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这些书真不要了？都是您平时翻惯了的。”我蹲在堂屋的地上，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唐诗三百首》，书脊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道。
大伯坐在藤椅上，眼睛半阖着，像在打盹。我妈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条湿毛巾，欲言又止。
“烧。”大伯吐出一个字，干瘦的手指敲了敲藤椅扶手，“一件不留。”
我愣了一下，把书放回纸箱里。纸箱已经装了半箱，都是大伯这些年攒下的东西——旧照片、日记本、几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还有他当老师时用过的红墨水钢笔。
“这些照片也烧？”我随手拿起一张，黑白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碎花裙子，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笑。照片边缘卷曲，看得出被摩挲过很多次。
大伯睁开眼，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照片上，嘴角抽动了一下。“烧。”
“叔，这是谁啊？”我忍不住问。
大伯没答话，只是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堂屋里很安静，只有院子里老母鸡“咯咯”地叫声传进来。我妈站在门口，背对着我们，肩膀似乎在微微发抖。
“一个学生。”大伯最后说，声音沙哑。
我“哦”了一声，把照片放回箱子里，心里打了个问号。大伯教了四十年书，学生成千上万，但从来没见他为哪个学生专门留过照片。还放在枕头底下，我都见过好几回。
“大哥，这些衣服真的一件都不留？”我妈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发紧，“好歹留两件作个念想……”
“留什么？”大伯打断她，语气出奇地硬，“人一走，万事皆休。人都不在了，留这些东西干什么？看着难过。”
我妈没再说什么，低头擦了擦眼睛，转身出去了。
我爸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拎着两壶烧酒。“真决定了？”
大伯点点头：“烧，全都烧。一件不留。”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把酒搁在桌上，叹了口气：“行，听你的。明天一早，我去后院挖个坑，把这些东西都烧了。”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那个纸箱，忽然觉得有点荒谬。大伯是七十八岁的退休教师，在镇上的中学教了一辈子语文。他平时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却把那些旧东西当宝贝一样锁在柜子里。每次我来看他，他都要翻出来，指着某张照片说“这是哪一届的学生”“这是哪年去县里开会”。可现在，他说要把这些都烧了，一件不留。
“大伯，您要不……再想想？”我试着问。
“不用想。”大伯摆摆手，从椅子边摸出茶杯喝了一口，“人活到我这岁数，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那些东西，留不住人，也留不住日子。烧了干净。”
他顿了顿，又说：“小安，你帮我把抽屉里那个铁盒子拿出来。”
我走到五斗柜前，拉开最下层的抽屉。抽屉里还有一个老式饼干盒，铁皮的，上面印着牡丹花的图案，已经锈迹斑斑。我把它端出来，沉甸甸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大伯接过铁盒，用拇指弹了弹盒盖上的灰。“这里头的东西，明天和那些一起烧。”
“大伯，我不多嘴，但这盒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我实在忍不住了，“您连看都不再看一眼？”
大伯笑了笑，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牙床。“看什么？看了还得烧。还不如不看。”
他说完这话，又合上眼，像真睡着了一样。我站在那儿，捧着那个铁盒子，不知道该放回去还是放进纸箱里。堂屋里光线昏暗，午后的阳光从木格子窗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我妈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站在门槛外，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看着大伯，眼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复杂。
“安子，去把后院的柴火堆收拾一下。”我爸冲我喊，“你大伯说了，烧的时候要烧透，别剩半截。”
我应了一声，把那本《唐诗三百首》轻轻放回纸箱，又看了一眼铁盒子，最终还是把它也放了进去。大伯没睁开眼，但我看见他搭在藤椅扶手上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像要抓住什么，最终还是松开了。
后院不大，靠墙堆着一摞干柴，是去年冬天我爸劈好留着过冬烧炉子用的。我把柴火搬开，露出底下发黑的泥地，心里老大不自在。这些书和衣服都是大伯的命根子，怎么说出殡就出殡了？上个月他还精神矍铄，在院子里教隔壁小孩背《岳阳楼记》，声音洪亮得很。这才多久，人就骤然瘦下去，然后忽然就没了。
我甩甩头，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赶出去。大伯还坐在堂屋里，虽然眼睛闭着，但胸口还在起伏。他说的“烧”，是给自己准备的。老一辈人的习惯我不懂，但既然是临终遗言，我也不好违拗。
傍晚的时候，镇上的老同事老赵来了。老赵比大伯还大三岁，拄着拐杖，进门就看见那只纸箱。“老苏，这是干什么？大扫除？”
大伯睁开眼，笑笑：“把没用的都清理了。人老了，东西越留越多，看着心烦。”
老赵看看纸箱里的东西，又看看大伯的脸，忽然就明白了。“你决定了？”
“决定了。”大伯端起茶杯，“早该决定的。拖了这么多年，没意思了。”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大伯。“前阵子整理老档案，翻出来几张老照片，你看看是不是你的。那年在县里参加师德演讲，县教育局给拍的。”
大伯接过信封，抽出照片。苍黄的照片上，年轻的他在讲台上站着，意气风发，台下坐着一排领导模样的白衬衫男人。他的目光扫过照片，忽然在某处停住了。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但很快就稳住了，把照片塞回信封。“不是我的，你收着吧。”
老赵愣了愣，又看看我爸妈，像是明白了什么，没再追问。他坐下来，跟大伯聊了会儿天气和庄稼，起身走了。
送走老赵，堂屋里又安静下来。我蹲在院子里整理明天要烧的东西，心里总觉得有一口气堵着。大伯这些年的生活，我算是看在眼里的。他一个人住，虽然我爸就住在隔壁，但也就是送饭递水，日常照应。他的生活很枯燥，书和那些旧东西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世界。他不跟人串门，也不去老年活动室打牌，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翻那些相册，看那些旧信。
我实在不敢想，明天那些东西真点着了，大伯会不会当场哭出来。
晚上，我睡在西屋。翻来覆去了很久，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我爬起来，隔着窗户看见了堂屋的方向。大伯屋里亮着一盏灯，他就坐在藤椅上，怀里抱着那个铁盒子，低着头，一动不动。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壁上，像一棵孤零零的老树。
我看着他，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月光从窗口流进来，落在我的脚背上，凉凉的。我就站在窗边，看着大伯的侧影，直到那盏灯灭掉。黑暗中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像风穿过空竹竿的声音。
我转身回到床上，躺下来，盯着桌面的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人一走万事皆休。可这话说得容易，真要做，怎么就这么难呢。
第二天清早，风凉飕飕的。我爸在后院挖了个坑，把纸箱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里扔。大伯站在院子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看着火苗慢慢蹿起来。烟雾很大，呛得人睁不开眼。书页在火里卷曲，变成灰烬，照片上的面孔烧得变形，最后只剩下黑色的残片。
我妈站在一旁，偷偷抹泪。大伯看着她，忽然说：“别哭。人活着，东西是假的。人死了，更是假的。假的烧了就烧了，免得活着的人难受。”
我妈没说话，只是哭得更厉害了。
等火完全熄了，坑里只剩下一层厚厚的灰。大伯拄着拐，慢慢走到坑边，往里看了一眼。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终归什么都没说。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有些踉跄。我爸想扶他，他摆摆手，自己慢慢走进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堆还在冒烟的灰烬，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大伯说得对，人一走，万事皆休。可那些烧掉的东西里，到底藏着他什么样的心思呢？那天午后，我终于又想起那个问题：照片上的女人到底是谁？那个铁盒里装的，又是什么？大伯到我走，都没再提过一句。
他烧掉了那些东西，就像烧掉了自己的一段人生，而我站在火边，连哭声都没听到一声。过了几天，大伯忽然有些不对劲。他本来精神还算好，每天坐在藤椅上看看报，偶尔跟来串门的人聊两句。可烧掉东西的第三天早上，我妈去给他送粥，发现他把所有窗帘都拉上了，堂屋里黑漆漆的，他蜷在藤椅上，像一只受了惊的老猫。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我妈过去拉开窗帘，阳光刺进来，大伯眯起眼，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屋里太亮了，晃眼。”大伯说，声音沙哑。
“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妈伸手去摸他额头，被他挡开了。
“没有。就是想休息几天。”
我妈将信将疑地走了。晚上我爸回来，听我妈说起，就到大伯屋里坐了一会儿。大伯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说：“没事，困了，想睡会儿。”我爸没再说话，退了出去。
我一连帮他送了三天的饭，大伯都是吃两口就搁下，说没胃口。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就说不舒服，让他一个人躺着。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第四天晚上，我从大伯屋里出来，正好撞见老赵又来了。老赵拎着一兜子橘子，站在门口，看着大伯屋里黑漆漆的一片，低声问我：“你大伯还是不吃东西？”
我摇摇头：“一天就喝两碗粥。”
老赵叹了口气，在门槛上坐下来。“安子，你大伯心里有事，这我知道。他这辈子就一个字：拗。劝不动他的，等他自己想明白吧。”
“老赵爷爷，您知道大伯那些东西里……”我试探着问，“他为什么要烧掉？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赵看了我一眼，目光闪烁。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大伯啊，年轻时有一个学生，关系特别好。后来那学生出了事，他总觉得是自己没教好。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谁也不肯说。”
我愣了一下，忽然想起那张油菜花田里的照片，还有大伯说的那句“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女的？”
老赵没答话，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安子，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你大伯烧了那些东西，不是不想念，是不敢想念。人这一辈子，欠了别人的，到死都还不清。”
他说完就走了，留我在门口站了良久。我转身，看见大伯屋门开了一条缝，黑暗里透出一丝光。原来他没睡，他一直醒着。
又过了几天，大伯总算肯出来坐坐了。但他变了，话少了很多，整日整日看着院墙上那棵老柿子树发呆。那柿子树是二十年前他亲手种的，以前每到秋天，他都要给我摘一兜子柿子，说“这树啊，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大伯，您在想什么？”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
他半天没答话，忽然问：“安子，你说人为什么要有记性？”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一时答不上来。他又说：“记性这个东西，好的时候是福气，坏的时候是债。你记着的人不在了，你就欠着那笔债，怎么都还不上。烧掉那些东西，是想赖账，可赖账哪那么容易。东西烧了，人还在脑子里头。”
“是谁？”我问，心里跳得厉害，“那个学生？”
大伯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什么，可终究还是摇了摇头。“算了，不说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人各有命，谁也怪不了谁。”
他站起身来，拄着拐，慢慢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轻声说了一句：“不过安子，我告诉你，这一辈子，有些事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烧掉的只是纸，烧不掉人。”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框里，觉得心里沉沉的。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光秃秃的，几片枯叶被风吹下来，在青砖地上打着旋。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大伯似乎渐渐恢复了。他重新开始吃饭，精神也好了一些，只是再也翻那些旧簿子了。那些当宝贝的东西烧成灰以后，他像换了个人，开始把屋里的东西往外扔——一张他不喜欢的老木凳子，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盆，一双鞋底磨穿的黑布鞋。他像是一个决意要跟过去一刀两断的人，把所有沾着回忆的物件都剔出门去。
我妈看了心疼，偷偷把那张木凳子捡回来放在柴房里。大伯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只是叹口气：“捡回来也是白捡。迟早还要扔的。”
可是到了月底，有一天早上，我推门进去给他送早饭，发现他坐在床头，手里攥着一件东西。我走近了才看清楚，是烧剩下的半张照片。那照片不知怎么没烧透，边角卷曲，只剩中间一小块。上面隐约能看见一个女人的半张脸，和身后一片模糊的油菜花田。
大伯见我进来，慌忙把照片塞进裤兜里。“大伯，那照片……”我愣住了。
他看着我，像是做了很久的决定。忽然从兜里掏出来，递给我：“安子，你替我留着。等我真走了，你再看。”
我接过来，傻在原地。“大伯，您这是……”
“我这身子骨，我知道。撑不了多久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平静得很，像在说别人的事，“有些话，我到死都得带进棺材里。但有些事，我想留个人知道。你替我保管着，等我不在了，再打开看。”
他转身，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钥匙，交到我的手里。“后院茅房后面那棵老槐树底下，埋了个铁盒子。我那天烧的那个是空的——正品我没舍得烧。钥匙给你，等我真走了，你再挖出来看。”
他做完这些，靠在床头，像是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安子，不是大伯骗你。有些东西，烧是烧得掉，可人心里头的东西，烧不干净。我把真的藏起来了，就想自己走的时候，还能有点牵挂。”他说着笑了笑，那笑里带着说不尽的苦涩，“人不就是这样吗，舍不得又不得不舍，放不下又不得不放。”
我把那半张照片和钥匙攥在手心里，看着大伯瘦削的脸，忽然鼻子一酸。“大伯，您放心，我给你守着。”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出几缕银光。我站在床边，看着这个被我喊了二十多年大伯的老人，第一次觉得他身上的谜团比我这辈子解过的所有谜题都要深。
我把那半张照片小心地夹进自己的笔记本里，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我不知道那个铁盒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油菜花田里的女人到底是谁。但我知道，大伯把最后一口气咽下去之前，他不会让我看。他做的这些事，像是一道道埋在地下的谜底，要等我送走他，才能一个一个挖出来。
我望着窗外那棵老柿子树，心里七上八下的，像有只鸟在里面扑腾。大伯的心愿，我替他收了。可这份心愿有多重，我掂不准。屋里的药味越来越浓了，窗台上那盆水仙还是青翠的，可我知道，春天已经快要过完了。大伯的人生，大概也快要走到尽头了。
住院第三天早上，我拎着粥往五楼跑，还没进走廊，就看见我爸站在墙根底下跟人说话。他背对着我，声音压得极低，我还是听清了一句：“这是第二回了……人就在门口。”
我问了句：“爸，谁来了？”
我爸回头看了我一眼，神色有些复杂，还没来得及开口，走廊那头一个人慢慢站起来。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灰色呢子外套，头发挽得齐齐整整，手里拎着一兜子苹果。见我走过去，她冲我点了点头，问：“你是安子吧？苏老师他……还认得人吗？”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手里粥差点洒了。“您是哪位？”
“我叫陆青禾。”她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说了无数遍——只有我爸的脸皮绷了一下，跟被针扎了似的。
“大伯他刚睡着。”我说。
陆青禾笑了笑，那笑有些寡淡：“睡着也好。他要是醒着，恐怕又要赶我走。”
话音刚落，病房里忽然传来大伯的声音，干哑但清清楚楚：“让她走。”我们三个同时一僵。原来他没睡。我推开病房门，看见大伯靠在床头，脸色蜡黄，眼睛瞪着门口的方向：“安子，让她走。”
陆青禾站在走廊里，没有说话，也没有动。隔着一道半开的门，她和大伯中间只隔着几步远，可那几步，像隔着一条大河。过了好半晌，陆青禾轻声说：“苏老师，我不为难你。我来就是想问问你——那本《唐诗三百首》里的纸，你烧了没有？”
大伯没答话。他的嘴唇紧紧抿着，手在被子上攥了一个拳头，又松开。
陆青禾又重复了一遍：“你回我一句话，烧了没有？”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瓶里药水滴落的声音。我爸站在门边，嘴唇动了好几次，像要插话，最终还是低下头，什么也没说。我站在走廊和大伯之间，进退不得，看着那个女人把苹果放在门口的长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苹果上面。
“你要是还没烧，就把话写给我。”陆青禾说，“你要是烧了……我就不再等了。”
她说完，转身走了。走廊尽头传来她细碎的脚步声，像风扫过干草，一下一下，慢慢远了。我低头看见苹果上那封信，信封是米黄色的，边角有些磨损，像揣在身上很久了。我刚想伸手，我爸忽然从屋里出来，一把将信抄起来，塞进自己口袋。“别碰。”
“爸，那是给大伯的！”
“你大伯不会看。”他顿了顿，又说，“我也不是给他看的。”
他这么一说，我更糊涂了，追在后面问：“那您给谁？”
他脚步一顿，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复杂，终归没说话，把信揣进里怀，转身走了。
我走进病房，大伯闭着眼睛，像又睡过去了。可我发现他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嘴唇干裂，总在轻轻动弹。我喊了一声“大伯”，他没睁眼。我往床头柜上放下粥碗，又看了一眼那张米黄色的信封被爸拿走的方向，心里像有野草在疯长。
上了两天班，我都没法专心。周六下午，我回了一趟老宅，想趁大伯不在家，把他书柜里的东西再翻一翻。我爸和大伯住在同一个院子，大伯在医院，家里没人。我刚推开大伯那屋的门，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妈拎着一篮子菜站在门槛外，看着我。
“你翻什么？”她的声音很平，平得不正常。
“妈，我就想看看书。”
“你大伯的书都烧了。你自个儿家没书看？”
她说完，进门径直走到那排书柜前，从兜儿里掏出一把黄铜钥匙，“咔嗒”一声把书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锁上了。那抽屉我小时候见过，里面没什么书，都是些旧杂志和信纸。
“妈，您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妈把钥匙揣回兜里，脸色不是很好看，“你大伯的东西，你别乱动。他这辈子不容易，你少给他添乱。”
她的语气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急躁，像怕我看出什么来。她平时对我从来不是这个态度。我心里堵着一团火，又不敢发，只好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一个念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那封信里到底写的什么？大伯和陆青禾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我妈怎么也知道？
晚饭后，我爸坐在堂屋里抽烟，我端了杯茶过去，装作无意地问：“爸，那个陆青禾，是大伯以前的学生吧？”
我爸猛地吸了一口烟，过了很久才说：“是，也不是。”
“什么叫是也不是？”
“她是你大伯的学生，后来不是了。”我爸敲了敲烟灰，抬眼看了我一眼，“安子，你大伯这辈子，心里有根刺，扎了几十年了。你问得越多，那根刺扎得越深。别问了。”
他这句话像一扇铁门，“咣当”一声在我面前关上了。我坐在那儿，碗里的粥都凉了，心里的疑团却热得发烫。
大伯在医院住了九天，总算可以出院了。和我一起去接他的是老赵。老赵进病房的时候，大伯正靠在床头叠衣服，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码在床头柜上。老赵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老苏啊，你都躺成这样了，还叠衣服干吗？”
“人活着，总得收拾干净。”大伯说着，抬起头看见我，目光忽然定了定，“安子，你过来。”
我走过去。大伯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唐诗三百首》——我以为烧掉的那本。书脊还是裂的，缠着透明胶带。我把书递给我：“你翻开扉页。”
我翻开，扉页上写着一行钢笔字，墨水已经褪成浅褐色，像秋天干枯的树叶：
“请勿相忘”。
字迹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手笔。落款下方有一行小字，因为年代久远，洇得有些模糊，但我仔细辨认，还是认出来了——“陆青禾，春分日”。
“这本书……不是烧了吗？”我抬头看他。
大伯没答话，目光落在那行字上看了一会，忽然说：“我没舍得烧。那天晚上，我从纸箱里把它抽出来了。书跟了我一辈子，舍不得。我烧的是另外一本。”
“大伯——”
“别问太多，东西给你。”他把书塞进我手里，合上我的手指，“你替我保管着，等我走了，你再翻。”
我低头看着那行字，心里五味杂陈。他说“请勿相忘”，却做了那么多要忘干净的事。他烧衣服，烧照片，烧日记，到头来，藏了一本书，还有一把钥匙埋在老槐树底下。他不是想要忘记，他是不敢忘记，才把一切都埋在土里，埋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那封信呢？”我忍不住问，“陆青禾给你的那封——我爸拿走了。”
大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说了。最后他开口：“你爸是为我好。那信我看不得。看了，我这剩下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您跟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伯的目光慢慢移向我，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倦意。“安子，我说个事，你别怨我。我跟陆青禾的事，不是你想的那种。”他顿了顿，用很轻的声音说，“当年我教书的时候，她是我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十六岁，写得一手好文章。我常给她批作文，批着批着，就多说了几句话。那时候我不懂，教书就是教书，话一说多了，就成了根。”
我看着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那本书……是她送的？”
大伯点点头：“她毕业那年送的。扉页上那几个字，她写了又划，划了又写，最后才定下来。我以为她就是想让我记得她这个学生。”他说到这里，喉咙动了一下，“后来她爹来找我，说我耽误了他闺女，闹到学校去，学校让我别教书了。我没辩解，也没闹，收拾东西就回了家。”
“那陆青禾呢？”
“她后来嫁人了，嫁到县里一个厂长的儿子。”大伯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走那天，她在校门口站了很久，我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后来我们听说她订婚了，我才明白，她等的不是我，是等我说一句话。我要是开口说了，她也许就不会嫁那个人。”
“您没说。”
“没。”他说，“那时候我爹病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这个老师又是民办的，跟着我，她能有什么好日子。我想，一个人咽下去就算了。”
病房里的暖气嗡嗡响着。我看着大伯，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瘦得颧骨突出，眼睛半阖着，像一台耗尽了油的灯。他沉默了很长一会儿，又说：“但我不怪她。她恨我应该。”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他烧掉那些东西，烧掉那本《唐诗三百首》里的扉页，烧掉照片，也许都是同一种方式——他想用火烧干净那些他曾经欠下的，又还不了的话。
老赵站在门口，一直没吭声。等大伯说完了，他背过身去，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回头说：“行了，别说了，出院吧。”
回家的车上，我扶着大伯坐在后排，他靠在车窗玻璃上，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从医院到镇上的路不平，颠簸了两下，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像是在梦里说的：“她等了我四十年。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当面说出口。”
他说得很轻，风一吹就散了。可我坐在他旁边，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到家后，大伯在家歇了两天，精神渐渐恢复了一些。第三天下午，他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下，看着天边的云彩，忽然叫我：“安子，你过来。”我走过去，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是那封米黄色的信。我爸还是给他了。
“我没拆。”大伯捏着信封，手指在封口处停了一下，“你替我念一段，念第一句就行。后面的，我自己看就行。”
我接过信，拆开封口，里面露出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我展开，信纸上字迹娟秀，开头写着一行字：
“苏老师，我等了四十年，想来问你一句话：那年您写在书上的那三个字，到底是给我的，还是给您的？”
我抬头看看大伯。他看着远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一闪。他伸手从我手里接过信，没有往下看，而是把信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贴身衣兜。
“行了。就这一句，我就够了。”他说完，笑了笑，那笑里带着说不尽的苦涩，“剩下的，我自己慢慢翻。”
那天晚上，我在西屋躺了很久睡不着。月光从窗户外流进来，落在我床头那本《唐诗三百首》上。我躺在床上，想起白天老赵说的话。他送我出门的时候，站在门槛上，低声跟我说了两句：“安子，你大伯这辈子，只做错了一件事——他太懂事了。懂事得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出口。你要是有机会，替他说了吧。”
“说什么？”
“说‘我等过你’。”老赵说，“那是他欠她的一句话，也是他欠自己的。”
老赵说完就走了。我站在暮色里，揣着那句话，像揣着一块滚烫的石头。
第二天一早，我趁着家里没人，走到后院，站在老槐树底下。树干上的裂纹很深，像老人的皱纹。树下那片土颜色比周围深一些，看得出被翻动过。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片土——是硬的，结着板结，像是很久都没有人踩过。
那把钥匙还挂在我脖子上，贴着皮肤，被体温焐得温热。我攥着钥匙，在树根底下坐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挖。
大伯说过，等他真走了再挖。可我现在已经隐约猜到了，那铁盒里装的，恐怕不是秘密，而是一句等了几十年都没能说出口的话。而那句话，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却不知道该告诉谁。太阳升起来了，暖洋洋地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的叶子上。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往回走。
堂屋里，大伯坐在藤椅上，膝头摊着那本《唐诗三百首》，正在慢慢翻。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着一层柔和的光。他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安子，你过来坐。”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他翻到一页，指着上面一句古诗，念出声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合上书，看着院子里的老柿子树，说了一句让我的心揪成一团的话：“李商隐写这话的时候，大概和我一个年纪了。”
李商隐写这话的时候，大概和我一个年纪了。大伯合上书，手指搁在扉页上摩挲了很久，像摸一件穿了四十年的旧衣裳。院子里起了风，柿子树上一片枯叶落下来，恰好掉在他膝头，他没有捡，就那么坐着，像一尊泥胎像。
我坐在他旁边，想开口说句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话，不是我这个辈分能接的。
大伯出院之后的日子，像老牛拖车，一天比一天慢。他不再翻书，也不再去院里坐，整日蜷在堂屋那张藤椅里，眼睛半眯着，望着天花板上一道裂缝。我妈每天端着粥碗进来，他吃两口就搁下，说饱了。人眼看着在塌，像一把伞慢慢收拢。
老赵隔三差五来看一趟。有一回他进门，见大伯气色不好，也没多问，在板凳上坐下，掏出旱烟袋点了，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对着抽了一锅烟的工夫。烟抽完了，老赵才开口：“老苏，我听说青禾要走了。”
大伯眼皮抬了一下，没接话。
“她丈夫前年没了，儿子在南方安了家，要接她过去养老。”老赵顿了顿，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她这回走之前，想来问你一句话。就问一句，不纠缠。你行行好，给人家一个回话。”
大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搭腔了。堂屋里的日光从窗棂斜进来，落在青砖地上，像一层薄薄的灰。他忽然开了口：“你让她来。”
老赵怔了一下，点了点头，拄着拐棍走了。我追到门口，压低声音问：“赵爷，大伯他这是——”
老赵回头看了一眼堂屋，叹了口气：“你大伯心眼实，他答应让人家来，就是预备着还债了。”他顿了顿，“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条命撑不了几场了。”
我听见自己心里什么东西发紧，可又知道有些话拦不住。
陆青禾是两天后来的。清早落了场小雨，青砖地湿透了。她在门廊下收伞站定，抬眼望了一下院里的老槐树，目光没有往堂屋这边移。过了好一阵，她才推门走进去。
大伯坐在堂屋里，见她进来，没有起身。他原本半躺着，这会儿把身子坐直了些，膝头上搭着那本《唐诗三百首》。
陆青禾在他对面站住，隔着三四步远，没有坐下。
“苏老师，我明天走。”她开口，声音淡淡的，像泡过雨水的茶叶，“走以前，我想当面听您一句话。”
大伯的手指在膝上轻轻敲了两下，没应声。陆青禾从口袋里掏出那只米黄色信封，搁在桌上。“这句话我写在里头了。您看了，要是答不上来，就别答。”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您记性差。”
我看着那只信封，只觉得屋里静得能听见灰落下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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