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纽约。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投行部，坐落在曼哈顿中城一栋写字楼的第十八层。那层楼里的空气永远带着一股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在一起的味道。每个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招股书，电话铃声从早响到晚。
新来的投资顾问分到了一张靠过道的小桌子。没有窗。头顶的灯管有点跳，隔几分钟就轻轻闪一下。这个新来的中国人很少说话，早上到得早，晚上走得晚。他桌上没有家庭照片，没有纪念品，只有一个黑色计算器和一摞整齐的文件。
同事们都叫他Levin。他在表格上填的英文名，Levin Zhu。
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问起他的父亲。他也不说。
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三年，朱云来和其他分析师一样，做模型，跑数据，写备忘录。他参加过的项目，涉及能源、航空、制造业。他出差坐经济舱，住普通的连锁酒店。他在会议室里发言时，语速不快，总喜欢把数字再说一遍。有同事私下说，那个Levin太谨慎了，从不见他拍桌子。也有同事说，他算东西特别快，像台机器。
三年过去了。瑞士信贷的同事陆陆续续换了人。有的跳去别家投行，有的升了职，有的转行做基金。直到某一天，有人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才知道那个坐在过道边上的Levin Zhu，已经回到中国，做起了中金公司的负责人。
办公室里有人想起来了。朱云来。朱。那个朱。
然后大家才慢慢回过味来，为什么这个人从来没有在办公室打过私人电话，为什么他的履历上有气象学和会计学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学位，为什么他听别人聊到北京时，只是微微点一下头，从来不多接话。
他1981年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那一年他二十四岁，被分到中国气象局。每天面对的是云图、温度和气压数据。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恢复高考没几年，大学生稀罕，分配的工作也体面。可在气象局的格子间里，朱云来一坐就是好几年。
八十年代，出国潮兴起。公派留学名额少，竞争激烈。朱云来是靠自己考出去的。他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大气物理。那是全美大气科学最强的几个学校之一。博士学位念得辛苦，实验室里的数据一跑就是几天几夜。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决定：去德保罗大学读会计。
从大气物理到会计，这个弯转得太大。可朱云来有自己的盘算。他在美国念了这些年书，发现金融领域对数据敏感的人有巨大需求。大气物理的底子，让他比别人更懂建模。会计，是进入金融业的门票。
德保罗大学在芝加哥。那是一所并不算顶尖的学校，但会计专业在业内口碑不错。朱云来只用了一年就拿到了会计硕士。一年后，他坐在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分所的工位上，做审计。安达信后来因为安然事件倒掉了，但在九十年代初，它是全球会计行业的标杆。
审计的日子很苦。年初忙季，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是常事。朱云来跟着组里的老员工跑客户，看报表，抽凭单。他不挑活，也不计较加班。有同事说他像个做学问的人，把每一张凭证都当数据来对待。
在安达信干了一年多，他跳去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行的节奏和会计师事务所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忙季和淡季，只有项目和下一个项目。朱云来从一个高级会计师，变成了一个投行新人。
在瑞士信贷的三年，他的职位一路升到高级副总裁。但这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真正想做的是回去。回中国。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大量央企需要去海外上市，引入国际资本，改善治理结构。可那时国内资本市场还不成熟，懂国际投行规则的人少之又少。朱云来在华尔街见过那些大交易是怎么做的，也清楚中国国企的海外IPO该怎么打。他决定回去。
1998年，他加入中金公司香港分公司。那是中金成立的第四个年头。中金的背景特殊，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是外方股东，建设银行是中方股东。公司刚起步时，办公室不大，员工不多。朱云来从高级经理干起，从零开始搭建中金的投行研究团队。
之后的故事，金融圈的人都很熟悉了。中金在朱云来的带领下一口气拿下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这些巨型央企的海外上市项目。中金成了中国投行界的一张名片。朱云来也从中金香港的负责人，一路做到中金公司总裁和CEO。
外界对他的评价很一致：数据说话，逻辑清楚，不忽悠。有中金的老同事后来回忆，朱云来开会时最烦两种人，一种是不看数据就拍脑袋的，一种是拿着别人的数据装自己的。他开会时间很长，有时一个项目会从早开到晚，中间只吃盒饭。他会把模型里的每个假设都问一遍，把每个数字的来源都抠清楚。有做助手的人说，给朱总准备材料，如果有一个小数点点错了位置，他一定会发现。
朱云来在中金当了十多年的CEO。2014年离开时，中金已经是国内投行的第一梯队。他走得很安静，没有发布会，没有大张旗鼓的告别。他在内部邮件里说，公司需要更年轻的团队来带领。那是他一贯的风格，说话简洁，不煽情。
和弟弟相比，朱燕来的路更绕。
朱燕来比朱云来大三岁。她上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和硕士都在人大读完。哲学系在人大是王牌。朱燕来硕士毕业后在人大当了一段时间老师，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时候她二十多岁，站在讲台上给一群年龄差不多的学生讲课。讲哲学，也讲社会。
后来她去了加拿大，在里贾纳大学读社会学硕士。里贾纳在加拿大中部的萨斯喀彻温省，冬天极冷，城市不大，华人很少。朱燕来在那里待了两年，后来又去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做访问学者。哲学加社会学，这个组合在当时的人看来，和金融完全不沾边。
可朱燕来偏偏就进了金融业。九十年代初，她先是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做证券相关的基层工作。那几年她像所有普通留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考加拿大证券从业资格，做开户，做结算，做客户服务。银行业的基础活，她一样样都干过。
1997年，她回到中资银行体系，加入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做业务发展主管。那几年，中国银行正在开拓海外市场，加拿大分行的业务不算大，但杂。从柜台到公司部，从合规到市场推广，事情很多。朱燕来在加拿大分行干得踏实，后来被调到港澳管理处。再到2001年前后，她进入中银香港，做发展规划部总经理。
中银香港是中银集团的重要子公司，负责香港本地的商业银行业务。朱燕来在发展规划部时，正好赶上中银香港重组上市的关键阶段。她参与了业务整合、网点调整、人民币业务拓展等一系列具体事务。2013年，她升任中银香港副总裁，主管发展规划和人民币业务。
从1997年入行到2013年升副总裁，整整十六年。这十六年里，她没跳过槽，没走捷径。她的履历和中银香港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合。香港金融业竞争激烈，中银香港能在汇丰、渣打的夹缝中做起来，靠的是中资背景和本地服务。朱燕来在其中的角色，说不上惊天动地，但足够扎实。
2010年之后，朱燕来多了另一重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她所在的是经济界，后来转到特邀界，再到教育界。开两会时，记者总爱围着她问家里的事。她不躲，也不主动提。被问到了，就简单说一句，父亲身体不错。然后接着谈教育公平，谈金融风险。她很少谈自己。
她现在还在做“实事助学基金会”的理事长。这个基金会是朱镕基用自己书的稿费和版税设立的，方向是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朱燕来接这个摊子，等于替父亲把后一半的心愿也接了过来。她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学校去看项目，和校长、老师、学生坐在一起聊。她说，做教育的事，最怕摆样子。这话像她父亲说出来的。
这一家人的家规，说起来很简单：在外面不要提家里。朱镕基当上海市长时，孩子们正在念书。他当国务院总理时，孩子们正在国外谋生。没有人特别照顾他们。他们也没有特别声张。
朱云来在芝加哥读会计时，白天上课，晚上在图书馆查资料。学校里有中国留学生搞活动，他不怎么参加。偶尔有人拉他一起吃饭，他去了，也只是听，不多说。有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江苏南京，因为他在南京念的本科。再问家里做什么，他就笑笑，说普通干部。
朱燕来在加拿大时，同事们知道她叫Yan，一个中国人。她干活细，话不多。有同事以为她是出来陪读的，也有同事以为她打算拿完学位就回国。没人把她和北京的高层人物联系在一起。直到很多年后，媒体报道出来，加拿大那边的老同事才恍然大悟。有人说，Yan居然是这样的背景，真想不到。也有人说，其实想得到，她做事那口气，不像一般人。
他们后来都熬成了金融行业里站得最稳的那批人。没有靠家里。没有靠谁打招呼。靠的全是自己一个学位一个学位读出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出来。
朱镕基后来在清华经管学院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他的孩子出国留学时，没人知道他们父亲是谁。他们靠刷盘子、靠打工、靠自己。那是他少有的、公开提到孩子的时候。说完就过了，没有更多。
这句话，在清华的教室里曾引起很长时间的掌声。有人后来在饭堂里跟同学复述，说总理家孩子也刷盘子。另一个人说，那更说明读书没有高下，家里是什么背景，出了门就是同一条街。
真正的能人，不靠父辈背景。这句话，朱家用了两代人去证明。上一代人，从上海到北京，在风口浪尖上做过许多难事。下一代人，从芝加哥到香港，用最不起眼的方式，走到最靠前的位置。
这个故事里没有爽文的桥段。没有深夜的哭泣，没有绝地反击，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感。有的只是两个出身不低的人，把自己摆得很低，然后一步一步，走了很久。
2024年，朱云来六十七岁，朱燕来七十岁。他们都退休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和北京之间来回跑。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意，没有写自传，没有开账号。他们只是走路，开会，偶尔在论坛上说几句。台下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自己，好像还是当年华尔街那个没有窗户的隔间里，不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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