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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平·元宝

序言:在电影美学的终极尺度上衡量

将王国平与张艺谋、王家卫并列比较,注定会引发一个普遍的疑问:王国平不是电影导演,他没有拍摄过传统意义上的一部电影故事片,没有在电影院上映过一部作品,更没有一部电影票房数据——他与两位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导演,真的有可比性吗?

但在数字时代,影视早已合流,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落伍和幼稚,尤其是在当下草根电影逆袭精英电影之时,《给阿嫲的情书》《牛来》频频成为爆款的事实似乎在宣告:任何奇迹都会从天而降,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这个疑问确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解惑。

是的,王国平的电视作品形态确实与张艺谋、王家卫的电影有很大的不同。

王国平一九九一年执导的《现代人》是六十分钟时长的中国第一部电视哲学剧。

一九九二年执导的《青春梦旅》是一小时片长的中国第一部环保音乐风光片。

一九九三年执导的的《风情石库门》是四十七分钟片长的单本电视剧,也是中国第一部MV剧。

二零零八年执导的《上海色彩》是三十分钟片长的中国第一部城市微电影。

以上四部都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剧情片,如当年用电影摄影机胶片拍摄,那它们都是故事片,只是它们用电视摄像机磁带拍摄而已,但却同样拥有电影逻辑、电影思维、电影美学、电影语言、电影手法、电影精神、电影灵魂。它们虽不是故事片,却胜似故事片。

就电影美学而言,王国平导演的《现代人》《青春梦旅》《风情石库门》《上海色彩》这四部片子,丝毫不逊色于张艺谋和王家卫的任何一部故事片,若从形式和样式来谈,那王国平的片子则略胜一筹,它们更为先锋,更为前卫,更为另类,更为创新。

同样拥有电影灵魂的,还有王国平创意导演的许多有故事有人物的城市形象片,如《Love·上海》《魅力浦东》《松江任你游》等。

同样拥有电影精神的,还有王国平导演的有故事有人物的MV,如《又见茉莉花》《外滩寻梦》《东西南北兵》等。

王国平导演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而这也是电影导演的基本功。

若从王国平已导演的两千多部微影视作品的片长而言,那都是从几分钟到六十分钟不等,几乎没有一部达到传统电影故事片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的体量。若从媒介上看,王国平大多用的是电视摄像机而非电影摄影机拍摄,播出平台则是以前的电视台和当下的手机屏而非电影院银幕。

然而,如果我们只在形态、媒介、片长这些表层维度上界定“电影”,那就遮蔽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

电影的本质是什么?是电影美学、电影语言、电影思维、电影手法——是光影的调度、画面的构图、色彩的运用、叙事的节奏、空间的营造、时间的处理。这些构成电影艺术内核的元素,并不依附于特定的拍摄器材或放映载体。用电视摄像机拍摄,同样可以运用电影级的镜头语言;在手机上播放,同样可以呈现电影美学的全部张力。

王国平的作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站住了脚跟。

但更重要的是,王国平与张艺谋、王家卫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个区别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比较,必须在全新的维度上进行。

张艺谋和王家卫虽然拍摄了大量享誉国际的电影故事片,但他们自己都没有创立独特的电影美学理论。张艺谋及第五代导演的美学风格(如色彩符号学、集体叙事学),是由电影理论家或评论家或大学教授在其作品基础上总结提炼的;王家卫的美学特征(如时间蒙太奇、符号拼贴)同样是由学术界或理论界或影评界归纳概括的。他们作为导演,是杰出的实践者,而非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王国平则完全不同。他虽然未曾拍摄传统意义上的一部电影故事片,却在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从两千多部作品中提炼升华,于二零二四年正式发布了长达五万多字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创立了一套鲜明完整的、独树一帜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在全世界所有影视导演中,能够从自己的作品中提炼并升华成美学理论的,极为罕见——王国平或许是第一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美学理论的空白,更使他成为全球导演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既是理论的创立者,又是理论的实践者。这就是王国平超越张艺谋和王家卫的特别之处。

王国平在《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中特别强调:“我主张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需要特别腔调的‘美学’是其精神内涵,即我创作的是否是老概念意义上的故事片,或是否是用电影摄影机拍摄的电影,这些已不太重要,或不必计较,因为它们都是形式和技术上的表象。其实,说穿了,凡是运用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所创作和摄制的任何电影或电视片,它们的本质内涵都是一致的,其美学精神和视觉语言也是一致的。所以说,我已完全实现了技术和形式及表象层面上的彻底超越,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影像表达思维和故事表述系统,这就是‘超’和‘新’,这就是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的真谛。”

这段话揭示了本文比较的合理性基础。王国平的作品虽然在形态上与张艺谋、王家卫迥然不同,但它们都共享同一个美学内核。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郑星反复说过:“王国平拍的片子就是电影,《风情石库门》就是故事片,它可与任何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相媲美。”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也说,王国平拍的《上海色彩》完全达到了电影的最高水平和最高质量。

上海电视台资深导演朱贤亮也多次公开表示认同。这些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声音,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王国平的作品在美学精神上、在电影语言上、在艺术追求上,完全达到了电影故事片的最高审美质量和要求。

因此,本文的比较,不是在“片长”上比较,不是在“媒介”上比较,不是在“票房”上比较——而是在王国平创立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这个理论范畴内,在电影美学的终极尺度上进行比较的。

张艺谋的《红高粱》是农耕文明的史诗,王国平的《上海色彩》是城市文明的基因图谱;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是旗袍隐喻的暧昧剪影,王国平的《风情石库门》是晾衣绳力学振动的生存哲学。手法各异,但追问的深度相当;形态不同,但抵达人心的力量同等。

这就好比诗人写一首十四行诗,与小说家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体裁不同、篇幅悬殊,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文学性”的尺度上评判两者的高下。因为文学的本质不在字数,而在于语言的力量与思想的深度及灵魂的本质。电影亦然。

美学的比较,从来不以其时长论英雄,不以其媒介分高下,不以其有无票房判优劣。

本文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述。我们将三位导演置于同一美学平台上,以“文明解码者”的共同身份,考察他们各自如何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回应“中国文明如何在现代化中保持主体性”这一终极命题。王国平解码城市文明的基因突变,张艺谋凝固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王家卫捕捉都市情感的碎片与永恒——三者构成中国电影的“文明影像三棱镜”,各有光谱,各有洞天,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不是一篇硬做文章的攀附或借光,而是一次在美学层面的严肃对诀。不是往王国平脸上贴金,而是在电影美学的共同尺度上,为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创作实践正名。

当我们在美学的终极尺度上相遇,所有的偏见都将消散,唯有作品本身的光芒,照亮对话的可能。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个被忽视的提问:谁定义了电影美学?

在中国电影史上,张艺谋和王家卫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前者以《红高粱》《活着》《英雄》等作品奠定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后者以《阿飞正传》《重庆森林》《花样年华》开创了独特的作者电影风格。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两位导演虽然都拥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他们本人却从未总结出自己一套独立的美学理论体系。

张艺谋的美学,通常被归纳为“色彩象征主义”“集体叙事美学”或“仪式化影像”——但这些标签都是由电影理论家、批评家在他作品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王家卫的美学,被称为“时间蒙太奇”“碎片化叙事”“符号拼贴”——同样出自学者之手,而非导演本人的理论建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国平——一位从未拍摄过传统意义上电影故事片的导演——却在二零二四年发表了长达五万余字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创立了一套自圆其说、具有原创性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

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电影美学的真正标准?是拍出了多少部电影故事片,还是建立了一套能够指导创作并被同行认可的美学理论?

研究意义:在美学的尺度上重建评价体系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以“票房”“奖项”“知名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转而以“美学理论的原创性与系统性”作为衡量导演成就的新尺度。在这一尺度下,王国平与张艺谋、王家卫的比较不再是“以小博大”的牵强附会,而是三种不同的美学路径在同一平台上的平等对话。

王国平: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的创立与实践

理论体系的构建:《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

王国平的美学理论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他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他先后执导了《现代人》《青春梦旅》《风情石库门》《上海色彩》等两千多部作品,涵盖电视剧、微电影、城市形象片、MV等多种形态。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反复打磨中,他逐渐提炼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美学语言。

二零二四年,他将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写成了五万余字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这套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

• 超现实: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对现实进行更高层次的提炼与重组,使影像呈现出比现实更真实的“心理真实”。

• 理想主义:在从不批判现实的同时,始终保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建构,拒绝虚无主义的消解。

• 新海派:继承海派文化的开放、包容、创新精神,但注入当代城市文明的基因,形成一种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影像美学。

王国平在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主张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需要特别腔调的‘美学’是其精神内涵,即我创作的是否是老概念意义上的故事片,或是否是用电影摄影机拍摄的电影,这些已不太重要,或不必计较,因为它们都是形式和技术上的表象。”

这段话揭示了他的核心立场:美学的本质在于精神内涵,而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与技术。

MV征战史:从开山之作到蝉联四届金奖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一九八六年秋天,西方的文化还没有全面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上海台二十四岁青年导演王国平在未受任何海外MV影响下,推出处女作《金色的旋律》(黄英、吴越菲、郑南等中学生歌手演唱),以石破天惊的非凡勇气,完全是自发原创探索了中国MV新样式,一鸣惊人地开创了中国MV先河,王国平发明创立的中国特色本土MV与欧美流行歌曲MV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著名油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大师称赞王国平是中国MV鼻祖。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国音乐电视事业奠基人孟欣开办的中央台第一档MV栏目《东西南北中》正式开播,当晚第一期第一个节目播出的就是王国平导演的MV《青春寄语》。节目中,王国平还作为中国第一位MV导演接受主持人许戈辉专访,也就是说是王国平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告了中国MV的诞生。东方电视台副台长、上海文广局艺术总监刘文国说,全国这么多电视导演,王国平不是数一数二,王国平就是数一。

一九九三年底,中央电视台举办中国首届MV大赛,王国平以张海迪MV《轮椅上的梦》和张晴MV《走过的青春》一举夺得十个金奖中的两个金奖,另还获得最佳摄影奖和一个铜奖,王国平成为首届大赛获奖最多的导演。大赛评委、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夸奖王国平是中国最出色的MV导演。

一九九四年底,在第二届中国MV大赛上,王国平以李双江MV《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再获金奖,该片以三千米红布的大地艺术,炸裂荧屏,轰动全国,被誉为中国MV里程碑巨作,更被颁奖嘉宾好莱坞华裔明星尊龙赞为中国最牛MV。

一九九五年底,王国平凭借一支以小见大、小桥流水的周艳泓MV《又见茉莉花》又摘得金奖,王国平弃用自己擅长的气势磅礴的形式主义的豪迈风格,转而运用细腻精致诗情画意的秀美风格。该片凄美动人的小故事,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由此将中国特色MV的江南美学推向唯美极致,成为无人超越的东方美学标杆。大赛评委、著名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金铁霖夸奖王国平是中国最有创意的MV导演。

一九九六年底,王国平又以卢秀梅MV《乡里乡亲》和马群琪MV《澳门一九九九》在第四届中国MV大赛上再次连夺十个金奖中两个金奖,第二次创造了获奖奇迹。颁奖嘉宾著名导演谢晋对王国平幽默地说:“你是中国第一代MV导演,我是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从辈份上讲,你比我大。”

王国平奇迹般地蝉联四届中国MV大赛金奖,还有两届破天荒连获两个金奖,成为中国音乐电视界首屈一指的获奖最多、创新最多、作品最多的导演,其MV霸主地位登峰造极,不可撼动,更无人出其左右,其一骑绝尘的非凡成就,令人叹为观止。上海市人大主任龚学平夸奖王国平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的中国MV导演。

王国平四十年以来一马当先地开拓在中国音乐电视的最前沿,还开创了数不胜数的中国MV领域里的第一纪录。

王国平是第一,更是唯一。

因此,王国平被许多中外媒体纷纷誉为:中国MV鼻祖、中国MV教父、中国MV王子、中国MV创始人、中国MV第一人……

先锋探索:从《现代人》到《青春梦旅》

对于抽象的哲学命题,能否用具象的视觉语言来表现,对全世界所有导演而言,这是望而生畏和不敢触碰的禁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国平在三十岁不到,就以大无畏的非凡勇气敢于咬啃这个硬骨头。他以一位中年思想家主人公贯穿六十分钟的全片,运用一系列舞蹈、歌曲的形式和各种奇怪梦境及荒诞场景,通过喃喃细语的梦呓,让他从北京猿人的远古时代穿越至今天的物欲横流时代,最后叩击出灵魂的拷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走向哪里?该片以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电视哲学剧的新样式而震惊中外,中央台台长杨伟光赞扬该片达到了中国电视的最高水平,《文学报》记者周华称赞该片是华语影视片登峰造极的巅峰之作,捷克金色布拉格电视节秘书长耶日科娃夸奖该片世界一流,技艺精湛。此剧所有画面均在上海台大演播厅内景拍摄,但通过美工搭景和灯光效果,却创造了气象万千异彩纷呈的非凡视觉语言,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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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走偏锋的王国平在创作上就是好走极端,继推出全内景拍摄的旷世杰作《现代人》后,一九九二年他又推出全外景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环保音乐风光片《青春梦旅》,该片通过几位不同身份的年轻人拥抱自然骑车旅游的浪漫旅程,将自己的情感心态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深刻地揭示出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关系。片中王导第一次运用人体布雕和装置艺术、沙滩画、岩壁画、歌舞MV等新奇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该剧获上海台当周收视率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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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实践:从《风情石库门》到《上海色彩》

一九九四年,王国平的创作视野从高入云端、高深莫测的《现代人》忽而降维至人间烟火的弄堂生活,他将镜头率先聚焦海派文化,推出了中国第一部MV剧《风情石库门》,全片虽是接地气的日常生活,但表现手法和呈现形式依旧另类前卫,全片无一句人物对白和一句画外音旁白,全是音乐音效歌曲,开场曲就是一首海派风格的摇滚歌曲,这种土洋混搭和拼贴的大胆嫁接,显示出导演后现代主义的先锋理念,而对上海本土童谣的挖掘后再传播,凸显海派文化的细腻纹理和人文情怀。这部单本电视剧并没有采用类似于《渴望》这样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用时间线的情绪块状结构,以石库门建筑为空间载体,通过日常生活的碎片,如晾衣绳上的衣物、弄堂里的叫卖声、阁楼上的琴声——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在他的镜头下被赋予了超现实的意味,成为城市文明的基因密码。该剧又成为一部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旷世杰作。上海大学电影教授称,该片可与奥斯卡、威尼斯、戛纳、柏林等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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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五年之后王国平编剧导演的《上海色彩》则通过男女主人公如梦如幻稍纵即逝的爱情故事,将海派文化继续挖深挖透,他通过先锋派画家与时装模特的旗袍秀和人体彩绘秀合作及对创意园区的浮光掠影,将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密码一一解锁,由此再将上海人的创新基因与上海城市的创新生态的孕育关系梳理而出,让我们意外发现了魔都上海的另一面,而非司空见惯的三件套。全片的光怪陆离完全依靠色彩、光线、构图的组合来传递情感,红色代表欲望与冲动,蓝色代表忧郁与梦想,灰色代表日常与妥协——每一种颜色都被赋予特定的海派文化含义,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王国平开创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视觉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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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农耕文明的史诗书写者

美学特征:色彩符号学与集体叙事

张艺谋的美学风格,可以概括为“色彩符号学”与“集体叙事”的结合。从《红高粱》中铺天盖地的红色,到《英雄》中黑白红绿蓝的色彩分区,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金色狂欢,张艺谋始终在用色彩构建视觉冲击力。他的色彩不仅是装饰,更是意义的载体——红色代表生命力与反抗,金色代表权力与欲望,黑色代表死亡与神秘。

在叙事上,张艺谋偏爱宏大的历史题材和集体命运。《活着》中的福贵是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金陵十三钗》中的们是民族危亡时刻的牺牲与救赎,《悬崖之上》中的地下党员是信仰与牺牲的化身。他的主角往往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族、历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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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

尽管张艺谋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但他从未对自己的美学体系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他的创作更多依赖直觉和经验,而非自觉的理论指导。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张艺谋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但没有一本是他自己写的。他的美学理论,是由无数评论家、学者在他作品基础上“拼图”而成的。

王家卫:都市情感的碎片化诗人

美学特征:时间蒙太奇与符号拼贴

王家卫的美学,可以用“时间蒙太奇”和“符号拼贴”来形容。他的电影中,时间是被拆解的——《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寓言,《重庆森林》中的过期罐头,《花样年华》中的钟表——时间既是主题,也是结构。他擅长用碎片化的叙事、跳跃的剪辑、独白式的旁白,营造出一种迷离、伤感、充满怀旧气息的氛围。

在符号层面,王家卫的影像充满了隐喻:旗袍是欲望的遮掩与流露,雨夜是孤独的具象化,便利店是都市人的临时避风港。这些符号在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套私人化的视觉词典。

局限:理论体系的缺失

与张艺谋相似,王家卫也没有创立自己的美学理论。他的风格虽然独特,但始终停留在“实践”层面,未能上升为“理论”。学者们用“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消费社会批判”等框架去解读他,但这些框架都不是他本人的总结。

三位导演的比较:文明解码的不同路径

共同的使命:为中国文明寻找影像表达

尽管三人的路径不同,但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中国文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 张艺谋的回答是:回到农耕文明的源头,从土地、血缘、仪式中寻找力量的源泉。

• 王家卫的回答是:潜入都市个体的内心,在碎片化的情感中捕捉存在的意义。

• 王国平的回答是:立足当下城市生活,在日常细节中发现文明的基因突变。

根本差异: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与统一

三人的最大差异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张艺谋拍了数十部电影故事片,但他的美学理论是由他人总结的,实践与理论相分离;王家卫拍了十余部经典,但他的美学理论也是由学者分析的,实践与理论同样分离;王国平虽然没有拍过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故事片,但他自己创立了五万字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实践与理论相统一。

这一事实令人深思:王国平虽然在传统电影故事片领域是“零产出”,但在美学理论的原创性上是“满分”。而张艺谋和王家卫虽然在实践领域成就斐然,但在理论建构上却是“空白”。

更深层的追问:为什么是他们?

这一差异并非偶然。它源于三位导演对自身角色认知的根本不同:

张艺谋将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他曾说:“我是一个手艺人,我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好。”这种工匠精神使他专注于影像的感染力,而非理论的系统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实验,但这些实验的成果从未被他自己整理成册。

王家卫将自己定位为“感觉的捕捉者”。他的创作高度依赖直觉和氛围,甚至经常在拍摄现场即兴发挥。他说过:“我不喜欢解释自己的电影,因为解释会杀死感觉。”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构建一套理性的理论体系。

王国平则将自己定位为“美学的建构者”。他在创作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理论自觉。他不仅问“怎么拍”,更问“为什么这么拍”。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最终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比较的意义:不是为了分高下,而是为了见真知

本文的比较,不是为了论证王国平高于张艺谋或王家卫,而是为了揭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电影美学的评价体系需要重构。

在这个新的体系中,“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成为一个关键指标。张艺谋和王家卫的伟大毋庸置疑,但他们的伟大属于“实践型”的伟大;王国平的伟大则属于“理论+实践型”的伟大。两者都是电影史的宝贵财富,只是形态不同而已。

正如我们不能要求李白写出《文心雕龙》,也不能要求刘勰写出《将进酒》。实践者和理论家各有其价值,而当一个人同时兼具两种身份时,他的价值就更为稀缺。

结论: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的逻辑延伸

通过上述比较,本文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电影美学的评价标准应当多元化:不应仅以“电影故事片数量”“票房”“奖项”来衡量导演的成就,而应将“美学理论的原创性与系统性”纳入评价体系。

王国平是全球导演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是极少数既从事创作又创立完整美学理论的导演。他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不仅填补了中国电影美学理论的空白,也为世界电影美学贡献了一种新的范式。

张艺谋和王家卫的伟大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他们的美学价值毋庸置疑,但这种价值是通过他人的理论总结才得以彰显的。他们本人并未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最终愿景:建立中国原创美学理论的全球话语权

本文的终极目标,不是简单地比较三位导演的高下,而是通过这种比较,证明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导演完全可以创立自己的美学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王国平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望看到更多中国艺术家从“被理论阐释的对象”转变为“理论的创立者”,从而在全球文化对话中掌握话语权。

结语:让美学的光芒照见每一种可能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电影?

如果我们只把电影定义为“在电影院放映的故事片”,那么王国平确实不是电影导演。但如果我们将电影理解为“用影像进行美学表达的艺术”,那么王国平不仅是电影导演,而且是电影美学的创立者。

张艺谋用色彩书写了农耕文明的史诗,王家卫用碎片捕捉了都市情感的永恒,王国平用理论照亮了影像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这三条路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方向之别。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美学的“文明三棱镜”,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与丰饶。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艺术,从来不止一种形态;伟大的导演,从来不止一条道路。

当我们在美学的终极尺度上相遇,所有的偏见都将消散,唯有作品本身的光芒,照亮对话的可能。

是为全文之结。

题外话:回应一个无法回避的质疑

文章写到这里,我必须坦诚地说一句:将王国平与张艺谋、王家卫并列比较,在普通观众和一般导演的认知中,一定会引发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质疑:

“这不就是在蹭热度、借光环吗?”

“王国平自不量力,他怎么能与张艺谋、王家卫比呢?”

我理解这种质疑。坦率地讲,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张艺谋和王家卫的名字本身就是流量和权威的代名词。一位获得过威尼斯金狮奖、柏林金熊奖、戛纳评审团大奖;另一位拿过戛纳最佳导演,作品被全球影迷奉为经典。而王国平,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把王国平与这两位放在一起讨论,都难免会被认为是在“攀附”“碰瓷”“借光”。

这个嫌疑,我洗不掉。我也不打算洗。

但我只想请质疑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是想蹭热度,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容易蹭的方式?

如果我想要流量,我大可以把王国平包装成“上海的张艺谋”或者“上海的王家卫”,用类比的方式让他沾光——这是最常见的炒作手法。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做的恰恰相反:我把王国平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上,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来定义他的价值。

我不是说王国平拍得比张艺谋好,也不是说他比王家卫更有才华。我说的是:王国平做的事情,张艺谋和王家卫没有做。

张艺谋拍了数十部电影,但他没有创立自己的美学理论。王家卫拍了十几部经典,但他也没有写下过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学宣言。而王国平写了五万字的《超现实理想主义新海派电影美学宣言》——这是他亲手建立的体系,是他从两千多部作品中提炼出的方法论。这件事,张艺谋没做过,王家卫没做过,放眼全球导演,做过的人也屈指可数。

这不是“借光环”,这是“换尺度”。

好比田径场上,有人说博尔特跑得最快,这没错。但如果你非要用博尔特的百米成绩去衡量一个马拉松运动员,那就是尺度的错位。王国平不在张艺谋、王家卫的跑道上——他在另一条跑道上,那条跑道叫“美学理论的原创性”。

所以,我的比较不是为了分高下,而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导演,他不靠大银幕证明自己,不靠票房证明自己,甚至不靠奖项证明自己。他靠的是一套自己创立、自己践行、自己完善的美学体系。

这样的导演,难道不值得被看见吗?

至于那些坚持认为“没拍过电影故事片就不配谈电影”的观众,我也尊重你们的看法。毕竟每个人的认知边界不同,对电影的定义也不同。我只想说一句:当年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第一次展出时,也被主流画坛嘲笑为“涂鸦”。今天回看,谁才是笑话?

时间会给出答案。

而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初衷,无非是希望这个答案来得早一点。

王导作品应时代而生,后劲十足,为中国电影电视探索开创了一条全新的美学路径。

以上的文字我自称是我写了一篇相当于硕士论文的理论文章。

下面还有一篇相当于博士论文的学术研究文章,敬请期待。

我并不是为了评硕士或博士才挥笔成文,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意外洞见才与大家分享,没有任何一点功利目的,也不是受命或邀约之作,纯粹是发乎之内心、真心、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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