五”时间相同。
1920年代的王伯祥
“书崔瑗论《草书势》”原件时隔近四十年重现于沈从文眼前，对沈从文是个意外，却是由王湜华的一次拜访造成的。王湜华在其著作《谷音谈往集》（第6页）中描写道：
六姊汉华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从昆明带回上海一幅沈从文先生的字送给我父亲，是幅小琴条，写在绿色撒金笺纸上，秀雅而挺健的章草，虽然当时多数字不认得，但她照样深深地吸引着我。父亲当然更喜欢，很快用藏青绫子装裱了起来，并常常张挂于座右。所以是我从小就看熟了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对从文先生知之渐多，但很多年过去了，一直悭缘拜会。直到“文革”中后期，一次去拜访史树青先生，得知从文先生就住在他隔壁院儿，并领我进大院指明是最后院的北屋那一小间，我便贸贸然独自闯进了从文先生的家。
把这段文字和沈从文《复苏赓哲》《重摹义卖条幅跋（之二）》相对照，王湜华提到的这幅家传的“写在绿色撒金笺纸上，秀雅而挺健的章草”书法，正是沈从文在“救济联大学生书展”上义卖的“书崔瑗论《草书势》”原件。和它一起张挂于王伯祥书斋的，还有弘一法师所书“书巢额”、唐兰所书“莽量”及冯友兰、计硕民等撰书的联轴，布置出一个如对故人的艺术空间（王湜华：《王伯祥传》，146页）。本来以为“人事推移无旧物”（李绅《柳二首》），不料旧物却乍然出现。沈从文摩挲自己三十多岁时的义卖作品，才知道这幅书法和友人王伯祥家缘分深厚，便有“四十年来，社会风风雨雨，变化之大，为历史所少有，此小小字幅，竟能保留下来，一切如新，真不免令人感慨万端”（《复苏赓哲》，《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四》，346页）。他“深感此难得友谊之可纪念，不免令人眼湿……因重摹廿纸分赠诸友好。并略及经过”（《重摹义卖条幅跋》，《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一》，295页）。
王湜华著《音谷谈往录》
沈从文重摹“书崔瑗论《草书势》”，“廿纸分赠诸友好”，究竟花落谁家，今已难以一一详考。从《重摹义卖条幅跋（之二）》的跋文“重书四十年前习字给相别近卅年之充和四妹，时七八年中秋”来看，远在大洋彼岸的四妹张充和领有一幅。何以分赠张充和一幅？除了抗战时期同在昆明的生活与工作值得纪念之外，还因为他熟悉王家、张家的深厚交情和缘分。王家和张家都曾居住苏州，有通家之好，张家儿女曾办有家庭刊物《水》，之后启发王家儿女的灵感，创办了自家刊物《霞雅家报》。王湜华酷爱昆曲，与昆曲老人俞“平伯师有世谊”（《谷音谈往集·俞平伯》，124页）。在俞平伯创办的北京昆曲研习社，王湜华遇见了同为酷爱昆曲的张家二小姐张允和，复交为至好，尊称张允和为“二姐”。《谷音谈往集》记写张允和道：
二姐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善于发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在她手下工作是十分愉快的。曲社正式恢复后，光是安排日常的活动传习、同期、联络、排练、演出等等，就很为繁琐，而事无巨细都得由她安排。在社务会上讨论，她都能细致具体的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以便各自去干，做到每人心中有数。曲社自己是没有活动经费的，全靠社员交会费是难以维持的。后经过不断的努力，争取到文化部的一笔年度津贴，总算勉强能支付同期场租费、演出服装租用费、笛师酬金等。开社委会，总是在她家，她总还要丰盛地招待大家吃饭。还有外地来京的曲友，海外归来的曲友，以曲社的名义招待，结果也还是二姐掏腰包。她为曲社的贡献，是难以计算得清的。（《谷音谈往集·张允和》，124页）
年轻时的张允和
正是通过王湜华的这些介绍，沈从文知道了王湜华与张家二姐允和的曲友关系。想到张、王、叶三家的交谊，想到大姐元和、四妹充和也是曲界名流，曾于1947年9月25日在上海闸北横滨桥实验戏剧学校，由赵景深发起，和昆曲名角俞振飞对戏演出《雷峰塔·断桥》。是夜舞台上俞振飞扮演许仙，张家大姐元和扮演青蛇，四妹充和扮演白蛇。张家大弟宗和“在后台看四姐她们化妆，没有见到，据说很好”（张宗和：《张宗和日记1947年9月25日》，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5页）。叶、王两家的家长叶圣陶、王伯祥及购得沈从文义卖书法“书崔瑗论《草书势》”的“汉儿”王汉华在台下“从容听歌，怡然无方，虽闷热亦不之觉矣”，可称“载入昆曲演出史的演出”（王湜华：《王伯祥传》，202-203页）。叶圣陶当天记有日记：
夜七时，至戏剧学校观昆剧。景深在此校任昆曲一科，约集曲友作一会串，其名曰“见习同期”。校中剧场有四百馀坐位，今夕不得坐而立者亦无数，大概上海各曲社均有人到，与曲社中人有关者亦到。演至十一时半而毕，以项馨吾、殷震贤之《佳期》，俞振飞、张氏姊妹之《断桥》为佳。项年在五十左右，且系男子，而饰红娘细腻熨帖，令人心醉。俞则声出金石，演唱并美，微嫌其做作稍过火耳。（《叶圣陶日记全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183页）
沈从文与张兆和
可见当时盛况，令人沉醉。沈从文的“朋友圈”“亲友团”——王伯祥父女、叶圣陶和张家大姐、四妹、大弟都在演剧现场。而沈从文与张家三小姐张兆和虽然远在北平，却正当是为救助“穷作家”柯原，义卖二十张自书条幅而挥洒笔墨的时段（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47年9月20日》，288页），真乃冥冥之数。可如今情随事迁，恰似昆曲《牡丹亭》所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引发沈从文在《重摹义卖条幅跋（之二）》中感叹：“人事风雨倏忽”“‘破四旧’时事事物物毁去者多矣，当时所有熟人亦先后同成古人。”且他与身在美国的四妹充和天各一方，隔海难望，产生“不免令人眼湿”的悲欣交集情愫是很自然的。人事历经沧桑而书体“一切如新”，想也如王羲之写《兰亭序》那样，“临文嗟悼”，不免“感慨系之”，他把重摹“书崔瑗论《草书势》”分赠四妹充和一幅，同忆往昔岁月，也是很自然的。
《谷音谈往集》（第8页）交代了“书崔瑗论《草书势》”义卖原件的最后归宿：
后来从文先生搬到了崇文门新侨饭店西侧的高楼住，这时他的身体已欠佳。在我将家父珍藏的他的墨宝拿去请他加题并求墨宝时，他也欣然同意，但因为装裱用的是深藏青色，要题也只能用朱笔。结果直到搬入新家后也没给题，后来大概也找不着了。直到兆和先生去世后，我与其家人通信还问起此墨宝，至今未得答复。好在总在沈家，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黄永玉在凤凰沈从文墓前书有一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以此意味深长的“偈语”总括沈从文的一生，其归宿既是魂归故里，也似涅槃重生。“书崔瑗论《草书势》”义卖原件最后复归沈家，形成一闭环，与黄永玉碑文恰成事后“谶语”，似乎也在为《边城》结尾——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给出答案。其实是否回来，沈从文早已心中有底——打上双引号的“明天”，就是对“回来”的剧透。从1940年到1978年，沈从文“书崔瑗论《草书势》”义卖原件在人世间游走了一回，历过劫难也结过良缘；也像《红楼梦》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石头，走进他乡又回到故乡，上面似也有“字迹分明，编述历历”（周汝昌校：《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可堪辨识。故笔者不揣谫陋，草成此章，略书陈迹也已。
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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