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把那个红彤彤的信封递过去的时候，手还有点抖。苏明远站在我身后，他手里也拿着一个，一模一样。
我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又看了一眼苏明远的，然后把我那份接过去。“妈？”我喊了一声，因为她的表情不对劲。她没接苏明远的那份。
“两份都是江州大学？”她翻开我的信封，看了看，又合上，“你考这个干什么？”
我愣住了。“我考上了啊。”
“你不是报的师范吗？”她把信封往身后一放，“这上面写的是文学院。”
“我……我第一志愿就是江州大学文学院啊。”我声音低下去，“明远报的是数学系，我们俩商量好的……”
“商量好的？”我妈听了这两个字，嘴角动了一下，“你跟他商量什么？他以后是要念研究生的，你呢？你念个文学院出来能干什么？毕业了去当个语文老师？”
她说着，眼光从我身上扫到站在门口一句话没说的苏明远身上。“儿啊，你这录取通知书妈给你收着，开学前妈给你买行李。”
苏明远有点为难地说：“妈，姐的也收着吧，一起拿去报名。”
“她的不用你操心。”我妈转身进了里屋，手里的红信封被她随意折了一下，塞进抽屉里。
八月二十六号，江州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苏明远背着新买的双肩包，穿我妈新买的白色运动鞋，站在院子里等我。我六点就起床了，换好衣服，又把我省吃俭用攒的五百块钱装进书包夹层。
“走吧。”我说。
“姐，”苏明远回头看了看，“妈说她跟你一块儿去，让我先走。”
我心跳了一下。“她不让我去？”
苏明远没说话，低了一下头，然后说：“妈说，你那份录取通知书找不到了，可能弄丢了，让你复读一年明年再考。”
我的手在书包带上攥紧。那天我从我妈抽屉里翻那只红信封的时候，里面只有一张撕了一半的纸。另外半张，连同印着“江州大学”字样的封壳，灶膛里堆着一堆没烧干净的灰。
“你翻我东西？”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蹲在灶前的人影，声音平稳得很。
我站起来，手里捏着那半张碎纸。“你烧的。”
“什么？”她歪了歪头。
“我的录取通知书。你烧了。”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把纸抽走，随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你说什么胡话。那东西你自己弄丢了，别赖我。家里又不是没有大学让你念——你弟弟念的就是。”
“那不一样！”我嗓子发紧，“那是我的分数换来的！”
“你的分数？”她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你念这种学校，花了这个钱，出来能比明远多挣多少？你从小就比他聪明，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你自己心里没数？”
我从家里跑出来的。八月的太阳晒得柏油路软塌塌的，我站在路边，眼泪被晒干了又流出来。手机震了一下，苏明远发来消息：姐，你到哪了？我帮你报到。
我没回。
那天傍晚我去找了顾老师。她是我高三的班主任，教了三年语文。她家在县城中学后面那排平房里，我站在她家院门口的时候，她正在给花浇水。
“小苏？”她直起腰来，看清是我，“你怎么回事？报到日子不去了，还跑我这儿来？”
我把事情说了。没哭。顾老师沉默了很久，让我进了屋，给我倒了一杯水，才慢慢开口：“你得跟你妈好好谈。”
“她不想谈。”
“那你去省城吧。随便打点工，边干边想着明年怎么办。”她想了想，又说，“你明年可以再考一次，我帮你办手续。你自己得先立起来。”
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小时，最后抹了一把脸走了。回头看的时候，顾老师站在门口，远远地喊了一句：“苏念，别怕，你二十三岁再上大学也不晚。”
那晚上我没回家。找了一家小旅馆，一间一晚四十块，枕头上一股潮味。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手机屏幕亮了又暗。苏明远发了十几条，最后一条是：姐，妈说了家里生活费只给一份，你是姐姐，你让让我，我以后一定还你。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我十六岁那年，父亲在外面工地上出了事，赔了钱，我妈说那钱留着给两个孩子念书用。她起早贪黑在县城超市做收银员，工资两千八。三年过去了，她念的是“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我信过。她让我周六周日去附近的奶茶店打工，从高二开始，我每个周末站十个小时，一小时十五块钱。钱都交给她了。她说存着给我当大学学费。
现在我知道了，那钱她存着是给明远当生活费的。
我关了手机，没回他。
在县城待了四天。我在一家早餐铺子找了份活儿，早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帮着包包子、端碗、擦桌子，一个月一千八，管一顿午饭。老板娘姓江，五十多岁，看我干活麻利，多问了两句。“小苏，你不是这个月念大学吗？怎么还在这儿？”
“我不念了。”
江姐看了我一眼，没说别的，只说：“那正好，好好干，以后我回老家，这摊子可以转给你。”
我没答话。其实我那天晚上想过，要不就留在这儿，过几年自己攒点钱，开个小铺子，也就这么过一辈子了。可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那只红信封被烧掉的画面反反复复在眼前闪过，那张纸只有半张是完整的，上面印着“江州大学文学院”——那是我从高二开始，一门课一门课熬出来的。
第八天，苏明远来了。他站在早餐铺子外面，晒得黑了一圈，穿着大学发的迷彩服，手里拎着一袋橙子。
“姐，军训结束我请了假，回家找你。”他站在门口，说话声不大，“妈说你没带手机走，电话也不接，让我来找你。”
我擦了擦桌子，没理他。
“姐，”他走近两步，“学费的事，我可以去办助学贷款。妈不知道，我偷偷去问了。你明年再去考，我给你出学校的生活费。”
我直起腰，看他。他长得跟我妈一样，眉眼都是像的。“明远，你不知道妈烧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他沉默了一下。“我知道。”
我盯着他。“你知道？”
“我看见了。那天妈拿进门的时候，她在厨房烧水，让我去拿柴火。我进厨房的时候……她已经点着了。”
我放下抹布。“那你还来？”
苏明远低下头，把橙子放在桌子上。“我是你弟。你是我姐。这事儿妈做得不对，可我不能不管你。”他说完这句，又补了一句，“我以后一定还你。”
我没有接那袋橙子。我看着他说：“明远，你说‘以后一定还我’，我念大学的机会没了，你还什么？你说你还得起？”
他没说话。他想拿一只橙子剥给我，我抬手挡了回去。“你回去吧。军训完回去上课。”
“那你在哪儿住？”
“你管不着。”
他在那儿站了大约十分钟，最后还是把橙子留下了。走的时候，背影在午后的太阳底下被拉得很长。我没看他走远，转身进了铺子干活。
日子一天一天过。八月底到九月，再从小米粥熬到穿外套的十月。我开始给对面的网吧做中午送餐的活儿，一份挣两块钱跑腿费。江姐见我忙，也没拦着，只是说：“别太累，命要紧。”
我那天去送一份牛肉面和一份蛋炒饭到县城东边那条巷子，路过一家中西医诊所的时候，看见我妈从里面出来。她脸色不大好，手里拎着一袋药，走路腿有一点瘸，像是什么地方疼着。我看见她站在路边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块钱的硬币，看了半天又塞回去，慢慢地往回走。
我没喊她，也没追上去。
第二天，苏明远给我打来电话。“姐，妈最近身体不太好，总说腰疼，我带她去医院查了。”
“什么病？”
他停顿了一会儿。“医生说……可能是瘤子。让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那就去。”
“姐，”他的声音有点闷，“家里的钱不够了。我的学费是贷款念的，生活费妈每个月给几百。她这次看病，医保也报不了多少……”
我没说话。
“姐，我打电话想跟你商量一下，你有没有……”
我握紧手机，指尖发凉。窗外是十月傍晚的县城，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有卖烤红薯的车子推过去，远远飘过来一点甜香。
“明远，”我说，“你听过一句话没有？我妈说的。”
“什么话？”
“她说，不要花没用的钱。”我笑了笑，“你回去问她，她记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
那头沉默了很久。“苏念，”苏明远从来没有连名带姓叫过我，“你不能不管妈。”
“我能。”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一个人坐着。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我盯着对面那堵灰水泥墙，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大概七八岁，明远五六岁，夏天晚上我爸带着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我妈从屋里端出一盆西瓜，切一块给我的时候说：你是姐姐，让着弟弟。我爸在旁边笑着说：念念懂事，以后考上大学，家里就靠你带头了。
后来，我爸就没了。
县城入冬早。十一月的时候，早点铺子的生意淡下来了，江姐说过了年再开春会慢慢好。我换了份活，在县城西边一家快递站当分拣员，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一个月两千二。十一月十二号那天，我站在传送带边分包裹，苏明远出现在门口。
他瘦了，穿一件学校发的灰色棉服，拉链拉到下巴底下。他站在门边，没进来，等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才开口。“姐，妈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是卵巢癌，二期。县医院说要去市里做手术。”
我手上还戴着一双分拣用的帆布手套，掌缝里有灰。我没说话。
“姐，”他说，“手术要八万，加上后续治疗，可能要十来万。我贷了五千，不够。妈的意思……让你回来。”
“让你回来”这四个字他念得很轻，几乎是在嗓子里咕哝出来的。我抬起头看他。“你也觉得我应该回去？”苏明远没躲我的眼睛。“她是咱妈。她做错了事，可她生了咱们。”
我低头把手套摘下来，卷成一个团。“她烧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想过我是她生的吗？”
苏明远低下头，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他开口：“她最近一直在哭。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拉着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念到你的名字。”
“念我什么？”
“念你小时候懂事，念你爸走得早，你帮着带妹妹……”他顿了一下，“她没提录取通知书的事。”
我笑了一声，声音有点儿干。“她当然不提。那件事在她那儿从来就不存在。”
苏明远站在那儿，风从门口灌进来，他把棉服拢了拢。“姐，我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省下来了，加起来一千八。你拿去吧，当路费，去看看她。”
我没接。他伸着那只手，指节冻得发白，僵在半空中。
“我不去。”我说。然后把工作服拉链拉好，转身走回传送带边上。
他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走了。我没回头看他，可我知道他没走之前，地上落了一滴眼泪，被仓库的水泥地吸干了，一点儿痕迹都没留下来。
十二月。县城下了第一场雪，不大，落到地上就化了。快递站年底忙，我加班加点到晚上八点，一天能挣到八十多块。我把自己吃饭的钱压到最低，泡面加一个鸡蛋，能撑一天。我不是没有想过回去看一眼。
第二个晚上，我站在县医院的走廊里了。我谁也没告诉，自己坐公交车过去的。到了住院部三楼，沿着走廊找了半天，看见一间病房门上贴着“苏桂香”三个字。门虚着一条缝，从里面透出昏黄的床头灯光。
我站在门口，没推门。透过那条缝隙，我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人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头发白了一大片。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什么。床边只有苏明远坐在那儿，低头看手机。过了一会儿，苏明远放下手机，说：“妈，你想吃点什么不？楼下食堂有热汤面。”
“不吃了。”我听见我妈的声音，哑得很，“花那钱干什么。”
“给您买你也不吃，那可不行……”
“你姐……”她忽然说了这两个字。苏明远抬起头来。
“你姐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她挺好的。”苏明远说，“我在快递站看见她了。”
我站在门外，没动弹。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孩子心硬，像我。”
“妈，是你把她的录取通知书烧了。”苏明远的声音不高，但门缝里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样？”我妈的语气忽然提了一截，“烧了难道不对吗？你念的不是大学？她念的那个，出来能干什么？她自己在县里打一年工，不也活得好好的？我是为她好，她将来就知道了。”
我站在门外，指甲掐进掌心里。苏明远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妈又开口了，声音低下来：“明远，你借的那个钱，妈将来一定还……妈这个病，治得好治不好，钱都不该你出。你姐那边……你去跟她说，妈不怪她不出钱，就是她好歹回来看看我。妈想她了。”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护士推着药品车从我身边过去，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走到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前，透过玻璃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色，雪下大了，薄薄地覆在街道上，被路灯照出一片清白。
我最后还是走了。没进去。
第二天在快递站，我下班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顾老师。她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站在雪地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看见我，她笑了笑。“我打听了一圈才找到你在这儿。”
“顾老师，您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这儿干活呢。”她走过来，把保温桶递给我，“排骨汤，你喝，我家里炖多了。”
我接过来，盖子没打开，但那股香气已经透出来了。顾老师站在雪地里，忽然认真地看着我：“苏念，你妈的事我听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继续上班。”
顾老师点点头，没劝我，只说：“行，你上班。但有一件事你记住了——你那条命是你自己挣来的，不是你妈给你的，你不需要为谁的病负责到底。她说你心硬，你就心硬给她看。”
她说完了，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雪里，保温桶一直抱在怀里，到最后都没打开。
腊月二十七那天，我收到一张银行卡。随卡一张纸条，是苏明远的字迹，歪歪扭扭写着：姐，我寒假打了三份工，凑了四千八。密码是你生日。妈的病要开刀了，钱还差一点，你看着办。
我拿着那张卡在屋里坐了很久。卡是新的，中国银行的储蓄卡，背面有胶还没撕干净。我翻过来看了看，卡号下面印着一行小字，是办卡日期——三天前。
腊月二十九。除夕前一天。我回了家。
那屋子一年没住人，我妈住院之后就更没人打扫。客厅茶几上落着一层灰，墙角还堆着中秋节我弟从学校寄回来的那箱饼干，原封没动。我把我妈的衣服收拾了几件，给她带到医院去。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想，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看着窗外县城街道上的红灯笼，一个接一个地晃过去。
我妈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去的时候，先是一愣，然后眼圈红了。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我把衣服放在床脚的袋子里，站在床边。“医生说什么时候手术？”
“初七。”她声音哑得厉害，“明远说……你不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你。”我说。
她撑着手臂想起来，又倒回去了。我走过去把枕头给她垫高了一点。她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不大，骨节硌得慌：“念念，妈知道错了……妈那时候不该……不该烧你那东西。”
我看着她那只手，指节上都是老茧，是这些年收银台前磨出来的。手腕被她抓着，我没挣开。她继续说：“妈不是不想让你念大学。你念那个文学院，一年要八千多，你弟弟念那个重点大学，一年要一万二。你爸走了以后，妈一个人养你们俩这多年，真的养不动两个大学生。”
“那你可以跟我说。”我开口，声音平静，“你可以让我下一年再考，你可以让我自己攒学费。你为什么要烧？”
她没接话。手松开了，慢慢缩回去，放在被面上。“你怪妈，妈认了。你不想出钱，妈也不怪你。妈就是……就是想看你一眼。”
我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她瘦下去的轮廓。好像忽然之间，她老了很多岁，和记忆里那个在超市收银台后面，敏捷地扫码找零的女人已经对不上号了。我站了一会儿，说：“明远攒了四千八。我自己也攒了一些。手术的钱我先凑着。医生说后续治疗还要多少，你出院以后慢慢说。”
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你哪儿来的钱？你打工能挣几个钱——”
“你别管我哪儿来的钱。”我说，“你好好把手术做了。”
我走出病房的时候，苏明远站在走廊里，手里拎着一大碗小米粥，看见我出来，愣了一下：“姐……”
“卡我用了。”我说，“你寒假回学校上课，别打那么多工。”
他点点头，眼圈有点红了。“姐，对不起。”
“你也别对不起。”我看着他，笑了笑，“你替我做了我想做的事，也算还我一点了。”
腊月二十九晚上我在家里睡的。那床还是我以前那床被，我妈洗过晒过，收在柜子里放了一整年。我躺进去的时候，还闻见一点阳光晒过的味道。我盯着天花板，想起很多年前，这屋里还是四个人的时候。
手机响了。是顾老师发来的。她说：苏念，你做一个选择，做了就不要往回看。你选择了去帮，就好好帮到底；你选择了不帮，就理直气壮地不帮。别让自己两头都挨刀。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没回。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
妈妈出院那天回来以后，家里地上还是离开前的样子，拖鞋乱摆在门口，茶几上放着一只没洗的水杯。我被那水杯里残留的凉茶气味刺激了一下，站在门口停了两秒，然后弯腰去收拾。
“念念。”她在后面喊我，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把妈扶到沙发那边去一下。”
我放下水杯，转身去扶她。她一只手搭在我手臂上，重量轻得让我心里一紧。以前她在超市收银台后面一站站一天，腿脚利索，嗓门也大，隔着一排货架喊我都能把周围人吓一跳。现在她走一步歇一步，脸上的汗细密地渗出来。
我把她搀到沙发上靠好，又去卧室拿了一床毯子给她盖腿。“你坐一会儿，我把厨房收拾了。”
“嗯。”
我在厨房里洗那把旧锅铲，水声哗哗的，还能听到她偶尔一声咳嗽。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明远说，他学校那个助学贷款，要补什么材料，你去帮他跑一趟了没？”
“昨天去了。”我关掉水龙头，把锅铲擦干放在架子上，“派出所那边的证明已经开了，结果下午我送到传真店给他传过去了。”
“那就行。”她点点头，又咳嗽了几声，“明远这孩子，从小就是心大，这些事总是拖拖撂撂的。”
我没接话。我把灶台擦干净，准备做晚饭。冰箱里有前两天买的一块豆腐，还泡着半棵白菜，我切了豆腐，打了两个鸡蛋，在锅里烧了一碗蛋花汤，又热了两个馒头端上桌。她坐在沙发上，看着那碗汤，没伸手拿筷子。
“吃不下去？”我坐在对面，把汤勺放进碗里。
“喉咙不舒服。”她低下头，“大夫说化疗以后，喉咙会干，吃东西难咽。”
“那也得吃一点。你早上只喝了几口粥。”
她这才慢慢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好几下，喝下去了。又喝了几口，她放下碗，说：“念念，你一个人照顾我，累不累？”
我咬了一口馒头，嚼完了才说：“还行。”
“明远要是回来帮忙……”
“他上学呢，别让他来回跑。”
她看着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低头吃自己的饭，把那碗汤喝了个干净。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没挪地方，眼睛一直看着我洗盘子、擦灶台、拖地，等我忙完了，她才说：“妈跟你说个事。”
我放下拖把站直了。“什么事？”
“我住院那会儿，隔壁床的老姐姐跟我说，她妹妹在县里医院做保洁，说他们院有个后勤岗，常年招人，工资两千五，还交五险一金。她那妹妹干了三年了，稳定得很。”
“你想让我去医院上班？”
“我就是跟你说有这么个地方。”她顿了顿，低头搓着手上的毯子边儿，“你现在在快递站干，又不稳定，又没个保障。要是去医院干个后勤，将来妈万一有个什么事，你在医院里头也方便些……你自己考虑。”
我没立刻回答。我把拖把放回阳台上，关好窗户，站了一会儿，才说：“我考虑考虑。”
她点了点头，没再催。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她翻身的声音，心里一直翻来覆去。我辞掉快递站的活，去医院干后勤，一天八小时，稳定是稳定，但加班时间少了，一个月就那些固定工资。成人高考强化班的课在周末，去了医院就不好请班，到时候能不能按时上课都是问题。更别说九月入学以后，我没法留在这县城一边上班一边念书。她嘴上说“你自己考虑”，可她心里盘算的是什么，我清楚。
第二天我去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在快递站后面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给顾老师打了个电话。
“你妈跟你说医院那个岗位的事了？”她听完立刻问。
“说了。”
“你怎么想？”
“我没答应。”
“那你打算怎么办？九月份开学，你人走了，你妈谁管？”
我握着手机，看着对面墙上一排排快递包裹，纸箱摞着纸箱，上面贴着一张张快递单，像是无数个去向明确的人。“顾老师，您去年跟我说过，让我把那条命当成自己的。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她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苏念，你听我说一句。你妈生你养你，这个恩情你不能不认。但你不能把自己的一辈子给她陪葬。你今年二十二，你还年轻，你现在不走，等你三十岁、四十岁，你就真的走不动了。”
我蹲在台阶上，把脸埋进膝盖里。风从侧面吹过来，扬起地上的灰尘。“可是走了以后，她怎么办？”
“她还有个儿子呢。”顾老师的语气平静下来，“苏明远已经成年了，他自己能想办法。你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做不了选择，就让另一个孩子把自己搭进去。”
我没说话。顾老师没有催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苏念，六月三十号的考试，你把名报了，就已经把第一步迈出来了。你不是那种走不了路的人。”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在台阶上又坐了一会儿，才起身回去干活。
晚上回家，推开门的时候，我妈正站在灶台前煮粥。她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子卷到手腕上面，手里拿着一只汤勺在锅里搅。看见我进门，她抬起头来，手停在半空。“回来了？我把粥给你熬上了，你吃点热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因为手臂抬起来而微微颤抖的动作。灶上那口锅里的水汽扑到她脸上，她的脸因为瘦而显得颧骨更高，两边的法令纹深得像是刻进去的。我走过去，接过了她手里的汤勺：“我来盛。”
她没跟我争。我盛了两碗粥，端到桌上，她坐下来慢慢喝着，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儿是不是去跟顾老师打电话了？”
我顿了一下。“你听见了？”
“我隔墙听见你叫她。”她低下头，拿勺子搅着碗里的粥，“你们聊了些什么？”
“聊了聊考学的事。”
她勺子停了。我没抬头，继续喝粥，喝完了自己那碗，看着锅里还有半碗，又给她添了半勺底。她没动那碗粥，碗沿上浮着一层凉下来的米油。
“念念，你要念书，妈不拦你了。”她忽然冒出这一句。
我端着空碗，站在水槽前，手在碗沿上停了一下。她继续说：“但你一个人去外地念书，谁照顾你？你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你爸走的时候你才十六，你连着三天没吃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要不是我踹开门进去抱你起来……”
她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哑了。
我背对着她，把碗放进水槽，拧开水龙头。水声很大。她没再说下去，我也没转过身去。过了好一阵，水龙头被我关上了，厨房里安静下来。我转回身，看着她：“妈，我那时候十六岁，你不会忘了你后来是怎么对我的吧？”
她低下头，没有接这话。
那天晚上我在书桌前坐到十一点，翻着那本语文课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摊开在面前的是一篇文言文注释，字里行间仿佛蒙着一层水雾，怎么念都进不到脑子里。我把书合上，关了灯。躺下以后，隔着一道墙，听见她那边的开门声和轻一阵重一阵的咳嗽声，一直响到后半夜才停。
六月还没过完。快递站接到一批新业务，他们给一家电商平台做区域中转站点，货量一下子涨了一倍。站长叫了我们几个人开会，说接下来三个月要加夜班，一小时补十块加班费。
我算了一下，每天晚上加三小时班，一个月能多挣九百块。九月开学前，这笔钱够我交学费的一部分了。但如果加夜班，晚上回家就得到十一点多，我妈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就更长了。她最近化疗反应开始重，白天恶心，吃不下东西，晚上会突然咳嗽，有时候爬起来去卫生间，路过我房间门口，她总要站一会儿才走。
我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在加班表上签了字。
加班第一周，有一天下着雨，我十一点半回到家，屋子里黑着灯。我开了客厅的灯，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手里攥着一个手电筒，像是刚从床上起来又不敢乱动。她看见我进门，松了口气似的把电筒放下：“你回来了。”
“你怎么不开灯？”
“怕费电。”
我心里像被什么拽了一下。我把手里拎着的一袋面包放在茶几上，坐在她身边：“妈，你下次别等我，我加班晚了，你早点睡。”
她没答应，也没说好。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吃点东西没？锅里有粥，我给你热热。”
“我自己去。”
我进厨房热粥的时候，她跟到厨房门口，靠着门框看我。我端着碗站在灶台前，她忽然说：“明天明远回来。”
碗里泛着热气，我低头看了一会儿那碗粥，才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打电话说的。说我这样不放心，回来住一个礼拜陪陪我。”
我喝了口粥，烫，咽的时候喉咙有点疼。我没吭声。
第二天傍晚，苏明远真的回来了。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肩上一个黑色双肩包，脚上是我妈去年给他买的那双运动鞋，鞋帮有点开胶了。他进门换鞋，看见我，带着点拘谨地喊了一声：“姐。”
“回来了。”我说，“洗手吃饭吧。”
他在桌前坐下，我妈坐在他对面，眼睛就没从他脸上移开过。她又问路上累不累，又问学校里食堂贵不贵，又问他那两门挂科的课重修得怎么样了。苏明远低头扒饭，间或嗯一声。我坐在边上听着，自己吃自己的。
吃完饭，苏明远主动去洗碗。我坐在客厅里，听见厨房传来水声和碗撞在一起的声响。他洗完碗出来，把围裙挂在门后面，走到我面前，说：“姐，我跟你说点事。”
我看他一眼。“说吧。”
他看了看里屋的方向，压低了声音。“妈那笔化疗的钱，我联系了学校，他们有个应急资助政策，可以申请一笔临时困难补助。我写了申请，学校批了四千块，下个月打到卡上。我转给你，你先把妈的药费垫上。”
我心里动了一下。“你自己留着用，你那重修费——”
“重修费我先欠着。”他打断我，“妈的病要紧。”
他说完这句，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姐，这趟回来，我是想把家里的事接一接。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妈这边我来照顾几天。”
我看着他，他的脸比他上次从医院走的时候瘦了一圈，颧骨也凸出来了。他是像她。我想到我妈刚才看着他吃饭时那个眼神，忽然分不清心头那滋味是酸是涩。
苏明远在家那几天，我确实轻松了一些。他早晨起来煮粥，白天带我妈去诊所换药，下午去菜市场买菜做饭，晚上给她放热水泡脚。我妈虽然还是时常咳嗽，但精神头比前些天好了一点，晚饭后能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几圈了。我有时候在屋里看书，隔着墙听见他们在客厅里说话，都是些闲话，她问他学校饭菜咸不咸，他问她药吃得苦不苦。我坐在书桌前，看着摊开的课本，有时候会走神。
到第五天晚上，苏明远敲了我的门。我在写强化班老师发的模拟卷，听见敲门声，头也没抬：“进。”
他推门进来，带上门，站在我书桌边，手里攥着一张银行卡，放在我桌角上。“姐，妈这个月的药费，我用这张卡付了。密码跟上次那张一样。”
我停下笔，没有看那张卡，看他的脸。“你哪来的钱？”
“学校补助那四千，还有我打工攒的一千多。”
“你不用管妈的药费了，我自己有办法。”
“你什么办法？你自己那点工资，交了强化班的学费，你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没剩。”他在床沿坐下，声音有点闷，“姐，你别跟我争了，我出得起。你只管看你的书，去考你的试。”
我看着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坐在床沿，低着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姐，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妈当年烧你那份通知书，我本来可以拦住的。我那天在里面，看见她蹲在灶前点火，我站在门后面，想喊一声，嗓子眼却发不出声。我觉得……那件事我也有责任。”
我放下笔，看着他。“你那时候才多大？”
“十六。”他低着头，“十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
“明远，你那时候拦不住她，你就算喊一嗓子，她也会把那张纸塞进灶膛里。”我声音平静下来，“你不用替她背这个锅。”
他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自己呢？”
我看着他，没说话。窗外夜风穿过巷子，把树叶吹得沙沙响。我低下头继续写卷子，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姐，你别想太多了。九月你去念书，妈这边我来管。我答应你。”
门带上了。我坐在桌前，握着笔的手指微微发抖。桌上的卷子压着一行字，刚才写了一半，字迹歪得不像样子。我看了好一会儿，才继续把那一行写完。
第二天早上，苏明远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他在门口穿鞋的时候，我妈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袋，走到他面前，塞进他书包里。“这是你上次说想吃的老腌菜，你带回去下饭吃。”
明远“嗯”了一声，背起包要走，她又喊住他，绕到他面前，伸手替他理了理领口。“你在学校好好的，别挂念家里。你姐在呢。”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客厅里，没说话。他低下头看了一会儿鞋尖，最后说：“我走了。姐，妈，你们保重。”
门关上。脚步声下了楼，越来越远。她站在门口，看着楼梯口的方向，好一会儿没动。我走过去，把门带上。“妈，回屋歇着。”
她转过身看着我，那一瞬间她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神色，像是某种柔软的东西终于浮上来，又像是想要说什么可最终没有开口。她走回卧室，从门里传来一声叹息，很轻。
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六月三十号越来越近，书桌上那本语文课本被她路过时碰歪了，我走过去把它摆正，翻开新的一章。窗外阳光白花花地照进来，落在纸页上，亮得刺眼。
六月十四号那天，我在快递站分了半天货，中午歇下来，蹲在台阶上啃一个凉馒头。
苏明远回学校第三天了，家里只剩我和我妈。她这两天胃口比之前好一点，晚上能喝下半碗粥，偶尔还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走到客厅去。我本来想，这样的日子熬着熬着，总能熬到九月。
可那天中午，江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上个月回了老家一趟，今天一早回来，声音带着一股子压低了的急：“念念，你们家东边那个周家，跟你妈是不是有亲戚？”
我咽下嘴里的馒头皮，有点发愣：“哪个周家？”
“就那家姓周三兄妹的，最小的那个跟你差不多大，住你们家后巷口那排房子。”她顿了顿，“我回去那天，路过你妈以前上班那个超市，听那里头熟人说——你妈前年好像在城东那边租了个门面，是跟周家合伙弄什么生意。”
我手里的馒头捏得像要碎掉。“我妈？她没跟我说过。”
“我就说不对劲。”江姐声音更低了，“我以前看你妈下班，有时候走反方向，我还以为她绕路买菜呢。后来有一次我去那边办事，看见她从城东那条巷子出来，迎面还跟周家的人打了招呼。”
我蹲在台阶上，脑袋里嗡嗡响。我妈在我爸走后留下那笔赔款，她跟我说存起来了，一分也不动，留着给我们念书。可后来我录取通知书被烧，她给我那套说法是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那么她到底有没有钱？城东那个门面是什么时候租的？她跟周家合伙做什么生意？
我下午请了半天假，坐公交去了城东。那条巷子我以前来过——小时候我妈带我看过房，说那边房租便宜，她考虑过搬过去。那条巷子走到头，有一排老旧的平房，中间有几间被租出去改成了小卖部、蔬菜摊和一间按摩店。我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慢慢往里走，路过一个卖旧衣服的摊子，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翘着腿嗑瓜子。我走过去问：“大姐，这巷子里头，有没有一家姓周的开的店？”
她吐了瓜子皮，抬眼打量我：“你找周家？周家在这儿开了个杂货铺，门口挂个红布帘子那间。”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巷子尽头有一间小门面，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帘子，上面写着“周记百货”。门半开着，里面堆着些纸箱、塑料盆、暖水壶之类的东西，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戴一副老花镜，正拿计算器按着什么。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先打量了一下门面。门口一侧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租纸，用胶带贴了半圈，上面写着：“本店转让，价格面议。”下面是电话。我掏出手机拍了一下那张纸。
柜台后面的老头抬起头：“姑娘，买东西？”
“不不，我看这儿贴了转让，想问一下。”
他放下计算器，把老花镜摘下来：“那是我儿子写的，他不想干了。你要接手？这个店位置还行，就是房租一个月要两千，周边几家店都倒了，生意一般。”
“两千？”我皱眉，“那你们以前跟人合伙经营的，地方也是这么算的？”
“合伙？”他好像听到什么好笑的话，“这店就我们周家一家，啥时候跟人合伙过？”他上下打量我一眼，“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红布帘子。江姐说“你妈跟周家有往来”，周家的店铺老板说只有他们一家。那我妈跟周家来往，到底跟这个店有没有关系？
我正要走，老头忽然叫住我：“等等，你刚才说合伙……你姓什么？”
“苏。”
“苏？”他皱起眉头，好像在回忆什么，“苏……你是不是那个，你妈是不是以前在超市收银的那个？”
我心里一紧，干咽了一口：“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立刻回答，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你妈前年是不是来这儿找过我儿子？说你爸以前跟她说过什么……我记不大清了。我儿子那会儿弄了个制冷设备安装的活儿，你妈好像是要跟他谈什么……”
他话没说完，一个年轻男人从店后头掀帘子出来了，三十来岁，手上一圈油渍，看见我，愣了愣：“爸，你跟谁说话？”
“这姑娘姓苏，问我这儿是不是跟人合伙开的店。”
那男人看了我一眼，目光微微一动，随即说：“没有，这店就我们家的。你问这事儿干嘛？”
我盯着他的脸，觉得他刚出来那一瞬间的表情不太自然。我开口：“我妈叫苏桂香，前年是不是跟你谈过合伙的事？”
他眼神闪了一下，然后往柜台后面一坐，掏出手机来刷，头也不抬：“不认识。”
他爸在旁边补了一句：“你这孩子，人家姑娘问你话呢——”
“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我们这儿没跟苏家的人打过交道。”他把手机往柜台上一搁，“你要买东西就看看，不买就走吧。”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低头吃饭时手上那圈油渍，又看着他爸有些迟疑的神情，心里那个疑团越滚越大。我没再问，转身走了。出了巷子，我掏出手机，翻到我妈手机通讯录里存的几个号码——那次她住院我去陪床，她让我帮她打电话叫堂兄妹来探望，我翻过她那部旧手机。我记得里面存着两个号码，备注是“周”。
周什么。我没点开看过。当时没在意。
我站住脚。那天傍晚我没有回家，先去了一趟城东邮局。我妈以前收过汇款的单据，她曾经跟我说过，我爸死后有人欠过他工程款，那几年陆续汇过几次钱来。她让我去帮她取过两次汇款单存根，我隐约记得那户名是“周桂福”。那号码备注里存着的，会不会就是那个周桂福？
我在邮局柜台拿了张汇款单，填了那个名字，让工作人员帮我查历史记录。“这个户名，近五年有没有接收过汇款的记录？”工作人员在一个旧系统里敲了一阵，抬头看我：“这个户名在我们这儿是开了账户的，但最近一笔汇款是前年三月份，金额三万多，汇出方是……”她看了一眼屏幕，念出一个地方名，“安徽。”
三万多。前年三月份。我心里算了算——那年三月底，我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我妈那会儿跟我说猪饲料涨价了，家里的钱紧。然后四月，我爸的赔偿款她用“保险理赔”的名义取出来过一笔，我那时候以为她是存起来了。如果她一边收着安徽那边的汇款，一边拿着我爸的赔偿款去跟周家合伙做了生意，那她跟我说的“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我从邮局出来，天快黑了。风凉飕飕的，我站在路灯底下，打了一辆车回县里。一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条巷子里的红布帘子，和那个男人闪躲的眼神。
到家的时候快八点了。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表情，才上楼梯。推开门，客厅灯亮着，我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只热水杯，看见我进来，有点意外：“你今天不是上晚班吗？”
“跟人换了一下班。”我把钥匙放在鞋柜上，换鞋，走到客厅，在她对面坐下。
她低头喝水的间隙看了我一眼：“你跟人换班，怎么脸色这么差？”
“奔波一天有点累。”我说。她没再问。我坐了一会儿，开口：“妈，爸当年在工地上出事之后，除了赔偿款，还有别的钱到账吗？”
她握着杯子的手停了一瞬，随即很自然地说：“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今天回去收拾爸以前的柜子，翻到一些单据，好像有些汇款记录。”
她没有立刻回答。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她低头盯着杯里的水，灯影在她脸上晃，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爸走之前，确实有个人欠了他工程款。那几年陆陆续续还了一些，前年就还完了。”
“还了多少钱？”
“那你记不清了。”她放下杯子，语气平静了些，“几万块钱，零零碎碎的，都贴家里过日子了，哪还能剩。”
我笑了一下：“那你跟我说的，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她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向我：“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又有人说三道四，你心里犯嘀咕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她老了很多，眼窝陷下去，皮肤松弛，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但那双眼睛还是像她年轻时候一样，笑起来的时候弯弯的，严肃起来的时候，像一扇铁门“哐”地合上。我看着那扇铁门，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我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第二天我没去快递站，直接去了城东的工商所。我用“家里做小生意想对照一下周边门面租金”的由头，请人帮我查了一下那条巷子沿街门面的租赁备案记录。工作人员翻了一阵，告诉我：“你问的那几间门面，其中有三间登记在一个叫周桂福的人名下，注册日期是前年五月份。另外那间红布帘子那个店，租的一方也是周桂福，但承租方那栏写的是一个户名叫苏桂香的人。”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屏幕，又念了一遍：“苏桂香。是你亲属吗？”
我站在工商所大厅里，手扶着台面，把那几个字又听了一遍。“是我妈。”
从工商所出来，太阳白晃晃地照在街上。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手机攥在手里，手心出了一层汗。
苏桂香，承租方。前年五月份，也就是我高考前一个月——她签了那个门面的租赁合同。那会儿她跟我说的，是家里存的钱不够了，让我自己周末去打工贴补家用。那会儿我每天在奶茶店站十个小时，腿站到肿，挣十五块钱一小时。晚上回家，她还会问我今天挣了多少，让我把钱交给她“存着”。
我想到那间红布帘子的杂货铺，柜台后面的老头说“这店就我们周家一家”，他儿子说“不认识”。可工商所的备案上，承租方签字那一栏，白纸黑字写着苏桂香的名字。
那天下午我没有回去。我坐公交去了苏明远学校旁边的那个出租屋，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在上课，没接。我在楼下坐着，把那几个信息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拼：我妈租下了那间门面，跟周家合伙经营，可那间店看起来早就没什么生意了，贴了转让纸，没生意，转让不出去。她瞒着我没说，也瞒着苏明远。去年住院做化疗，她说存的钱不够，让我去凑手术费。可她自己名下有一间租来的门面。
傍晚苏明远回了电话，声音还带着点操场跑完步的喘：“姐，怎么了？”
“明远，我问你一个事儿。”我握着手机，站在街边，“妈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她跟周家合伙做过生意？”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过了几秒，苏明远的声音低下来：“姐，你怎么知道的？”
我手指攥着手机，指节发白。“你知道？”
“我——”他停了一下，像在措辞，“我上高中那会儿，有一年寒假回来，妈跟我说她跟周家那个人弄了个小生意，想赚点钱给我攒学费。她说她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多想。我那时候觉得……她可能真的是想给我攒学费的。”
“那你后来看见那间店了吗？”
“后来有一次暑假我回来，去看过一次。那店生意不怎么样，周家那个男人说一直在亏本。我说那你关掉退租算了，妈说……合同签了三年，违约金要好几万。”
三年。我妈租那间门面签了三年合同，前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正好到期。我算着时间，忽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今年过完年开始越来越愁——是她手里的钱不够了，她那间亏本的门面到期了，合同结束了，她也没有收益来源了。她住院做手术的钱，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么填进去的。
可她还让我去凑钱给她治病。
我挂了电话，站在街边，风灌进领口，冷得我打了个哆嗦。有好一阵子我没有动，手机屏幕暗了又亮，是苏明远发来的一条消息：姐，你还在生气吗？
我没回。我打车回了家。进门的时候，我妈正坐在床沿叠衣服，看见我，抬头：“回来了？”
“妈，我去了工商所。”
她的手停住。一件深蓝色毛衣被她双手捏着，袖口朝下，像揉皱的纸团。她不说话，低着头看着那件毛衣。过了一会儿，她把它放下，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你查到了？”
“你租的那个门面，跟周家合伙那个，签了三年合同，今年五月到期。”我站在卧室门口，“妈，你手里头到底还有多少钱？”
她看着窗外，没有回答。客厅里的钟走了一下，发出轻轻的咔嗒声。“念念，妈从头到尾没想过坑你。”她开口，声音沙哑，“那个门面，我一开始是想盘下来做点干货生意，弄好了每个月能挣个两三千，存起来给你们念书用。后来看走眼了，亏了不少，还搭进去几千块违约金。你念大学那件事……那年家里正好把钱填进去，周家那个人说要扩店面，让我投了一笔，我就把你的学费那部分……”
“你拿我的学费去投资了那个门面？”我的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她没有正面回答，低下头，很慢地叠着手里的毛衣袖口：“我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低垂的头和缓慢的动作，忽然间觉得这个画面陌生透了。我从小以为我妈是个精明的女人，精打细算，永远知道钱花在哪儿，绝不会让自己吃亏。可眼前这个低着头叠毛衣的女人，跟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对不上。
“那周家那人呢？”我开口，“他认得你吧？他昨天说‘不认识’。”
她没抬头，手指捏着毛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想认。他说怕惹麻烦。”
我站在那儿，心里那个口子越裂越大。“妈，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我问，“我爸的赔偿款，你到底动了多少？”
她没有回答。卧室里很安静，窗外传来远处马路上汽车驶过的声音。她叠完了那件毛衣，又拿了一件开始叠。她叠第三件的时候，我开口了：“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明知那间店亏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打工，让我把工资交给你——你拿我的钱去填那个坑？”
“念念。”她终于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浑浊的水光，“我不是有意瞒你。我想着那店能赚回来……”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漏气的气球，慢慢瘪下去，“我想着赚回来，就能把你那份学费补上。”
“然后呢？”我往前走了一步，“补上了吗？”
她没有接话。她低下头，把那件毛衣叠好了，放在床尾。叠得整整齐齐，拉链拉好，领口翻平。她抬起头，看着我：“没有。”
我的眼眶酸胀，但我没有哭。我站在那里，把她那些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过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妈，你不是因为真的穷，才烧我的录取通知书。你是因为把家里那么多钱投入那个门面，亏光了，没有学费给我了。你怕自己承认亏了钱，所以你说‘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她低着头，没有抬起来。
“是不是？”
过了很久，她点了一下头，很轻，像怕动大一点就会散掉。
我后退了一步，退到门框边上。我看了她很久，她一直低着头，没有看我。窗外太阳已经落了，屋里暗下来，她的身影坐在床沿，被傍晚的光剪成一道瘦长的影子。我心里那个闷热的结，好像被一根针挑开了一点，但流出来的不是舒服的凉意，而是一股说不清的凉气，从脚底一直往上升。
我转身走出卧室，走到客厅里坐下。屋子很安静，连她咳嗽的声音都没再传出来。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打开，看了看日历，又看了看那条十天后就要考的强化班考试通知。然后我调出通讯录，翻到那个备注为“周”的号码，想了很久，还是按下了拨出键。
“嘟——嘟——”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喂，哪位？”
是我昨天在店里见过的那个年轻人。我开口：“是我，昨天去你店里问过房子的那个，苏桂香家的。”
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声音压低了：“你打来干嘛？”
“我想跟你见一面。”我说，“关于你跟我妈那间店的事，有些账目我想当面问问你。”
又是几秒沉默。这沉默本身就像一种默认。然后他说：“明天下午，城南公园那个凉亭那儿。”
我应了一声，挂断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看着窗外逐渐亮起路灯，一盏一盏，像是某条看不清尽头的路的指引。
第二天下午，我到城南公园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凉亭里等了。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手边放着一只保温杯，看见我过来，没有抬头，等我在他对面石凳上坐定，才开口：“你妈跟你说了多少？”
“她说她跟你合伙开店，亏了钱，你的合同今年五月到期了。”
他“嗯”了一声，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差不多。”
“那我问你，你跟我妈合伙那间店，投入的钱各自多少，你账本上还有记录吗？”
他放下保温杯，看了我一眼：“你比我以为的清醒。”
“账本呢？”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部旧手机，按了几下，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照片里是一张手写的账页，上面列着几行字：六月进货三千二、九月进货四千、租金两千七、转让费五千……最下面一行，用红笔圈着个数字，写着——“苏桂香合计投入，八万七。”
八万七。我盯着那个数字，脑中有片刻的空白。她跟我说她拿了几万块钱出来贴补家里，可这笔钱远远不止几万。我爸那笔赔偿款，如果按当年拿到手的数额算——我听她说过一次，连保险带赔偿，一共十万出头。她拿出八万七去投资那个门面——那就等于，她把我爸的命换来的钱，几乎全都投进了那间亏本店。
“她没跟你说这么多吧？”他收回手机，语气平淡，“她当年跟我说，她丈夫走得早，留下一笔钱，她想弄个店给两个孩子做保障。我想着她也挺苦的，就答应跟她合伙。谁知道她一来就要投八万多进去，我拦了两次，她非要干，说能干出起色来。结果你也看到了，那个地段就那样，能保住房租水电就不错了。”
他说完，又沉默了一会儿，补了一句：“你妈现在病了，周家这边也不好说什么。我只把账本交给你看，你看看就好了。”
我坐在凉亭里，身后是沙沙的风和树影，眼前是那部旧手机屏幕上的账页。我盯着“八万七”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像要把它们看穿似的。
回家以后，我妈坐在床上，面前放着那只旧木匣子。她看见我进门，把匣子盖慢慢合上，像是刚做了某个决定。“念念，你过来。”她说。
我走过去。她抬头看着我：“明天，你跟妈去一趟房产所。”
“去房产所做什么？”
“这套房子，我想改成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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