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赵冬苓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她的表达与创作里，始终保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锐利锋芒。
接下《重器》剧本邀约之初，她自认是影视界最懂法律的人，敢放出“非我莫属”的豪言。可随着实地采访不断深入，她才惊觉自己对新中国法治进程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互联网上扑面而来的批评，她直言：“骂什么都得担着，这是编剧的命。”
编剧赵冬苓（受访者供图）
《重器》播出后，呈现出十分微妙的舆论反差：剧集敢于直面“严打”时期法治尚不健全的历史面貌，被观众评价“敢拍”；但灰度复杂的争议人物余高远，也招致了大量批评。早已习惯作品播出后网络非议的赵冬苓反倒生出一份清醒，“如果一概叫好我倒要警惕，我是不是给观众吃的是迷幻药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
电视剧《重器》海报
剧中，夏英杰的赤诚孤勇、张丽慧的沉静温柔、方淑梅的隐忍坚韧，一众鲜活立体的女性法律人打动许多观众，不同维度的女性力量，为厚重的法治叙事注入温度。可赵冬苓并不愿意过多谈论笔下的女性角色，也无意强调自己的女性创作者身份，或许于她而言，这样的人物书写本就理所应当，无需刻意拿出来单独标榜。
面对生存处境更为艰难的年轻影视创作者，她拒绝输出悬浮的理想主义鸡汤，给出十分务实的忠告：“在没成功以前别学我，先挣钱脱贫、在影视圈站稳了再说。”
以下是澎湃新闻和赵冬苓的对话。
“没有法律的年代，还有法律人”
澎湃新闻：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您曾提到过“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新中国法治的进程几乎是一无所知。”具体是哪个瞬间，让您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无知”？
赵冬苓：在我第一次听说七九年“一日七法”的时候。我万万没想到，一九七九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三十周年，超过十亿的人口，居然没有一部刑法、刑诉法。我记得我一再问：没有法律，有法官和检察官，那么他们是依据什么来判案的？原最高法姜伟副院长回答我：没有法律的年代，还有法律人。这也是我们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遵循的一个准则：写法治进程的不完美，更写在此过程中不懈为推进法治进步而努力的法律人。
《重器》群像海报
澎湃新闻：您说高铭暄先生牵头起草刑法的经历，是整个采风过程中最动人的故事。但在剧中，这位标杆式人物并没有做成独立故事线，这份深刻的触动最终去向了哪里？
赵冬苓：这是我们的一个困惑：在我看来，学术的事情、学术人物，不适合影视表达。毕竟，影视剧还是一种娱乐产品。剧中周一仆、程兼济二位先生，是以高铭暄先生和王作富先生为原型的，但我们没过多地表现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更多的是表现法律人和法律精神的薪火相传。
法学泰斗高铭暄，及其主编的1982版《刑法学》教材。高铭暄，当代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于2026年2月去世，享年98岁。
澎湃新闻：新中国法治的跨越式变迁，在民法、行政法等诸多领域都极具时代价值，但《重器》最终选择以刑法、刑诉法的迭代作为全剧核心主线，是如何考量的？
赵冬苓：实在是因为法律太宏大、太包罗万象，一部作品没办法涵盖。我们在为第二部采访的时候，最高法高晓力副院长就提出过，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刑法、刑诉法，还应该关注民法，并且向我们介绍了民法的发展和现状。我回来以后思考了许久，还是不得不暂时搁置。当然，我希望还有机会写一部作品，专门来写民法在我国发展的过程，我相信会比刑法更精彩。
澎湃新闻：罗翔老师追剧后曾提出一个观点：“法治从来都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打击犯罪，又要限制打击犯罪的公权力本身，防止它异化为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回看《重器》全剧表达，您是不是有意识地主动呈现这种法治核心悖论？
赵冬苓：我们没像罗翔老师那样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这种悖论我们确实早就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在剧中给了男主人公陈一众设计了那个故事：当他满怀正义感提出要在法定刑以上对王有喜量刑的时候，最后得到了一个死立执、一个死缓。所以他对父亲说“我杀人了”。我们采访的老一辈法律工作者，大部分是我们剧中所写的这一代人。如果我们往上追溯一下，更老一代的人，经历过“砸烂公检法”的那代法律人，我相信他们对此的感触更深。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的视频截图
“把观众当成有正常价值判断的成年人”
澎湃新闻：剧集用数十年的时代跨度，完整讲述了中国法治的核心进步，包括限制公权力、确立罪刑法定、废除类推、摒弃重刑思维等。但当下剧集评论区中，大量观众出现反向呼声，希望恢复流氓罪、回归重刑时代，作品传递的核心价值观和大众即时舆论形成了巨大割裂。您看到这类评论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冬苓：应该说有预期吧，因为我们开始《重器》的创作的时候，网络的环境就是这样了。网络时代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平权，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发表意见，有时候会形成一种“众神的狂欢”。应该看到，在大多数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并不是理性的讨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期待自己生活在一个严刑苛法动辄得咎的时代。正因为有这种非理性的宣泄，我们通过作品发出这样理性的声音才更有必要。
澎湃新闻：这是否意味着某种叙事上的遗憾，也就是说您没有让足够多的观众，去理解您想传达的东西。还是说，这恰恰证明了法治观念普及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赵冬苓：我认为是后者，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已经对这种反馈有预期。但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不能把情绪的宣泄等同于作品的反馈。《重器》在法律界引起了热烈的回应和正面的评价，不少大学要求学法的学生去看《重器》，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作品的价值。
二战的时候，欧洲经历着巨大的撕裂，罗曼·罗兰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向欧洲的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超越于混乱之上。我觉得，在网络时代，评价任何作品或者社会现象，都应该具备超越于混乱之上的勇气和眼光。
澎湃新闻：很多人认为正剧只需要输出正确价值观即可，但《重器》主动暴露法治认知的撕裂与大众认知的滞后，敢于呈现大众朴素情绪与现代法治精神的真实碰撞。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完美的播出反馈？相较于单向输出标准答案，敢于撕开认知差异、引发全民思辨，对于当下的影视剧来说是否更稀缺？
赵冬苓：这可能恰恰是我们作品的价值之所在啊，也是我们和爽剧最大的区别。在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在网络时代爽的价值，但我们自觉地摒弃了那种写法，选择了一种更艰难也可能更不讨好的做法。我觉得除了我们对作品内涵的认知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观众当成有正常价值判断的成年人，相信我们的作品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和讨论，希望我们和观众平等地交流。播出效果可能不尽完美，但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从来也不该期待尽获掌声，引起激烈的争论难道不更好吗？
“余高远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
澎湃新闻：剧中五位法学同窗，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价值观、职业去向都不一样。能否整体拆解一下，您在剧本顶层设计时，给五位年轻人各自分配了怎样的主题功能与叙事使命？
赵冬苓：陈一众（黄景瑜饰演），接受完备的法律教育、在法律实践中碰过钉子、遭受过挫折、回炉继续深造并同时参与法律实务训练，这是陈一众的进阶之路。张丽慧（张佳宁饰演），出场的时候她是个内心自卑、认识不到自身价值的女孩，所以我们安排了她一个人到荒漠中的苦修，最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践来找到自我价值的剧情。夏英杰（姜珮瑶饰演），带着那个时代特有气质的理想主义者；陆则铭（闫佩伦饰演），外表玩世不恭内心却是打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余高远（蒋奇明饰演），这个角色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比较复杂。从叙事和人物多样性的角度考虑，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从观众感受到的现实来看，法律界也不断有人黑化、有人落马，承担这一复杂任务的就是余高远。
澎湃新闻：余高远是目前争议最大的角色，您是如何设计的，又如何处理这个角色的复杂性的？
赵冬苓：余高远父亲是民办教师，也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设计这一出身，并不是对农村孩子有偏见。经过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应该都能同意——贫穷，带来的不光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眼界的收窄，所以我们才要发展经济、消灭贫穷，让所有出身贫寒的孩子都要受教育。
同时我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一再表达这个主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农经济对于一个人发展上眼界的限制，需要不断地突破自我。在《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就是这样一个突破了出身带来的限制的女孩。可惜的是，余高远最终没能突破成长的环境给他带来的限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可信真实，所以写了他的个性、他成长的环境，以及他的婚姻和家庭。
余高远（蒋奇明 饰）。
澎湃新闻：“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政策就能大于法律吗”，陈一众和余高远私下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这些价值观的碰撞，是否意味着两位核心人物的正义观、法治观本质截然不同？一个坚守法理底线，一个更贴合时代现实，这种分歧是否也是两种主流法治理念冲突的缩影？
赵冬苓：我在采访中感觉到，真正的法律人，在法律上的观念之争可能没有那么大。他们之间的差距往往和他们的立场或者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关。比如陈一众和余高远，我觉得他们在法律问题上的分歧并没那么大，但和陈一众相比，余高远更急功近利一些，所以他觉得迟到的正义不算正义，和他在现实中的种种选择一样，他要的是即时满足和当下兑现。
澎湃新闻：陈一众的成长轨迹、遭遇的事件，都成为他反思法律实践的切身经验。这种写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医疗剧里给医生本人或家属安排患病的设定，用亲历来建立与患者的共情。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捷径？还是说，在你看来，陈一众的身份建构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赵冬苓：我一直认为，人这种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塑造的，所以，让人物通过亲身经历建立认知，这不是捷径，这是必备。陈一众如果不经过大量的实践，不可能成长为大法官，所以，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
“年轻的创作者，没成功以前别学我”
澎湃新闻：剧中李乡律师为乔至良辩护而被旁听群众砸臭鸡蛋。律师认为不能把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但群众觉得道德败坏也要受到严惩。当一个人面对超出自己知识结构的专业判断时，会本能地走向对立和宣泄。您在写律师被砸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观众也可能会这样对待创作者？
赵冬苓：我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遭遇大量的骂声，我都习惯了。如果一概叫好我倒要警惕：我是不是给观众吃的是迷幻药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相信好作品应该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比如我写的律政题材《无所畏惧》，第一季的时候观众几乎把女主骂翻了，到了第二季，观众开始喜欢这个人物。
李乡律师为乔至良辩护。
澎湃新闻：您今年73岁，依旧坚持深耕厚重的现实题材、打磨《重器》这类吃力却不一定讨好的时代正剧。是什么动力支撑您仍然坚持触碰复杂的时代与法治议题？另外，您希望自己的创作给当下影视行业和年轻创作者留下些什么？
赵冬苓：我写影视剧本已经快四十年了。我一生只能做这一件事了。我热爱我的工作，希望我不光用它来挣钱，还要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不敢说我能给年轻创作者留下什么，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只属于他自己。目前，年轻的创作者比我的生存环境和创作条件差多了，我希望他们在没成功以前别学我，先挣钱脱贫、在影视圈站稳了再说。再强调一遍：贫穷，不值得赞美。在贫穷的状态下，也很难写出好作品。
澎湃新闻记者 戴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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