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刚满18，偷红薯被妇女主任逮住她笑：去派出所或者跟我回家|偷红薯|刘主任|庄稼|春梅|番薯|跟我回家|饼子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才进九月，田里的玉米叶子就开始发黄了，路边的白杨树叶子翻着银灰色的背面，风一吹哗啦啦响成一片。就是在那阵风里，我满十八了。

过了生日第三天，我爹蹲在院子里修他那辆破二八大杠，自行车后轮的内胎磨穿了，他拿锉刀磨了半天，又拿胶水补了个补丁，打上气之后用手摁了摁，还是漏气。他骂骂咧咧地把打气筒往地上一扔，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老五，你大了一岁，自个儿寻个出路吧，家里养不起闲人了。

我那时候正端着碗站在灶屋门口喝棒子面粥，粥稀得能照见碗底的花纹。我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把碗沿往嘴边凑，听了这话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喝。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我家在鲁西南一个叫周家庄的村子里，黄土厚得像一床盖不完的被子，种啥都长不好，一亩地收个三四百斤麦子就算老天爷赏脸了。家里六个孩子，我是老五，上面四个哥姐早就出去讨生活了，大姐嫁到了县城，二哥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干活，三姐去了南方厂里打工，四哥在镇上给人拉货。下面还有个妹妹，比我小五岁，正上初中。我爹我妈两个人种着那几亩薄地，一年到头连个肥肉都舍不得买，过年才割二斤猪肉包顿饺子。

我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了，在村里跟着人打零工，帮人盖房子垒院墙，给果园锄草打药，秋收的时候帮人掰玉米砍高粱。一天挣一块五毛钱，管一顿午饭，不吃午饭的给两块。我一般都选管饭的，因为能省下家里的口粮。可那年秋天邪门了，活儿突然少了很多，连着好几天我都找不着事做，在村里溜达了一圈又一圈，连根扫帚都没人让我拿。我兜里就剩两块钱了，还是去年夏天在砖窑拉砖坯攒下的，一直没舍得花。

那天早上我喝完那碗稀粥，我娘又递给我半块咸菜疙瘩，说就着吃。我啃了两口咸菜，辣得嘴里发咸。我爹已经把自行车推到门口了，头也没回说了句，出去转转，别在家里闷着。我就出了门。

出了村子往东走三里地是邻村赵家庄的地界，那边有条小河，河面不宽，水清凌凌的，两岸长满了芦苇。秋天芦苇已经抽了穗子，白花花的一片在风里摇着。我沿着河边走了一段，裤腿被露水打湿了半截，沉甸甸的贴在腿上。

河滩旁边有一片红薯地，我知道是赵家庄村东头老刘家的，那块地肥，靠近河边好浇灌，长出来的红薯个头又大又甜。那年春天我路过的时候正好看见老刘在栽红薯秧，满满一地绿油油的，到了秋天就该收了。我路过那块地的时候日头已经升起来了，秋天的太阳虽然不毒，但直直地晒着后背还是暖洋洋的。红薯地的土垄裂着缝，裂缝里头露出红皮红薯的半个肩膀，像是土地裂开嘴笑似的。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四下里一个人影都没有。赵家庄的劳力都去北边那片玉米地里掰棒子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狗叫声远远地传过来。风吹过红薯叶子，叶子边缘卷着干枯了的黄边，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甜丝丝的土腥味钻进鼻子里，我肚子立刻跟着叫了一声。

我蹲了下去。土很松，手指头一扒就开了，红薯露出来，红艳艳的皮儿上沾着细碎的土粒子，攥在手里沉甸甸的，一个有我的拳头那么大。我扒了两个揣进怀里，布褂子下摆兜着，凉丝丝的贴着肚皮。然后我顺手又扒了两个，一共四个，沉得我褂子下摆往下坠。

我猫着腰往河边跑，钻进那片芦苇丛里。芦苇比人还高，密密匝匝的，钻进去之后外面就看不见里面了。我蹲在河边，把手里的红薯一个一个放进河水里洗，水是凉的，冰得手指头尖发麻。红薯上的泥被水冲掉之后露出光滑的表皮，红得亮晶晶的，跟擦了油似的。

我抓起一个正往嘴边送，芦苇丛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她说，别躲了，我都看见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人拿个铜锣在耳朵边上狠狠敲了一下。手里的红薯差点掉进河里，我赶紧攥紧了，然后慢慢站起来，拨开面前的芦苇往外看。

河岸上站着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三十来岁的样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齐齐整整的，露出光洁的额头。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个旧布包，胸前别着一枚红底白字的徽章，被秋天的太阳照得反光。我认得她，是赵家庄的妇女主任，姓刘，叫刘桂芳。我们邻村的都管她叫刘主任。

刘桂芳在这一带很出名。她娘家就是赵家庄的，嫁到了二十里外的张庄，后来离了婚又回来了，带着个闺女在娘家住着。村干部换届的时候她被选上了妇女主任，专管计生和妇女工作，做事利落干脆，说话又直又快，村里没几个人敢跟她较劲。她那双眼睛出了名的尖，谁家媳妇怀了几个月的孕、谁家的鸡今天下了几个蛋，她心里都有数。

我站在芦苇丛里，两只手兜着那四个大红薯，不知道往哪儿藏。刘主任站在河岸上看着我，脸上没笑也没恼，就那么平平淡淡地看着我，说出来吧，凉水泡久了要拉肚子的。

我只能从芦苇丛里钻出来，站在她面前。红薯从褂子下摆漏出来滚到了地上，骨碌碌滚了三个出去，有一个滚到她脚边停了下来，红艳艳的皮沾了土，灰扑扑的了。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不敢抬眼看她。我那双解放鞋已经磨穿了鞋底，大拇指从破洞里露出来，我悄悄把那只脚往后挪了挪，想把她看不见。

刘主任低头看了看脚边那个红薯，又抬头看了看我，说你是周家庄的吧？老周家那个老五？我嗯了一声，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刘主任说多大了。我说刚满十八。刘主任说十八了还干这事？偷人家的红薯，让人逮着了够你在派出所蹲半个月的。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太阳穴跳着疼，腿肚子也开始打颤。我爹要是知道我偷东西进了派出所，非把我腿打折不可。我妈得哭上三天三夜，她本来就爱哭，眼睛常年是红的。我站在那儿，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找句求饶的话说出来，可嘴张了几张就是发不出声来。

刘主任就这么看着我，手里那个本子翻也没翻，就那么拎着。忽然她嘴角往上一弯，露出两个酒窝来。她说，小周，我给你两条路。一条是去派出所，我把你交给王所长，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另一条是你跟我回家。

我猛地抬起头来。跟我回家？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两圈，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刘主任又说了一遍，去派出所或者跟我回家，你挑一个。

我说跟你回家干啥。

刘主任说我家那两亩红薯地也该刨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给我干三天活，这事儿就过了。管你三顿饭，红薯你想吃随便吃。

我站在河边，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带着那股子清冽的芦苇味，吹得我脸上冰凉凉的。我脑子转了转，三天派出所跟三天红薯地，傻子都知道选哪个。我说那我跟你回家。

刘主任弯下腰把地上那四个红薯一个一个捡起来，用手抹了抹上面的土，塞回我手里。这几个你拿着，回去洗洗蒸了吃。以后别偷了，想吃了来找我，地里有的是。我接过来揣在怀里，红薯上还带着她手心里的温度，热乎乎的。

刘主任转身往村里走，我赶紧跟上去。

一路上她没怎么说话，我跟在她身后大约两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蓝布褂子的背影。那褂子洗得有些发白了，领口袖口都磨得毛了边，但干干净净的，在风里微微摆动着。她走路很快，步子跨得大，腰板挺得直直的，不像村里那些常年弯腰在地里干活的女人，她身上有种我说不上来的劲儿。

我低着头走在她后面，手里攥着那四个红薯，手心全是汗。路上经过几户人家，有人跟她打招呼说刘主任回来了，她应一声，人家就看见她身后跟着我，就多看一眼。我把头低得更深了，假装在看地上的蚂蚁。

到了刘主任家，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三间正屋两间偏屋，院墙是土坯垒的，但修得整整齐齐，墙头上还种了一排仙人掌，绿绿的，开着些嫩黄的骨朵。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枣树，树枝伸得很开，遮了大半个院子，树上挂着半青半红的枣子，一嘟噜一嘟噜的，看着就喜人。枣树下头摆着一张矮桌和几把小板凳，干干净净的。

刘主任推开院门进去，一只芦花老母鸡从鸡窝里探出脑袋看了看，又缩回去了。她让我把红薯放在灶台上，然后从屋里间拿出一把铁锹来递给我，说后晌凉快些了再去地里，你先歇会儿，喝口水。

她给我倒了碗水，是白开水，放了半天了，凉丝丝的。又从灶台边上拿起半个杂面饼子递过来，说中午也没吃饭吧。我没客气，接过来就咬了一大口。饼子硬邦邦的，嚼起来费腮帮子，但麦香味很足，越嚼越香。我坐在枣树底下的小板凳上吃着，刘主任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看着我。

她说你爹妈知道你不找活干出来偷东西？我嘴里的饼子梗了一下，慢慢咽下去，说知道，我爹让我出来寻出路。刘主任说你寻着啥了？我没说话，手里的饼子停在半道上。

刘主任说你上面那几个我都认得，你大姐嫁到县城去了吧，我上回去县里开会碰见过她一回，在百货大楼卖布。你二哥在城里工地干活，去年过年回来的时候在集上还碰见了，瘦了，但精神头还行。你家里摊子大，穷，能理解。但偷东西这事不行，一回两回没人看见，三回四回就成习惯了。你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干点什么挣不来一口吃的。

她说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不急不慢的，跟拉家常一样，但我听着脸上火烧火燎的，那口饼子好像堵在胸口，半天没下去。我把剩下的饼子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低着头喝水。

歇了半个多钟头，刘主任站起来说走吧，趁日头还不算太毒，红薯刨起来。她换了解放鞋，又给我找了顶旧草帽扣在我头上，草帽沿儿宽宽的，能遮住大半张脸。我扛着铁锹跟在她身后出了院门。

刘主任家的红薯地在村西头，挨着赵家庄那片大田。地不算大，整整齐齐两亩，一垄一垄的，红薯叶子长得又密又厚，绿蓬蓬的一片。她站在地头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南边这几垄你先刨着，北边那片留给我。头一回下手别着急，顺着垄沟斜着下锹，要不铲断了可惜了。

我点了头，把草帽往下压了压，吐了口唾沫在手心里搓了搓，抡起铁锹就开始干。开头几锹没找对角度，铲断了好几个红薯，断面上渗出来的白浆黏糊糊的沾在手上，被太阳一晒就干了，成了一层白皮。刘主任在另一头刨着，她干活利索得很，一锹下去往上一提，一串红薯连着根带着蔓就出来了，整整齐齐码在筐子里，一个一个红亮亮的跟她脚边那筐水洗过的一样。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下手别太愣，锹顺着垄沟斜着进，深浅你自己把握，底下那个度摸着了就顺了。我照着做了几回，慢慢找着了感觉，铲断的少了，整的多了。土被翻起来之后露出底下盘根错节的红薯根须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红薯，像土里埋着一串串红皮灯笼。

两个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干到太阳快挨着西边那排杨树梢了，地里刨了三分之一还多，筐子装满了五六筐。刘主任直起腰来拿手背擦了把额头的汗，说行了，今儿个到这儿吧，明儿个接着干。

回到她家院子，刘主任去灶屋做饭，我蹲在院子里那口压水井旁边洗手。铁锹握了一下午，手心里磨了两个水泡，一碰井水就针扎似的疼。我没吭声，把手上黏的泥和红薯的白浆洗干净了，又拿凉水泼了两把脸，浑身的燥热退下去不少。

灶屋里传来刀切在案板上的声音，笃笃笃的，节奏又匀又快。过了一会儿油锅响了，滋啦一声，香味就飘出来了，是葱花炝锅的味道，还带着点酱油的焦香。我坐在枣树底下，风从枣树叶子间穿过，把那股香味一阵一阵地送过来，我肚子就跟着叫个不停。

刘主任从灶屋里端出来两大碗面条，白瓷碗里满满当当的，面条上头卧着两个荷包蛋，一圈葱花香菜，还淋了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她把一碗放在枣树下的矮桌上，又给我递了双筷子，说吃吧，不够还有。

我端着碗的手有点抖，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像样的饭了。面条是手擀的，又宽又厚，嚼着筋道，荷包蛋煎得两面焦黄，蛋黄还是稀的，一咬就流出来和面条汤混在一起。我埋头吃得呼噜呼噜响，一碗面连汤带水喝了个底朝天，碗沿上沾着的葱花我都拿手指头抹了放进嘴里了。

刘主任坐在对面慢慢吃，她吃的慢，一根一根挑起来吹凉了再放进嘴里。她说小周，你以前干过农活吧。我说干过，家里地里啥活都上手。刘主任说那还行，不是个娇气的。她说完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满意的意思，我听出来了，心里头松快了些。

吃完饭天擦黑了。刘主任去灶屋里刷了碗，出来跟我说今晚你就住偏屋吧，床上有铺盖。我说那我明儿个几点起来干活。刘主任说天亮就行，不用太早，你多睡会儿，昨儿个晚上怕是也没睡好。我说知道了。

偏屋在东边那排，门口搁着一双旧布鞋。屋里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床上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上面搁着一床薄被子，被套也是蓝白格子的，干干净净的。屋子角上靠着一把扫帚和一只铁皮水桶，墙上糊着旧报纸，糊了好些年了，纸边卷着发黄，但墙上没有灰，看得出常打扫。

我躺到床上的时候觉得身子底下软乎乎的，那床垫子虽然薄，但比我家的土炕舒服多了。窗户开着一道缝，入秋的风从外面钻进来，带着院子里枣树的叶子响，沙沙的，像有人在轻手轻脚地翻一本很厚的书。

我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发呆，脑子里一遍一遍过今天的事。早晨出门的时候我爹让我寻出路，我寻到人家红薯地里去了，还让妇女主任逮了个正着。我以为自己非得进派出所不可了，可她笑着说让我跟她回家。我就这么跟她回来了，吃了顿热乎的带荷包蛋的面条，睡在了铺着蓝格子床单的床上。

我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帮我。我跟她非亲非故，隔着一个村子呢，她图我什么呢。我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又想，管她图什么呢，三天活干完我就走，不欠她的就是了。

这么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醒了一回，院子里有猫在叫，声音细细的，跟小孩哭似的。我又翻了个身，拿被子把耳朵蒙住，接着睡。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了。推开门出去，院子里的枣树叶子上一层露水，亮晶晶的，东边的天泛着鱼肚白，还没彻底亮透。我走到压水井边打了水洗脸，凉水浇上去激得我浑身一激灵，睡意全没了。我找了把扫帚把院子前前后后扫了一遍，连鸡窝边上那几根掉落的鸡毛都扫干净了。

刘主任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院子扫完了，正蹲在枣树底下把昨晚上吹落的青枣子捡了一堆。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起这么早。我说惯了，在家里也起得早。刘主任没说别的，进灶屋去做饭了。

吃过早饭又去地里。今天上手快多了，我找准了那个角度，铁锹斜着插下去，手腕往上一翻，一丛红薯就连根带蔓翻上来了，土从红薯缝隙里簌簌往下掉。我一垄一垄地往前推，速度比头一天快了一倍不止。刘主任在地那头时不时往我这边看看，嘴角好像弯着。

一上午过去，南边那几垄全刨完了，筐子装了满满七八筐，整整齐齐码在地头。刘主任过来说不错，照这个干法后天上午就能收完。我说那后天下午我就能走了。刘主任说嗯。

中午在地头歇晌。刘主任带了两个杂面饼子和一壶水，我俩找了块干爽的地方坐下来吃。秋天的风吹过来凉丝丝的，穿过红薯叶子和玉米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远处有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还有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刘主任靠着地头的土埂坐着，把饼子掰成小块慢慢嚼，目光看着远处。

我说刘主任你家咋就你一个人。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该问人家的私事。但已经问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刘主任嚼饼子的动作没停，嚼完了咽下去才开口说我家就我一个人，男人没了，闺女跟着他爹过。她说话的语气平平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没敢再往下问，低头啃饼子。

下午接着干，太阳偏西的时候两亩地已经刨了一大半了，翻开的泥土在夕阳底下泛着一层暗红的光。刘主任弯腰把散落的红薯捡进筐里，我抡着锹继续往前推，两个人配合着，谁也没多说话。

第三天上午把剩下的红薯全刨完了。刘主任让我把红薯分拣一下，大的挑出来一筐，小的和那些被锹铲破的分一筐。大的留着吃或者送人，小的和破的喂猪或者剁了做红薯粉。我蹲在地头拣了一个多钟头，手指头被土磨得发红，但心里有股子踏实的满足感。

完事之后把红薯筐一趟一趟搬回她家院子里，整整齐齐码在墙根底下。刘主任挑了几筐最大的留在了灶屋旁边，剩下的她说过两天让她兄弟赶集的时候拉到集上卖了换些油盐钱。

那天中午刘主任做的是红薯稀饭，稠稠的一锅，米粒和红薯块煮得软烂，甜丝丝的，就着她腌的萝卜条，我喝了三碗才撂下筷子。吃完饭她让我去后院把堆了好些日子的柴火劈了，我拎着斧头就去了。

后院不大，靠墙堆着一堆老树根和粗树枝，有些是去年冬天砍下来的，风干了一年，硬得像铁。我一斧头下去，虎口震得发麻，树根裂开一道缝，木屑飞溅。我咬着牙一下一下劈，太阳晒着后背，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穿过脊梁沟一直流到腰带那儿。我把褂子脱了搭在树枝上，光着膀子干。

劈了两个多钟头，一堆树根树枝全成了碎块，一块一块大小差不多，码在墙根码了齐齐整整的一垛。刘主任出来看了看，说这个活干得漂亮。她又拿了把扫帚把地上飞溅的木屑扫干净了。

她说房顶有几片瓦松了，你看能弄不。我说我上去看。她搬了把木梯子靠在屋檐上，我爬上去，房顶上的瓦是那种老式的小青瓦，一片压一片的，有几片确实松动了，底下的泥也掉了。我把松了的瓦取下来，重新码好，又抓了一把院子里的黄土和了水和成泥，把缝隙填实了。弄完瓦片我又顺着屋脊走了一趟，把排水槽里的落叶和烂泥都掏干净了。

下梯子的时候刘主任在底下扶着梯子腿儿，说你看还挺利索。我跳下来说这不算啥活儿，以前在村里帮人盖房子上过房。

她看了看天色，还早。又说鸡窝的铁丝网破了个洞，你帮我补补。我找了钳子和铁丝，蹲在鸡窝前面把那破洞拧紧了，又拿几块木板在边上加固了一圈。鸡窝里那几只芦花老母鸡围过来咯咯叫着，探头探脑地看我干活，有一只大胆的跳到了我膝盖上，歪着脑袋打量我。我伸手摸了摸它的毛，软乎乎的。

干完这些太阳已经往西斜了。刘主任说你歇会儿吧，我去做饭，今晚做顿好的。她进灶屋忙活了一个多钟头，我坐在枣树底下，闻着一阵一阵从灶屋里飘出来的香味，混着枣树的青涩味儿，丝丝缕缕地往鼻子里钻。

天擦黑的时候刘主任端出来一盆炖鸡块、一盘炒鸡蛋、一碟凉拌黄瓜，还有一笸箩热腾腾的白面馒头。我看着她把菜一样一样摆在矮桌上，愣住了。我说刘主任你这也太破费了。刘主任说不破费，杀了只不下蛋的老母鸡，不杀也浪费了。

那天晚上院子里点了盏煤油灯，灯芯挑得高高的，火苗在晚风里摇摇晃晃的，把两个人吃饭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老长。刘主任破天荒倒了杯酒，是那种散装的地瓜烧，杯子不大，倒了大半杯。她说小周你也来一杯。我说我不喝酒。刘主任说十八了能喝了，少来点，壮壮胆。

我就接过来抿了一小口，辣得从舌头尖一直烧到嗓子眼，眼泪都呛出来了。刘主任看我那样子哈哈大笑，说你这不行啊，以后出去了得练练，男人家不会喝酒不好办事。我拿袖子擦了擦眼泪，说那以后再说。

吃着吃着刘主任放下筷子，看着我说小周，你以后想干点啥。

我正啃着一块鸡翅膀，油嘴滑舌的，听了这话停下来想了半天。说不上来，就想着有个活干，饿不死就行。

刘主任说那你愿不愿意去县城。我有个表弟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缺个学徒，管吃管住，头一年没工钱，学出来之后自己能拿分成。你要愿意，我帮你问问。

我筷子夹着块鸡肉停在半空中，半天没动。县城，修车铺，学徒，管吃管住。这几个词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像磨盘里的粮食一样慢慢碾着。我从小到大最远去过镇上，县城是什么样的只在别人嘴里听过。可修车这活儿听起来比在村里打零工强，是门手艺，有了手艺不愁没饭吃。

我说那能行吗，人家要不要我。刘主任说你要愿意我就去问，人家不要你也别怪我。我说我愿意。

刘主任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趟县城，傍黑的时候回来的。她进了院子把布包往枣树下一放，说问好了，后天去，铺子在城东那条巷子里，到了你找老赵就成，就说是我介绍来的。

我站在院子里正收晾在铁丝上的衣服，听了这话手里攥着一件蓝褂子攥得紧紧的。我说刘主任我咋谢你呢。刘主任说你不用谢我，这几天你把我家那些活儿都干完了，你谢我我还得谢你。

临走那天早上我早早起了床，把偏屋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尾，又把屋里扫了一遍。洗了脸换上了我那身干净衣裳——其实也就一件半新的蓝布褂子一条灰裤子，褂子上有个补丁，是我娘拿同色的布头补的，不仔细看瞧不出来。

刘主任从灶屋里出来递给我一个布包，说带着路上吃。我打开一条缝看了看，里头是几个杂面饼子和三个煮鸡蛋，还热乎着，隔着布能感觉到温度。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头写着一个地址，说这是表弟铺子的位置，你找不着就给人看这个。

她送我到村口，就是赵家庄那条通向外面的土路。路两边是收割完了的庄稼地，秸杆茬子还留在地里，一截一截的，枯黄枯黄的。远处有几棵老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往下掉，飘飘悠悠的。

刘主任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蓝布褂子的衣角被风吹起来，她用手按了按，说你去吧，好好干，别给咱这一片儿的丢人。我说嗯。她又说记着你偷红薯那事，以后别干了。饿不死人的，有手有脚走到哪儿都有口饭吃。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我转身走了几步，快拐弯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手搭在眉骨上遮着日头往我这边看。我冲她摆了摆手，她也冲我摆了摆手。我转回身继续走，走着走着步子就快起来了，后背上那包热乎的饼子和鸡蛋隔着布贴着脊梁，像一小团火。

走了五里地进了县城。县城比我想的大，街上人多车也多，有好些我认不出来的东西在卖。我攥着那张纸条在街上来回找了两遍，最后在一拐进巷子的地方找到了老赵的修车铺。铺子门脸不大，铁皮棚子底下停着几辆半旧的自行车和一辆三轮摩托，地上散着扳手螺丝和旧轮胎，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

我说明来意，老赵从一堆零件后头抬起头来看我。他圆脸，三十来岁，手指甲缝里全是黑的，看了我两眼说你就是我姐介绍来的那个小周？我说是。他说行，先进来帮我递扳手。

我就这么住进了铺子后面那间小屋里。小屋比刘主任家的偏屋还小，就一张行军床一个木头箱子，墙脚堆着废轮胎。当天下午我就开始跟着老赵干活，他让我递什么我就递什么，让我拿什么我就拿什么。第一天我连扳手的尺寸都认不全，递错了好几回，老赵也没骂，就是摇摇头自己弯腰从工具箱里找。

修车这行看着简单，拿扳手拧螺丝谁不会，可真干起来学问大得很。一辆自行车有几十个零件，每个零件叫什么名字装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都得记在脑子里。第一个月我连拆都拆不利索，螺丝经常拧反方向，把丝扣拧滑了，老赵这才开始骂人。他骂人的话不算难听，但一句顶一句砸在脸上，臊得我脖子根都红了。我咬着牙学，晚上别人都歇了，我还坐在小屋门口就着门口那盏路灯看零件，把那些齿轮链条刹车片的编号一个一个背下来。

干了三个月，我开始能独立补胎了。一辆自行车骑过来说后胎扎了，我拿撬胎棒把外胎扒开，找出漏气的地方锉毛了抹胶水贴补丁，一气呵成，十分钟干完。老赵在旁边看着没说话，走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撇，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后来他让我干的活越来越多了。

第三年上我开始碰摩托车。那时候县城里的摩托车渐渐多了起来，嘉陵啊幸福啊那些牌子，发动机一拆开里头油乎乎的，但弄清楚了结构其实比自行车还简单，就是零件多些。我拆了装装了拆，从最开始手忙脚乱到后来闭着眼都能把气门间隙调到最合适的数值。老赵有一天说我以后出门修车的事你跟着去吧，你手比我稳。

一九九一年我一个月能拿一百八十块钱工资，管吃住，比在村里干一年挣得还多。我攒了些钱，过年回家的时候给我爹我妈一人买了双新棉鞋，给我妹妹买了个新书包。我爹把棉鞋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你小子出息了。他没多说什么别的，但我看见他把鞋放在枕头边上了。我娘在旁边抹眼泪，一双手在围裙上来回搓。

每年过年回家我都去赵家庄看看刘主任，带点东西，一条烟或者一包点心，有一回拎了条大鲤鱼。她总是说你别带东西来我不缺，我说不缺你也拿着。她留我吃饭，就跟那年秋天一样，灶屋里传来切菜的笃笃声和油锅的滋啦声，我坐在枣树底下等着，风从枣树叶子间穿过，跟多年前一模一样的声响。那棵枣树又粗了一圈，挂的枣子一年比一年多。

我跟她说铺子里的生意，说老赵教了我不少东西，说我现在能独当一面了。她坐在矮凳上听，手里择着菜叶子，听着听着点点头，说你不错，没给我丢人。

有一回冬天我给她带了条围巾，厚毛线的，深灰色的，在集上挑了好久才挑着。她接过去在脖子上围了一下，说你这孩子还记着我。我说刘主任你当年那话我都记着呢，有手有脚走到哪儿都有口饭吃。我现在有饭吃了，心里头记着你的好。刘主任笑了，那两个酒窝又露出来，说你小子在外面学油嘴滑舌了。我说没有，真心话。

一九九三年冬天老赵说要扩大铺子，搬到街面上去，问我愿不愿意入股。我攒了三千多块钱，全投进去了。铺子从巷子里搬到了临街一个门脸房，不光修自行车摩托车，也开始修汽车了。活儿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老赵又招了两个小工。我天天从早到晚在铺子里转，手上永远糊着一层机油，指甲缝里黑得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但我乐意，每天早上拉开卷帘门的时候，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心里头就踏实。

一九九五年我认识了春梅。她是县城一家理发店的，扎着马尾辫，爱笑，一笑眼睛就弯成两道月牙。她有一辆女式自行车，后轮老跑气，隔几天就推来修一回。我说你这胎又扎了？她说没有，就是没气了，你帮我打打。我给她打了气，她就坐在铺子门口的小凳上跟我唠半天，说店里今天来了个烫大波浪的客人，说隔壁包子铺的肉馅掺了菜。她说话快，噼里啪啦的，跟炒豆子似的。我一边干活一边听，手底下拧着螺丝，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

后来她说你别老给我打气了我车胎没破，我就是想来找你说说话。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抬头看她，她脸红了，扭过头去假装看街上的车。

我俩处了大半年，谈婚论嫁了。结婚那天我在县城一家小饭店摆了几桌，把家里人全请来了，又专门去赵家庄请了刘主任。她穿了件暗红色的新棉袄，头发梳得齐齐整整的，坐在席上跟人说说笑笑，端着杯茶水当酒跟人碰。

我端着酒杯走到她那桌，在她面前蹲下来。我说刘主任，这杯酒我敬你。当年要不是你把我从河边带回去，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蹲着呢。刘主任说你这孩子说啥傻话，那是你自个儿有出息，我就是给你指了条路。我仰头把那杯白酒干了，辣得眼泪都出来了，直哈气。刘主任笑了，说还是不行，这都多少年了酒量也没练出来。

后来我跟春梅在县城安了家，租了个小院子，两间正房一间灶屋，院子不大但够用了。春梅把院子里种了一排月季，到了夏天开得红红火火的。我买了辆二手面包车，铺子里的活儿干完了就开着车在县城周边跑跑，接些上门修车的活计。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不快不慢的，踏实。

我闺女出生那年我把春梅和闺女送回村里住了段日子，春梅她妈在那边帮着照顾。我每个周末都开车回去，回去之前先去赵家庄看看刘主任，给她带些城里的吃食。那时候刘主任已经有些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佝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尖亮亮的。她抱着我闺女看了好半天，说这孩子长得像你，眼睛像，圆溜溜的。

我闺女三岁那年冬天，刘主任走了。心梗，说走就走了，头天晚上还跟邻居说院子里的枣树明年该修枝了，第二天早上就没起来。我接到信的时候正在铺子里修一辆发动机故障的面包车，手里拿着扳手，电话是刘主任娘家侄媳妇打来的。我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砸了脚面，我都没觉着疼。

我连夜开着面包车赶回赵家庄。到她家院子的时候大门已经挂上了白布，那棵枣树光秃秃的，冬天的枝丫伸在灰蒙蒙的天上，看着就冷。灵堂设在正屋，她的一张黑白照片摆在供桌上，照片里她穿着件蓝布褂子，头发挽得齐齐整整，嘴角微微弯着，两个酒窝浅浅的。

我进了灵堂，点了炷香插在香炉里，退后三步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她娘家的侄媳妇在旁边说你就是小周吧，我姑生前老提起你，说你是个有出息的，让你好好过日子别惦记她。我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堵得厉害，站在那儿半天才憋出一句嗯。

出殡那天我跟着送葬的队伍走了一路，从赵家庄一直走到村东的坟地，路过那条小河。河边的芦苇还是跟从前一样，只是冬天都枯了，白花花的一片在风里晃着。我站在河岸上停了一会儿，看着那片枯芦苇，想起那年秋天的事。她站在河岸上，蓝布褂子被风掀着衣角，说别躲了，我都看见了。她那时候三十来岁，笑起来两个酒窝。

队伍走远了，唢呐声也远了，渐渐听不清了。我站在那儿，风吹着枯芦苇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远处吹着一管很旧的箫。

后来我回到县城，还是干修车。铺子稳定了之后我收了两个徒弟，把手艺一点一点传给他们。我跟他们说修车跟做人一样，螺丝拧歪了整车都得抖，人心歪了一辈子都正不回来。他们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闺女上小学那年我给她买了个新书包，粉红色的，上头印着一只白兔子。她背着在屋里蹦来蹦去，春梅笑着说你看她高兴的。我蹲下来帮闺女把书包带子调短了一些，说你好好上学，长大了做个有用的人。闺女问我爸什么叫有用的人。我说就是有手有脚靠自己吃饭，不偷不抢不欠人的。闺女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不太明白，又背着书包蹦去了。

闺女大一些之后我偶尔跟她讲起年轻时候的事，讲我十八岁那年秋天偷了四个红薯被妇女主任逮住了。闺女瞪着眼睛说你咋偷人家东西，没让警察叔叔抓走吗。我说那个妇女主任比警察叔叔还厉害，她说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闺女急了，说那后来呢。我说后来她让我跟她回家，给她刨了三天红薯。闺女说那她是不是真把你送派出所了。我说没有，她给我找了条活路，让我去县城学修车，你爸才有了这门手艺。

闺女想了一会儿，说那个妇女主任是个好人。我说是，是个好人。

有一回我带着闺女回赵家庄，去看刘主任的坟。坟在村东那片地里，周围是庄稼，秋天的时候玉米高粱围着她，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跟她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一个声儿。我在坟前蹲下来，把带来的水果点心摆了几样放在墓碑前面。闺女站在我身后，安安静静的看着。

我跟刘主任絮絮叨叨地说话，说我闺女上三年级了，考了班里第三名。说铺子里又收了个徒弟，手笨但是肯学。说春梅身体挺好，就是老嫌我身上有机油味。我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风从庄稼地里穿过来，带着秸秆和泥土的气味。

我闺女后来拉了拉我的袖子，说爸，那个妇女主任就是你常说的恩人吗。我说是，就是你爸的恩人。没有她，就没有你爸今天，也就没有你。

闺女歪着脑袋又想了想，然后对着墓碑鞠了个躬，说奶奶好，我是周小满。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孩子啥时候学会说这些话了。

从坟地往回走的路上，夕阳把路两边的庄稼地照成一片金黄。我闺女走在我旁边，书包在身后一晃一晃的。她忽然指着西边的天说爸你快看那片云，像不像一只大兔子。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天边浮着一团云，白绒绒的，还真像只竖着耳朵的兔子。我笑了，说像，真像。

我开着面包车从村里回县城的路上，闺女坐在副驾上，车窗开着半截，秋天的风灌进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收音机里播着一首老歌，旋律软绵绵的，我跟着哼了两句。闺女说爸你又跑调了。我说跑就跑吧，反正就咱俩听见。

车在路上稳稳地开着，两边的白杨树叶子在晚风里翻着银灰色的背面，闪着一片一片的光。路在前方弯弯地伸着，看不见尽头在哪儿，但我知道沿着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就能到家。春梅肯定已经做好了晚饭在等着，锅里可能炖着排骨，桌上可能摆着闺女爱吃的糖拌西红柿。

我握着方向盘，目光看着前面的路。车灯亮起来的时候把路面照得清清楚楚的，路面上偶尔有一只蚂蚱蹦过去，在灯光里一闪就不见了。

我闺女靠着车窗打了个哈欠，脑袋一歪一歪的快要睡着了。我伸手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些，又把她那侧的车窗往上摇了半截，怕风太凉把她吹着了。

秋天的夜来得快，才一会儿功夫天就全黑了，只有西边还留着最后一道暗红色的光带。我就着那道余光和车前灯照着的光，稳稳当当地开着车。车厢里安安静静的，闺女均匀的呼吸声从旁边传过来，细细的，像一只小动物在梦里翻身。

我开着车想，人这一辈子跟种庄稼差不多，你下了什么种在地里，到了时候就收什么。那年秋天我被人从河边领回来，在地里刨了三天红薯，从我手里过了一筐一筐的红皮大红薯。那三天里我学到的东西比读十年书都多。学的是做人要正直，学的是有手有脚不偷不抢也能吃饱饭，学的是有人愿意拉你一把的时候你得自己使劲往上爬。

后来我把那些红薯地里的道理揣在心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修车的时候拧每一颗螺丝都较真，收徒弟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说到位，过日子的时候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春梅说我较真，铺子里的老主顾都说我实在，我爹后来逢人就说他家老五出息了。

可我知道，要是没有那个秋天，没有那片红薯地，没有那个站在河岸上笑着给我两条路走的女人，我可能早就把自己走丢了。我闺女可能都不会出生，或者出生了也不是如今这个有爸有妈有书包有小兔子图案的周小满。

车子拐进了县城，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街道两边的店面开始亮起招牌灯，花花绿绿的，映在车窗玻璃上像流水一样滑过去。我闺女醒了，揉了揉眼睛说爸到家了没。我说快了，拐过前面那个路口就到了。她又把车窗摇下来一些，探着脑袋往外看，说她看见卖糖葫芦的了。我说明天给你买，今天太晚了人家收摊了。她说好吧，声音里带着点不情愿，但也没闹。

我把车开进小区停好，熄了火。闺女跳下车抱着书包往楼上跑，边跑边喊妈我们回来了。春梅的声音从楼上窗户里传出来，说饭做好了快上来。

我锁了车，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眼自家窗户透出来的暖黄色的光，又看了一眼头顶的夜空。秋天的天特别高特别清，星星一颗一颗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银子。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混着晚饭的香味和秋天草木干枯的气味，好闻得很。

然后我上了楼。推开家门的时候闺女已经坐在饭桌前了，春梅正在往桌上端一盆热腾腾的排骨汤。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愣在楼下干嘛呢，快洗手吃饭。我说来了来了，去卫生间洗了手，坐到饭桌前。

闺女已经夹了一块排骨啃上了，腮帮子鼓着像只小松鼠。春梅给我盛了碗汤，递过来的时候说你今天又回村里了？我说嗯，去看了看刘主任。春梅说你年年都去，她也不在了。我说在不在都要去看看，心里踏实。

闺女咽下嘴里的肉，说妈我爸今天给我讲他偷红薯的事了。春梅瞪了我一眼，说你又跟孩子说那些。我说让她知道知道她爸的过去，省得以后走歪路。闺女说我才不走歪路，我长大了要当老师。春梅说当老师好，当老师比修车强。闺女说那也不一定，我爸修车也挺好的，我们同学的自行车坏了都来找我爸修。

我把碗里的排骨汤一口一口喝完，汤暖洋洋的从喉咙流到胃里。窗外的路灯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小条黄光，正好落在地板上。我看着那条光，觉得日子过得像这碗汤一样，热乎的，实在的，每一口都有滋有味。

吃完了饭我去厨房刷碗，春梅在客厅辅导闺女写作业。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我把碗一个一个洗干净了摞在碗架上，拿干抹布擦了手。走到客厅门口倚着门框看了看，闺女趴在茶几上写字，春梅坐在旁边拿着个橘子剥皮，橘子皮一瓣一瓣地掰下来放在纸上，满屋子都是那种清甜的酸味。

我闺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爸我明天想吃糖葫芦。我说行，明天下班给你带。她又低下头写作业了。

我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抽着。抽烟这毛病是后来学的，在修车铺里干久了难免跟着老赵抽上几根，春梅说过我好几回，我说慢慢戒。我靠在阳台栏杆上，看着对面楼里亮着的窗户，一扇一扇的，每个窗户里头都是一个家，家家都在过着各自的晚饭时光。

秋天的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田野的气味。我站在阳台上想，那年秋天我十八岁，在河边偷了四个红薯，被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逮住了。她给了我两条路，我选了一条，然后就一直走到了现在。

烟燃到了尽头，我把烟头掐灭在栏杆上，转身回了屋里。客厅里闺女还在写作业，春梅在旁边看手机。我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春梅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又抽烟了。我说就一根。她说少抽点。我说嗯。

闺女抬起头来，爸，你说明天那糖葫芦是山楂的还是草莓的。我说山楂的，秋天的山楂才够味儿。闺女说那我要两串，一串给妈。春梅笑了，说就你嘴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