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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魏建功、郑天挺、 xxx 、罗常培

这是郑先生清史课的基本内容,《郑天挺清史讲义》的“清代之先世”、“满洲入关前的礼俗”、“满洲入关前的社会”、“明清之战事”、“满洲入关与顺治朝”、“平定三藩”、“郑成功与台湾”这七个专题,属于满洲的崛起与统一中国的教研范围。

“清代之先世”专题收录41个条目,是在孟森先生《明元清系通纪》《清史讲义》基础上的讨论。“清代先世世系”条的案语依据《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载指出:“是范嗏是否为布库里英雄之子或孙或数世孙,均不可考,孟先生列之二世盖伪定之论耳。但孟特木为范嗏孙,决无可疑。”提出与孟森不同的看法。“清祖系之疑”条又指出:“金之亡在金哀宗天兴三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西1234。去宣德八年(1433)八月蒙哥帖木儿之死,凡200年。宣德八年(1433),去奴儿哈赤之生,嘉靖三十八年,西1559,凡127年。何以前200年传四世或五世(40—50年一世),而后127年传五世至六世(20—25年一世)。此点诸家未谈。金亡而斡朵里改封,亦孟先生说。”强调清祖系的疑点。关于满洲的名称,作于1947年4月22日的“满洲与诸申”条提出了重要看法:

天挺读藤冈胜二所译《满文老档》,凡称满洲处多用gušen字,其满洲字待查(5,8,30,31,45,148,431等页均有),当即太宗时禁用之珠申、诸申Chu-Shen。此字当从女真gu-chen,gusjen而来,或肃慎Su-shen而来。待求语音上之证据。

满洲在《老档》亦有称manju者(30页),或系后来太宗所改。

满洲亦有称Aisin(爱新)国者(722页),当为初改之号。

认为诸申(珠申)从女真或肃慎而来,后来的学者从语音上进行了论证。“满洲名义之起源前论”条强调:“我们在旧日载籍及民间习俗上证明了满洲二字在清代只是与汉族对待的名称,并非专指某一个地方——如东三省。称东三省为满洲为清末之事。”“满洲名义之起源”条指出,满洲名义之来源其说有四,即国名、部族名、地名、尊称,郑先生作了案语:

以上四说皆有未安。二说既谓是佛号非地名,而又云本部族名,且清代以前亦无此部族名,此可议也。三说假造满洲二字以代建州,其说似矣,但何以不用其他字而必用满洲?其说亦不圆。傅斯年以建满为叠韵,亦未确。罗莘田云建在愿韵,读为Kjien;满在缓韵(均依《广韵》),读为muan,并非叠韵但同为山摄耳。四说最近,但谓文殊为佛之最尊称,即以尊其渠酋,亦未必然。窃疑《隋书》所谓其酋曰“瞒咄”必有所本;其后知佛号中有文殊位甚尊,遂取来附会瞒咄译音,以欺迷信佛法之民族,如西藏等;但佛号中国知之最悉,不能以相欺,故清太宗改为音近之满洲,兼以避去建州之名。

此说虽非定论,但是思虑缜密,极具启发性。作于1941年5月27日的“清顺治时自论与金代之关系”条,依据《东华录》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有关修整金陵的记载,指出:“据此谕可知:明代时上下均知清之先代与金代有关,清太宗亦自知其先代与金代有关。而谕中‘于金何与’盖当时已得中原欲讳之矣。”揭示出清与金的关系。

满洲的崛起是郑先生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与进入共和国后在满洲研究方法与历史分析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1947年4月30日所作卡片“满洲强大之故”记载:

满洲所以能强大之因素:

一、由于人 太祖及其所用文武。

二、由于制度 八旗。

三、由于知道文化之重要 创制文字。

时过境迁,1953年5月11日,郑先生在该卡片上继续写到:“此六年前一九四七年之所见也,强调个人、强调制度而不知从经济生产分析,满洲之所以能强大:一由于在其邻近有文化较高之中国与朝鲜,使其社会急遽发展,由有氏族残余的奴隶社会一变而入封建社会,生产提高,促使其内部团结,有余力向外发展。”可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分析历史,历史观发生的转变。

“满洲入关前的礼俗”专题收录34条,主要作于1942以及1943—1944年,个别作于1940、1950、1953年,实际上是集中考察、准备演讲的产物。1942年12月8日晚,郑先生为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演,讲题本定“清初文化之调融”,拟分六节:一、满洲未称帝前所保留之女真文化成分,二、满洲入关前所沾染之汉文化,三、满洲入关前所提倡之汉化,四、清初诸帝与汉文汉化,五、入关后所行之汉化,六、入关后对于满化之恢复。其后以内容太繁,改讲“清初几种礼俗之演变”,分六节:一、渔猎,二、祭天堂子附,三、丧葬殉葬及丹旎附,四、婚聘清初无服尊卑通婚附,五、剃发剃发祸附,六、冠服冠服之祸附。当时所讲未立稿,有学生笔记。笔记者为何鹏毓,后复增加例证,广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长文,从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几方面,论述了满族礼俗的变化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郑先生另一长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文末附记:“1943年6月27日大雨中初稿成于昆明靛花巷,1944年4月11日讲于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该文探讨了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族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族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分析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两文修订后收入《清史探微》出版。

“满洲入关前的社会”专题收录64条,主要作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1942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从所作满洲初起之寺庙、满洲初起时之习俗、清太祖太宗所居地、汉化之防范等条目来看,当是集中探讨清初文化调融、礼俗问题的卡片,“满洲入关前的礼俗”1942年的卡片同属一批。所谓清初文化调融实即满汉文化的关系,当今清史学界存在清朝统治汉化还是满化之争,郑先生实际上是汉化说的提出者,同时又不否认清朝对于满族文化的坚守,很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既有“汉化之提倡”,也有“汉化之防范”这些相反例证的条目,再请看“清初汉化成功之原因”条:

一、未入关前已用汉人制度,其来已渐。

二、汉人多而满人少。

三、清代公文书及考试,满汉并重,而仍以汉文为主。考试用满文者仍系翻译汉文。

四、多尔衮、世祖、圣祖均为崇拜明太祖之人,本人汉化程度极高。世祖、圣祖均成长于汉人之手——太监及其他侍候之人。

五、满汉不同居,使满洲人羡慕不同之风俗,反而法效易而速。

再看“清代一代保存之满洲文化”条:

一、衣冠始终未改。

二、八旗制度存在,精神已变。

三、语言文字在满洲集团仍保留,但在同时仍用汉人语言文字为法定之语言文字。有不知满文满语之人,而无不知汉语之人。

四、满洲祭祀存在,汉俗之祭祀不废。

五、婚嫁丧葬习俗掺入汉俗之中。

从这些分析来看,我们不妨说清朝统治的成功,既不是汉化,也不是满化,而是“文化调融”。“文化调融”接近我们现在说的“民族融合”,郑先生在1940年代即从“文化调融”看待清代的汉化、满化问题,直指清史的核心问题,其看法愈久弥新。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1955年,进入共和国后郑先生尝试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清初社会,1950年5月23日所作“满洲之社会组织”、“觉罗”条目,参考国外有关满洲族社会构成的研究,思考依血族团体分为姓(hala)、氏(gar-gan,枝之意)、族(mukūn)的问题。此后郑先生一直思考满洲的社会性质问题,1955年3月作有“恩军”、“明代辽东”、“明代辽东的生产”、“清代祖先与农业”等条目,前三条利用明代资料《辽东志》认识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该月还作有“舒尔哈齐父子”、“褚英之死”、“莽古尔泰之死”、“代善与皇太极之矛盾”、“太祖时迁都之争”等条目,郑先生主要考察满洲贵族的内部斗争,考察与氏族组织、社会性质的关系,不乏精彩之处。如长条目“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郑先生注意到蒋氏《东华录》不载褚英之死,《满洲实录》亦不载,而见于王氏《东华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则为王氏《东华录》所从出,《太祖实录》有删削。郑先生接着考察褚英事迹,指出:褚英之废在八旗制定之前,褚英死在闰八月(乙卯,1615),八旗设于同年。褚英未被罪前应与代善同属红旗,褚英代善为同母兄弟。《朝鲜实录·光海君日记》载天命六年褚英之子杜度领镶白旗,但八旗通志中镶白旗不见其迹。杜度本传与代善同征战之事为多,又杜度死于崇德七年(1642),其时镶白旗久属多铎,杜度何时离镶白旗待考。杜度或代多铎领旗,或未当领旗也。这些涉及八旗的改旗等重要问题。郑先生从褚英不多的事迹中,看出了重要的大问题:

1.满洲当时并无长子继承制度。否则其家人兄弟必不敢攻讦之。

2.褚英被谗至于焚表告天以自明,可见当时斗争必甚激烈,而此种斗争后面一定有强固的、不相同的集团。因为各人所代表的阶级是一样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末发生斗争原因是内部斗争,是各人的斗争,是各人属下的斗争,是各人属下的氏族斗争。

3.褚英的反对背明,一定是畏惧明朝,反映出满清自己的人少,兵力不够,生产还不够多;也反映出他们的封建统治还不够成熟,所以看不出明朝封建统治已趋衰落。

将无长子继承制作为理解爱新觉罗家族内部斗争的关键,可谓真知灼见。郑先生继续探讨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与八子——后来登基的皇太极的矛盾,提出重要观点:

案,皇太极所举代善之罪九款,实无一可以论罪之处,乃以退位相胁,诸贝勒勉强议罪只得四款,均极微细之事,而责罚甚重,竟至革大贝勒,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盖无可如何者也。皇太极亦不能不免之。盖皇太极所争者为封建王朝皇帝之体统,代善之所以放纵者在氏族关系之长兄。八旗制度至天聪末,氏族色彩日薄,封建色彩日浓,昔之所谓旗有制者已变为族主所有制矣,观于旗主之日富,旗民之日穷可知。而旗主们一方用封建剥削以自己享受,另一方用氏族关系以自己逃避皇帝之统治。皇太极所以如此作法,亦以不如此不能突破旗主们的把持。果然在此事之后半年,遂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改称号为皇帝,而代善亦封兄礼亲王,不复存大贝勒制度矣。

八旗制度至天聪末昔之所谓旗有制者已变为族主所有制,可谓学术发明,以此把握皇太极登基后不复存大贝勒制度,呈现出对于社会性质的深刻观察。其他条目如“太祖时迁都之争”指出:“当时迁都甚速,必其人无安土重迁之思想,习俗如此故也。抑亦无私财之证。”又指出:“太祖频于迁都盖为经济条件所促成。”对于太祖迁都问题提出了看法。1956年的两个条目“女真之氏族社会”、“辽东海运的兴废”,继续利用明杨循吉《金小史》、李辅《全辽志》考察辽东社会。

第三时期为1962年,仍在阅读明嘉靖《辽东志》,摘录“建州朝贡由抚顺关”、“《东戍见闻录》”、“辽东边墙始于正德”等资料,也阅读清人著述,作有“奴籍壮丁同样征调”等条目。翌年,并阅读朝鲜李朝实录,摘录“满州初期的农村”等卡片,使用明、清与朝鲜三方资料综合分析辽东社会。

郑先生有一些卡片是专门整体思考满洲入关前社会与研究方法论的。1955年3月29日所作“清开国时的学习汉俗”指出:

弩尔哈齐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卒。十二月三十日皇太极、代善仍孝服。

此与汉俗不同,汉俗孝服百日,此已逾百日,且一百四十日矣。此与后来之满俗亦不同,满人穿孝百日,百日毕易吉服。看出皇太极、代善是学汉人而不合,莽古尔泰则仍用满俗着吉服。就此事正看出当时满清正在向汉人的高度封建主义转变。所谓汉化应该理解为高度封建化,不能只看做文化习俗,应该看做一个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

这是将汉化问题与社会形态理论结合的看法。此外,“满洲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条列出12条要点,郑先生上述一系列的研究思考,形成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

“明清之战事”专题计41条,卡片主要形成于1939—1949年。其中尤以1939年的卡片为多,应当是因为本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明清史集中备课的原因所致。此前也有1930年的“清太宗扰明情形”、“教士所记之多尔衮辅政”,1938年的“朝鲜目中之毛文龙兵力”等条,1939年11月、12月间的条目则多起来,有:“清太祖告天七大恨”、“满洲与明朝之和议”、“明与朝鲜”、“明清和议条款”、“明末之辽帅”、“松山战后之明清和议”、“松山战后明清和议日表”、“清太宗扰明之目的”,其中明清和议问题的比较集中。1940年7月有三个条目:“四路征辽之败与朝鲜”、“朝鲜与毛文龙”、“朝鲜目中之满洲”,主要是谈明、清、朝鲜之间关系的。此外,1941年4月作“木刻七大恨榜文”条,1942年4月作“清太祖、太宗在位年数”条,1943年4月作“清太祖侵明先后”、“清太祖初起兵对明要求之条件”条,围绕明清关系。1949年4月留下的条目也多,一类是阅读史料摘录:“明朝所传金使礼节”、“明朝所传清太祖死讯”、“皮岛所在”;另一类是阅读其他学者论文的摘录,读王崇武论文作“杨镐与萨尔浒之战”、“明成祖朝鲜选妃”条,读李光涛论文作“记萨尔浒之战”、“皇太极名号之由来”、“清太宗与《三国演义》”、“清入关前之真象”、“南海岛大捷”、“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条。

“满洲入关与顺治朝”专题45条,但是卡片署有时间的较少,以涉及多尔衮的为多。郑先生以研究多尔衮成名,所作条目集中在1930年,有“于七党”、“顺治董妃与吴梅村诗”、“阿玛王”诸条,此外1942年作“多尔衮之称号”条,1943年作“吴三桂请兵之人”条,1951年作“流徙宁古塔”条,1956年12月作“清初抗清斗争的失败”条,1959年7月作“清军入关时的形势”、“清军入关南下侵略之先后”条。“清初抗清斗争的失败”条指出,李自成部下李来亨在康熙三年八月初五日失败自杀,李军抗清武装告终。永历帝在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被俘,次年(1662)遇害,李定国亦于康熙元年(1662)死,张军抗清武装告终。台湾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降清,海上抗清武装告终。此外起义者尚多,皆属微弱,于是抗清斗争转入地下。接着分析抗清斗争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

一、人民在长期战争之后(自崇祯元年[1628]农民战争起),要求恢复生产的安定局面,因之参加斗争者不是太多,而且一遇挫折即行退入生产。一方面清廷宣传对农民让步,取消明末加派和苛征,以缓和阶级矛盾,农民信其宣传,归田生产者多。抗清心不巩固,不持久。这是主要的。

二、清朝强调明朝的阶级斗争,声言为明复仇,以缓和民族矛盾,明臣受其愚弄,投降者很多,内部分化。

三、清军入关,中国的统一局面破坏,失去了中心和重心,因而造成了分裂局面,各地军阀拥兵、观望,形同割据。如左良玉以及四镇,分散了军事力量。

四、南明在1646以前,没有和农民起义军合作共同抗清。

五、军事上,明军不能共同作战,没有配合,如1654李定国到广东,曾约郑成功出兵,郑没有出兵(其年张攻镇江)。又如1659郑攻南京,时李已退至滇边。

六、政治上,明朝没有鲜明的反清口号。

虽然郑先生在案语之后标有“待正”二字,表明尚非定论,但我们看这一分析还是相当全面和成熟的。既将久战人心思定与清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生效作为主要原因,又各种抗清势力不能团结合作作为重要原因,符合当时历史。郑先生的分析,很好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

未署时间的条目,有的梳理学术编年,便于授课与研究,如“多尔衮生平”、“多尔衮年岁”、“入关先后日表”、“顺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因旁注:“与形式卡片参看”,判断此条也作于1959年)、“南明政权”等。有的条目则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如“多尔衮入关之原因”条指出:“太宗既卒,争立之人甚多,多尔衮辅政顺治,诸人未必尽服,多尔衮盖假入关以转国人目标,暂离是非之地,如立功更可减诸人之反对,塞诸人之口。”这个看法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有益于我们理解清兵入关问题。“顺治时之政治”条对于顺治朝有提纲挈领的概括,特色鲜明。指出:

顺治十八年间,其政治可分二期,元年至七年(1644—1650)为多尔衮摄政期,八年至十八年(1651—1661)为顺治亲政期。此二期除多尔衮御满洲人及宗室较严,而顺治于满洲及宗室时有敷衍之处外,大体相同。多尔衮与顺治同为明太祖崇拜者,故两人之政治主张亦皆法明,清初除薙发及衣冠外,一切政制、经济、法律皆沿明之旧。此由于所用之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诸人之关系者半,由于崇拜明太祖个人者亦半。

顺治时之政治重要者有四:曰法明,减赋,圈地,投充。前二者固善。后二者则莠政也。

其中强调多尔衮摄政与顺治亲政二期的一致性,“御满洲人及宗室较严”,特别是“多尔衮与顺治同为明太祖崇拜者,故两人之政治主张亦皆法明”,并分析原因:“此由于所用之人为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诸人之关系者半,由于崇拜明太祖个人者亦半。”笔者孤陋寡闻,未见他人论述,深以为然也。

“平定三藩”专题有29个条目,从1940年6月4日所作“吴三桂之叛”、“耿精忠之叛”的条目来看,该类条目主要形成于此时。也有进入共和国后所作条目,如1950年6月6日作有“洪承畴之经历”条。从条目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为了教学,资料主要取材于《圣武记》与《清史稿》,多谈概括性的事情,如三藩世系、撤藩之议、三藩之叛大事表、吴三桂之叛、三藩时清军之防守与攻战、吴三桂死后清军之进剿、吴三桂失败之原因、三藩平定之原因、吴三桂与清之统一原因、吴三桂与清之统一以及藩王的介绍等。郑先生也提出一些观点,如“吴三桂失败之原因”条指出:“吴三桂失败以军略失着为最大原因,而诸将年龄太高实为造成此原因之故。”

“郑成功与台湾”专题35条,主要作于共和国时期。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掀起反美以及探讨台湾问题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郑先生开始研究台湾史,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间,所作条目有“郑氏与台湾”、“有关台湾著作”、“中国史书上的台湾”、“台湾赤嵌楼”、“台湾与和兰的侵入”、“台湾与倭”等。1955年1月8日,郑先生在南开作“台湾历史报告”。此外1956年作有“台湾与郑氏”条。1961年12月底到1962年2月中是郑先生又一个集中阅读有关台湾与郑成功资料的时期,这是因为1962年2月中旬参加厦门大学举行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卡片中有1961年所作“《台湾纪事本末》与《台湾外纪》”、“《台湾郑氏始末》”、“郑氏与台湾及西方诸国”、“台湾与和兰”、“郑成功入台湾”、“台湾郑氏参考书”等条,还有1962年做的“《台湾外记》”、“《华夷变态》”、“郑成功海上船只”、“关于郑成功的参考书”诸条。这些条目中对于有关台湾的一些文献进行细致考察,值得关注。郑先生还于1963年9月22日为天津市历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作“关于郑成功”的报告。卡片中除了收录这篇讲稿,该年还作有“李率泰论荷兰生衅”等条目。此外,还有讲稿“我国历史上的杰出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