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职通知贴在公示栏最显眼的位置，红头文件，白纸黑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李建军，因长期脱岗、无组织无纪律，停职反省。
走廊里围了不少人，没人跟我说话。
叶娟端着一杯茶从旁边走过，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没出声。
我盯着那份通知看了整整三分钟，转身往楼上走。
去找韩志伟，找他问问，我递上去的那份堤坝裂缝报告，到底去了哪里。
刚到二楼拐角，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有人喊了一句：“省委书记来了！”
01
省里那份精简编制的文件下来的时候，我还在大坝上。
那阵子雨水多，上游连续下了三天暴雨，河堤安全是全市的头等大事。
我带着技术员沿着坝体一寸一寸地敲，活儿紧，电话都顾不上接。
回到局里，才听说新局长已经上任半个月了。
朱建新，听说原来在省厅坐办公室，这次下来算是“镀金”的。
周石头跟我说这人的时候挤眉弄眼的：“老李，你小心点。新官上任三把火，听说要先拿老家伙开刀。”我没当回事。
我干了二十年技术活，只要坝不出问题，谁来当局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我想错了。
第一次例会我就迟到了。
那天坝体灌浆到了关键阶段，我守在工地上一步不敢走，等回到局里已经下午三点。
推开会议室的门，里头坐得整整齐齐，朱局长正在讲话，见我进来，停了停，问：“这位是？”韩志伟赶紧站起来：“这就是规划科的副科长李建军。”
朱局长点了点头，说：“规划科的人，忙。”
两个字，语气不重，可我听着不对劲。
叶娟在后面笑了一声，没接话。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
会开了半个小时，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坝体上那几处渗水的地方。
晚上回到家，徐淑华看我脸色不好，问怎么了。
我说没事。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姓朱的找你麻烦了？”我说没有，真没有。
她不信，但也没追问。
她是从锅里捞了碗面递给我，说了句：“吃吧。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我端着面看了她一眼，心里热乎了一下。
说实话，在这个局里待了二十年，大风大浪见过不少。
之前几任局长，有能干的，有混日子的，但没有一个像朱建新这样的。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科室的人员名单重新理了一遍。
哪个人是哪个关系进来的，谁跟谁是一条线，他心里门儿清。
韩志伟说，朱局长手里有一本账。
我不在那本账上。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条线。
第二次例会，我又迟到了。
那天是坝脚回填的关键工序，监理方临时出了问题，我在现场协调了将近五个小时。
回到局里的时候，会已经散了。
叶娟在走廊里碰见我，说了句：“李科长，朱局长问了你两次呢。”我说有急事，下次一定到。
叶娟笑了笑：“那您可得记好了。”我没接她的话，回了办公室。
桌上压着一张纸条，是周石头的笔迹：“老李，老朱发了火，你自己当心。”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坐下来，开始写那份坝体专项检查报告。
裂缝的位置、长度、走向，渗水点的分布，灌浆的进度，我写得格外仔细。
有这份报告在，我腰杆子硬。谁来问话，我都有话说。
可我没想到，有人压根不想让我把报告递上去。
更没想到，整个规划科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韩志伟是科长，他有自己的难处。
周石头向来说不上话。
其他人呢？
那阵子局里在传一个消息，说精简编制是动真格的。
规划科必须拿掉一个副科级岗位。
这个消息像一根针，扎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谁走谁留，全看朱局长一句话。
我这才明白，朱建新对待我的态度，从来都不是针对我这个人。他针对的是那个“岗位”。而我，恰好坐在那个位置上。
第三次例会在星期三上午。
那天下午又是暴雨预警，我天不亮就赶去了大坝。
走之前韩志伟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后只叹了口气：“老李，你今天真不去？”我说坝上的事等不得。
他点了点头：“那你路上小心。”就这样，我等来了那份红头文件。
停职通知，贴在公示栏里，整整三天。
02
坝体裂缝的事，我是第三天傍晚才腾出空写的报告。
从现场回来，我把车停在局楼下，在车里坐了十来分钟。
窗外下着小雨，雨刮器一下一下扫过玻璃，像在我心里来回地划。
钥匙拔下来又插回去，插回去又拔下来。
最后还是上去了。
办公室灯亮着，韩志伟还没走。
他见我进来，愣了一下：“老李，你咋又回来了？”我把手里的报告拍在他桌上：“三号坝段，背水面，纵向裂缝，三米二长，最宽处能塞进一只手掌。”韩志伟的脸色变了：“你确认？”我说我亲手量的。
韩志伟拿起报告，翻了两页，放下来：“这个事，必须先报朱局长。”我说那你赶紧报，这个等不得。
他又把报告拿起来，看了一遍，放进了抽屉里：“明天一早我就送上去。行吧？”我说行。
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还想再说几句，看他低着头翻文件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当天晚上我回了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徐淑华拿胳膊肘捅我：“你烙饼呢？”我说坝上的缝要是真裂开了，下游三个村子都得泡水。
她坐起来：“这么严重？”我说不是说吓唬你，那条老坝本来就是五十年代修的，这两年渗水越来越厉害，这次又发现这么大一条纵缝，真要出事就是大事。
徐淑华半天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报告送上去了？”我说交给我主任了，他说明天报局长。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抓紧点。别到时候裂缝没处理，倒把自己搭进去。”我说没事，身正不怕影子歪。
那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局里，先去找韩志伟。
他正在接电话，看见我进来，冲我摆了摆手。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等他挂了电话，我问：“报告交了吗？”他看了看门口，压低声音：“朱局长说了，这个事先放着。等下周局务会统一研究。”
我当时就急了：“这事等不到下周。汛期马上就要来，别说一周，三天都等不起。”韩志伟叹了口气：“老李，我知道你急，可这是局里的规矩。朱局长说了，所有业务报告统一汇总，由他统一安排。你这一份也不特殊。”我看着他。
他那张脸，我看了十几年。
第一次觉得，这么陌生。
当天下午，第三次例会。
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报告的报告底稿从抽屉里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三米二长，定位桩号我标得清清楚楚，照片贴在后面，裂缝走向画得明明白白。
这份东西放在任何一个懂行的人面前，都会知道事态的严重。
可它现在躺在韩志伟的抽屉里，等着一个“统一安排”。
傍晚，周石头偷偷溜进我办公室。
“老李，今天例会上老朱又点名了。”他压低嗓门，“说规划科某些同志长期脱岗，工作作风散漫，到了该管一管的时候了。”
我抬起头：“管谁？管我？”
“你说呢？”周石头叹了口气，“还有，我听说叶娟已经开始整理你的档案了。老李，这是要动真格的了。”我把报告底稿收进包里：“我的报告在这儿，谁来了我也不怕。”周石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老李，你就是太老实了。这年头，光有报告顶什么用？”
我没回他的话。
他走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雨还在下，雨点打在玻璃上，吧嗒吧嗒的，跟钟表似的，一声一声数着时间。
我怕的从来不是停职。
我怕的是，裂缝还张在那里，没人去堵。
那一夜，我做了个梦。
梦见父亲还活着，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端着一缸子茶，慢悠悠地跟我说：“老二，做人要实诚，但也不能叫人骑着脖子拉屎。”我醒过来，枕头上湿了一片。
03
停职的通知，是星期五下午贴出来的。
韩志伟没有提前告诉我。周石头也没有。我是路过公示栏的时候看见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下面盖着局党委会的大红章。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身后有人走过去，脚步声匆匆的，没人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叶娟端着一杯茶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说了句：“李科长，朱局长说让您明天之前把办公室的钥匙交到综合科。”我说好。
她看着我，又问了一句：“李科长，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说不用了，谢谢。
她转身走了。
她的茶还没喝完，留下了半个杯底的温吞水，在杯子里晃荡着，很快就凉透了。
我上楼，推开规划科的门。
办公桌上放着我用了十几年的茶杯、一个旧笔筒、一摞防汛手册。
桌角的日历还停在星期一，上面用红笔圈着：三号坝段灌浆，第八天。
我伸手翻到今天这一页，字还没写。
我拿起笔，在空格里写下：停职。
想了想，又划掉了，合上日历。
我把东西装进一个纸箱里，不多，十几分钟就装完了。
周石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说什么。
我摆了摆手：“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出了门才想起来，手机还落在桌上。
我折回去拿。
刚走到门口，听见里面两个人在说话。
“建军这回是真栽了。”
“那怪谁？他自己不知道去找朱局长汇报汇报？整天闷头跑工地，有什么用？”
“不过他那份报告是不是真发现了裂缝？”
“真发现又怎么样？报告在韩主任的抽屉里待着，这就是命。”我没进去拿手机。站在门口听完了，转身走了。
走出办公楼大门的时候，太阳正好落山。
天边一片火红，照得楼前的台阶跟血染过一样。
我抱着纸箱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站了大概有一支烟的工夫。
还是转身回了家。
徐淑华看见我抱着纸箱进门，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
她嘴唇动了动，半天才问出一句：“停了？”
我把纸箱放在鞋柜上：“停了。”她站在那里，围裙还系在身上，手里的锅铲悬在半空。
“你就这么回来了？”她声音高了一点。
“那你想让我怎么回来？”我问。
“你去找韩志伟啊，去找局长啊！你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哪一年防汛你不是冲在最前面？上一次发大水你在坝上待了三天三夜，回来人都要虚脱了，这时候谁记得你的好？”
我没说话。
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拍：“李建军，你就是个窝囊废！”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红着眼睛进了厨房。
锅铲复又响起来，一下一下，敲在锅沿上，闷闷的。
晚上她端了一碗面出来，放在我面前：“吃吧。再怎么着也得吃饭。”我端起碗，挑起一筷子面，吃了一口。
喉咙里堵得慌，咽不下去。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
半天，说了一句：“你爸要是在，肯定让你去闹个说法。”
我放下筷子，走进卧室，从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翻出一个旧布包。
打开，里面是一个铁皮罐子，褪了色的红漆，印着一朵已经看不真切的牡丹花。
这是我爸留下的东西，他生前爱喝茶，每年春天都要托亲戚从老家带新茶来。
这是最后剩下的半罐，他走后我就没动过。
我拧开盖子，一股陈旧的茶香飘出来。
不是那种新鲜的清香，而是一种被时间浸透了的、带点苦涩的味道。
我坐在地上，抱着那罐茶，忽然很想知道，我爸当年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是怎么扛过去的。
电话响了。
姐姐打来的：“建军，听说你出事了？”我说没事，小问题。
“小问题你声音怎么哑成这样？”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爸以前的老战友会不会有关系？我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在村里插队过几年的那个董知青，现在好像挺有出息的。”
我想了想：“什么董知青？我怎么没听说过。”姐姐说：“你那时候还没生呢。爸以前老提起他，说是在咱家住了四年，睡一张炕，吃一锅饭。那人对爸好得很，走的时候带了一罐你奶奶炒的铁观音，说是这辈子喝过最好的一口茶。”
我没接话。
挂了电话，把铁罐子放回柜子里。
想了想，又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
罐子上的红漆斑驳，落满了岁月的痕迹。
第二天，叶娟打电话来，让我去交办公室钥匙和工牌。
我说好。
挂掉电话，我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窗外那棵老槐树正在抽新芽，绿油油的，亮得扎眼。
04
交钥匙那天，我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
徐淑华在门口拦住我：“你真就这么去了？”我说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她的嘴抿得紧紧的，似乎还想说点什么，最后只叹了口气：“路上别跟人起冲突。”我说知道。
到了局里，办公楼里跟往常一样忙碌。
有人看见我进来了，点点头，没有多话。
人事科的办事员把我那把钥匙和工牌收走，在一张表上让我签了字。
李建军，签字，日期。
一切从简，没有任何多余的环节。
我走出人事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站到第三分钟，办公室的门开了，朱建新从里面走出来，身后跟着叶娟。
他看见我，脚步停了停：“李建军同志。”我点头：“朱局长。”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好好反思一下。局里不会冤枉一个干实事的人。”他说完就往前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你那个办公室桌牌已经换人了，以后不要随意进出办公室区域。”我愣了一下。
他这句话说得很随意，就像在吩咐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茶杯。
白瓷的，干净透亮。
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径直走远了。
我站在走廊里，指甲嵌进了掌心。
回到家，徐淑华看我脸色不好，没问什么。
她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
可我一口也不想动。
晚上十一点多，周石头来了。
他自己带了一瓶酒。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谁也不说话，就一口一口地闷酒。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周石头开口了：“老李，那报告的事，我听韩志伟说，朱局长让先压着，等局务会研究。”我放下酒杯。
周石头又说：“可我今天听叶娟在办公室里，跟朱局长说，不管报告是真是假，先把人停职了再说。还说，等编制调整完了，人走茶凉，报告的事自然就冷了。”他的声音放得很低，“老李，那个姓朱的，压根就不打算理你的报告。”
我握着酒杯，指节发白。
我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
只是不愿往那边想。
周石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你自己多保重。”他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去了。
我把酒瓶收了，坐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映着空旷的街面。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同一个念头：那份报告，躺在韩志伟抽屉里的那份报告。
如果朱建新一直压着不办，汛期来了，坝垮了，下游三个村子上万口人，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我进了卧室，掏出手机，翻到姐姐的电话。
犹豫了很久，还是打过去了：“姐，你说爸以前提过的那个董知青，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姐姐想了想：“好像是叫董建国，还是董建昌来着，记不太清了。怎么啦？”我说没什么。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弹。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那份报告，亲手递到省里去。
就算捅破天，也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三号坝段的裂缝有多严重。
我翻出报告底稿，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揣进怀里。
徐淑华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一趟省城。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只说了句：“路上小心。”我走出门，外面天阴得厉害，压着沉沉的黑云。
05
去省城的路，我开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路上雨越下越大，雨刮器开到最快档，还是刮不干净前挡风玻璃上的水幕。
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
说实话，活了大半辈子，从没干过这种“越级上告”的事。
到了省政府门口，我找了个路边车位停下来，坐在车里看了半天大门。
站岗的武警笔直地立在雨里，一辆黑色轿车从大门里驶出来，溅起一片水花。
我没有下车。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打起了鼓。
过了不知道多久，手机响了。
周石头打来的：“老李，你快回来！省委书记到咱们市视察防汛工作，已经到局里了！”我还懵着：“什么省委书记？”
“董建昌！省里的一把手！他今天临时改道来咱们市里看防汛，第一站就是咱们水利局！”电话那头，周石头的声音又急又快，“现在朱局长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满院子转呢！”
我在车里握着手机，脑子里嗡的一声。
董建昌。
这名字好熟。
在哪里听过？
我在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忽然，姐姐那句轻描淡写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记忆：“好像是叫董建国，还是董建昌来着……”我的手指紧了紧，又松开了。
不对，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
不可能这么巧。
我把报告揣进怀里，推开车门冒雨往水利局跑。
等我赶到的时候，院子门口已经停了一溜车。
黑色的轿车排在那里，车身上溅着泥水，雨幕里看过去，格外庄重。
我站在大门外，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
局里的人来来往往，都拿着伞，急匆匆的。
没人注意到我。
我攥着怀里的牛皮纸袋，看了一眼自己的样子，被雨淋得透湿，站在马路牙子上，跟个落汤鸡似的。
我这副样子，能递得上去吗？
正犹豫着，院子里面走出几个人来，打头的是一群扛着摄像机的人，看样子是随行的记者。
再往后，是几个穿白衬衫的干部，撑着伞。
走在中间的那个人，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身形笔挺，正在跟旁边的人说着什么。
隔得有些远，雨又大，我看不清他的脸。
可我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不对，从小到大，我压根就没见过什么大领导。
可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
正愣神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停了脚步。
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隔着雨幕，隔着院门，隔着十几米的距离。
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像是被什么东西牵住了。
旁边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他没理，径直向我这边走过来。
我愣在原地。
他越走越近，走到我面前，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雨点打在我们之间的地面上，溅起细密的水花。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你是老李家的二小子吧？”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爸……那罐铁观音，喝完了。”他站在雨里，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笑意，“回头，再给我捎点来。”
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雨声、人声、汽车引擎声，全都远了。他的话说得很轻，可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稳稳地钉进我的心口。
我看着他的脸。
那些花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微驼的肩背，都在慢慢重叠。
重叠成另一张脸。
那张脸，我没见过，可父亲见过。
父亲说，那人在他床上睡过四年。
那人的名字，叫董知青。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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