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婚宴

儿子结婚那天，我订了十九桌，每桌两千九。酒店的水晶灯晃得人眼睛发花，映着满堂的喜字红花。我站在门口迎客，西装勒得有些紧，领带打得端正，像个真正的喜公公。

账簿就放在入口的签到台上，红绒布封面，金粉烫字。每进来一个客人，我就笑着递烟递糖，眼角却不由自主地往那本簿子上瞟。来的大多是老同事、老邻居，还有些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们握着儿子的手说“恭喜”，握着儿媳的手说“般配”，然后转身，在簿子上写下一笔。

我曾私下估过，这十九桌的规格在本地算得上体面，每桌两千九，烟酒另算，总共花了六万出头。来客一百八十多人，按常理，随礼平均怎么也该有五百，这样算下来能收八九万，除去开销，还能给新人添置点像样的家电。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司仪的声音饱满洪亮，儿子牵着新娘走过花道的时候，我看见老伴在台下抹眼泪。我坐在主桌上，举杯，敬酒，笑容得体。只是每当有人把红包交到收礼台，我的目光就忍不住追过去，看那管账的亲戚翻开红包，低头记录。

散席的时候将近下午两点。宾客陆陆续续走了，大厅里只剩下服务员收拾碗碟的声响。我站在签到台前，看着那本红簿子，手指有些发僵。管账的亲戚把数目报给我，声音很轻，像怕惊着什么。

“总收入，四万二。”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把簿子拿过来，一页一页翻。老张，两百。他儿子结婚时我随了五百。老李，三百，我们共事二十年，每次红白喜事我都到。还有几个生意上的伙伴，出手倒也大方，一千两千的，可这样的人太少。更多的是空栏，名字后面跟着两百、三百，甚至还有几个一百的。簿子后面几页，竟然有人只写了名字，没写金额。

我的手微微发抖，把簿子合上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老伴端了杯茶来，轻声说：“别往心里去，孩子们高兴就好。”我点点头，喉咙里像是堵着什么。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而细的光。

我想起二十年前老张儿子结婚，我随了五百。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才八百。不是图他还，是真心替他高兴。十年前老李母亲过世，我正出差在外地，特意托人带了三百过去。这些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簿子上那些潦草的数字告诉我，记得的人只有我自己。

也许不是他们薄情。也许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也许我的酒席订得太贵了，超出了别人的预期。也许，根本就是我太过计较。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这人情往来，到底往来的是什么？是情分，还是账本？是真心实意的祝福，还是一笔笔心照不宣的投资？当我站在酒店门口笑着迎接每个人的时候，我确实是在迎接祝福。可当夜深人静，我独自翻看那本红簿子的时候，我心里算的，全是账。

儿子新房的电视还没买。我和老伴商量好了，差的我们自己贴。这事不跟儿子说，也不跟儿媳提。

只是往后，谁家再有喜事，我大概还是会去。但那个红包封多少，我得想想。

好好想想。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很薄，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纸。我站起来，把茶几上的红簿子收进抽屉最底层，咔嗒一声，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