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这三年,我一直打心底里恨着周建国。

恨他太过窝囊,恨他胸无大志、没什么本事,更恨他木讷寡言,连一句体面的场面话都不会说。三年前离婚那天,我狠狠摔上门,放话让他再也不要来找我。这整整三年,我从未回头,半分念想都没有留过。

直到上个月十七号下午,一通派出所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平静的生活。电话里的民警告诉我,周建国在仓库值夜班时突发心脏骤停,等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气息。

对方询问我和他的关系,我顿了顿,淡淡吐出两个字:前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语气带着几分惋惜:“那你过来一趟吧,他的遗物需要人帮忙收拾清点。”

我坐在工位上,整个人彻底僵住,久久回不过神。三年零交集,那个被我嫌弃、被我抛下的男人,才三十四岁,就这么猝不及防地离开了人世。

同事察觉我状态不对,关切询问,我强压下心头的慌乱,只说家里有事,请假提前离开。我骑着电动车赶往派出所,沿途路过我们曾经共同居住的小区,终究还是忍不住侧目望了一眼。

熟悉的楼栋早已物是人非,窗户换了新的配色,阳台上晾晒着陌生人的衣物,属于我们的过往,早已被时光彻底清空。

到了派出所我才知晓,这三年周建国一直在城东的物流仓库做夜班值守,独自住在仓库旁的老旧出租屋里,月租仅仅三百五十元。民警将一串钥匙递给我,让我自行前往出租屋清点、登记贵重遗物。

那是一把黄铜钥匙,常年摩挲早已发亮,钥匙圈上挂着一块小小的铁片,上面是他用黑色记号笔亲手写的一个字:家。

三百五十块月租、简陋破败的出租屋,竟然被他郑重其事地称作家。

我攥着冰凉的钥匙往出租屋走去,天色已然沉沉擦黑。城东这片全是待拆迁的老旧楼栋,大半路灯早已损坏,沿途昏暗萧瑟。我摸到房门,插入钥匙轻轻一拧,门并未锁死,轻轻一推便开了。

屋内一片漆黑,我摸索着按下墙上的开关,老旧的日光灯闪烁摇曳了几下,才勉强亮起,照亮了这间不足十平米的狭小房间。

屋内陈设简陋到极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壶,再无其他物件。

床上的枕头叠得方方正正,被面洗得发白起球,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桌面摆放着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和一个保温杯,碗里还剩半包没吃完的方便面,筷子规整地横放在碗上,仿佛主人只是临时离开,下一秒就会回来继续用餐。

一瞬间,酸涩与愧疚猛地涌上心头,我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

三年来,我一直笃定自己的选择没错。我嫌弃他平庸窝囊,果断和他离婚,而后一路顺遂,升职、搬家、交了新的男朋友,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三年,他从未主动打扰我的生活,我也从未打探过他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回老家谋生,过得不如意时,终究会回头来找我。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三年里,他一直独自守在这间破旧的小屋里,熬夜上班、省吃俭用,默默熬过了一千多个日夜。

我缓步走到床边,想伸手摆正叠放整齐的枕头,指尖却触到枕头底下一片坚硬厚实的物件。

我轻轻掀开枕头,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张赫然映入眼帘,旁边还压着一张老旧的照片。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是一张绿色的邮局汇款单存根,金额一栏清晰写着六百元,收款人姓名处,赫然是我母亲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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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蹲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张一张仔细翻看。整整三十六张汇款单存根,按时间顺序整齐叠放,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褶皱。

最早的一张,日期是三年前,正是我们离婚后的第三天。

整整三年,每月一张,每张六百元,从未间断。

最晚的一张,是他离世前两周的上个月三号。

我的双手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逐张翻看附言栏。清一色的蓝色圆珠笔字迹,工整清秀,每张上面都写着一模一样的三个字:妈,药。

简简单单三个字,他默默坚守了整整三年,三十六个月,从未有过一次疏漏。

我瞬间想起离婚那天的场景。民政局门口,他默默站了很久,眼神落寞。我态度决绝,厉声告诉他,签字之后就不要再纠缠不休。

他沉默着签下名字,轻轻放下笔,只郑重说了一句话:“你妈的药,我不会断的。”

当时的我,只当是他不甘心的气话,满心不屑,转头就决绝离开,没有丝毫留恋。

我以为他随口一说,转头就会忘记,却没想到,他字字兑现,从离婚后的第三天,就准时开始给我母亲汇药钱。

可这三年,我母亲从未对我提起过半句。每次我打电话回家,询问她的身体和药费情况,她总是语气轻松地说一切安好,药一直按时吃,让我不必操心。

我时常主动给她转生活费、药费,她却次次推辞,总说我父亲离世前留下的积蓄足够她度日。

可我心里清清楚楚,我父亲已经走了七年,当年家里本就清贫,他离世后根本没有留下多少积蓄,根本不足以支撑母亲常年吃药度日。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生性要强,不愿拖累我,咬牙硬撑日子。所以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她打五百块生活费,可她依旧次次推脱,说钱足够花,一分多余的都不要。

直到此刻我才幡然醒悟,这三年,她每个月都拿着两份生活费,一份是我打的五百,一份是前夫周建国的六百。她省吃俭用,只为稳稳守住自己的药钱,从未断过治疗。

可她为什么,从来都不肯告诉我真相?

我蹲在地上心绪翻涌,百思不得其解,手机忽然响起,来电人正是我母亲。我颤抖着手接起电话,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寒暄问我吃饭与否,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建国这孩子,走之前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母亲的声音异常平静,听不出哭过的痕迹,像是隐忍了许久,早已攒够了满心的酸楚。

“上个月三号,他打来电话,就说了一句:妈,下个月可能汇不了钱了,你先按时吃药,我想法子补上。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只说没事,就是最近干活太累了,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原来,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听见他的声音,也是他最后一次牵挂着我母亲的药费。

03

我重新翻出第一张汇款单,日期定格在三年前腊月十九,离婚后的第三天。

我和周建国相识相伴近十年,我二十三岁嫁给他时,他才二十五岁。当年我的父母极力反对我们的婚事,只因他家境太过清贫。

他父亲早逝,母亲早早改嫁,无依无靠的他,全靠自己打工、省吃俭用读完高中,身后没有任何靠山。唯独我父亲,一直觉得这孩子踏实稳重、心地善良,只是性子太过沉默木讷。

婚后的日子,终究印证了父亲的评价。周建国为人本分、踏实肯干,唯独太过沉闷,不善言辞、不懂变通。他在物流公司做库管,一干就是八年,月薪始终固定在三千二百元,从未升职加薪。

我无数次劝他上进、劝他打拼,让他为我们的未来争取更好的生活。可他总是淡淡一句:“够了,够吃饭过日子就好。”

我满心不甘,我想要安稳的房子、优质的生活,想要摆脱拮据清贫的日子。可他始终安于现状,只会一遍遍安慰我:“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三年过去,日子丝毫没有起色。我们依旧租着房子,他的工资依旧微薄。他每个月还会固定给改嫁的母亲寄五百元生活费,我为此和他争执过无数次。

我质问他:“你母亲孤身一人无需太多花销,你何必事事迁就?那我呢?我们的日子呢?”

他依旧是那句不变的答复:“你现在的生活,已经够了。”

一句“够了”,成了我当年最厌烦的话,也成了我执意离婚的导火索。

离婚是我主动提出的,他没有争执、没有挽留、没有半句怨言,默默签下离婚协议。他只用一个蛇皮袋装完了自己所有的行李,安静地搬离了我们的家。

离开前,他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甚至发现我那双鞋底开胶的运动鞋,悄悄拿去修补好,整齐摆放在门口。

他搬走那天,我刻意没有出门相送。我坐在屋里,清晰听见他缓慢下楼的脚步声,走到一楼时,脚步骤然停顿,紧接着,是一声低沉又绵长的叹息。

那一声叹息,我记了整整三年。

离婚后的三年,我的人生一路向阳。我升职成部门主管,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小两居,也遇见了新的恋人,过上了我当年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他当年那句“日子会好起来的”承诺,终究应验在了我一个人身上。而他自己,却困在三百五十元的出租屋里,熬着无尽的夜班,啃着廉价的方便面,默默扛起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我再次低头看向手中一沓厚厚的汇款单,三十六张,张张工整,月月准时,三年从未缺席。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微光落在最后一张存根上,除了熟悉的“妈,药”三个字,下方还多了一行纤细潦草的小字,是他最后的牵挂:下个月想办法补上。

彼时的他,定然已经察觉到身体撑不住了,可到了最后一刻,他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我母亲下个月的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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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汇款单收好,揣进贴身口袋,随后拿起了旁边压着的老旧照片。

这是我们结婚当天的照片,边角早已磨损发白,画质模糊。照片里的我穿着红色长裙,笑得明媚灿烂;他身着干净的白衬衫,眉眼温柔,不常笑意的脸上,眼底却盛满了光亮与欢喜。

我轻轻翻过照片背面,是他熟悉的蓝色圆珠笔字迹,简简单单四个字:过好了就行。

短短四字,击溃了我所有的伪装。我攥紧照片,蹲在床边,哭得浑身颤抖、喘不过气。

他没有留下遗书,没有半句遗言,这间狭小的出租屋里,他仅有的念想,就是一沓坚守三年的汇款单,和一张寄托期许的结婚照。整整三年,他孤身一人,守着两份执念,默默度日。

我忽然想起从前,每次他陪我回娘家,永远沉默寡言。母亲给他夹菜,他便默默吃下,饭后主动洗碗收拾,从不邀功、从不多言。

那时的我,总嫌弃他太过窝囊,在长辈面前不懂表现、不会说话,丢尽了脸面。我嫌弃他平庸、嫌弃他清贫,嫌弃他一辈子只能做月薪三千的基层员工,毫无出息。

可我从未知晓,这个被我嫌弃一生窝囊的男人,在离婚后的第三天,就默默扛起了我母亲的药费,替我扛起了我未尽的孝心。

泪眼朦胧间,手电筒的微光扫过枕头底部,我竟又发现一个透明塑料袋。我连忙取出打开,里面不是汇款单,而是一沓打印整齐的微信转账记录。

收款人,依旧是我母亲的名字。

记录显示,从三年前离婚后开始,一直到他离世前的上个月,他每个月都会通过微信给我母亲转账四百元,月月不落。

邮局汇款六百,微信转账四百,两笔款项相加,整整一千元,悉数用于我母亲的医药费。

我终于彻底明白,母亲口中那句轻飘飘的“钱够花、药没断”,背后从来不是父亲的积蓄,而是前夫省吃俭用、咬牙支撑的三年。

他心思细腻至极,怕母亲不会操作微信收款、怕邮局汇款延迟,便特意选择两种渠道转账,双向兜底,只为确保母亲的药费,分毫不差、从未中断。

我粗略算了一笔账,三年时间,他累计给我母亲转账、汇款三万六千元。而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仅有三千二百元。

我死死攥紧手中的塑料袋,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尖锐的痛感却抵不过心底万分之一的愧疚与悔恨。

屋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隔壁独居的大爷探头进来,看见屋内漆黑一片,轻声询问:“你是建国的家人吧?”

我红着眼点头应声。

大爷叹了口气,满是惋惜地说:“建国真是个老实善良的好孩子,每天早上下班回来,都会顺手帮我提一趟垃圾。我看他手上全是厚厚的茧子,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在仓库搬货干活。”

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结婚照上他干净修长、骨节分明的双手。不过短短数年,那双干净的手,早已被繁重的苦力磨满厚茧、冻出裂口。

大爷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浑身僵住,大脑一片空白。

“建国以前跟我说过,他老丈人走之前特意嘱咐他,让他好好照看丈母娘。他说他答应过的事,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猛然想起,我父亲临终离世的那个夜晚,我因为加班未能陪在床边。全程守在病房、陪着我父母的人,是早已被我视作外人的前夫周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