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关于鲁迅”系列讲座之“鲁迅：从‘幻灯片’事件讲起”在长宁区图书馆举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孙晓忠两位教授，以“幻灯片”事件为切入点，带领现场与线上读者重新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梳理周树人转变为鲁迅的思想历程，解读其文学创作的思想源头。本次讲座也是2026鲁迅文学周百场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开篇，孙晓忠教授提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是百年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理解鲁迅，不能绕开《〈呐喊〉自序》，这篇序言核心是回答“我为什么要写小说”。鲁迅在文中谈及年轻时诸多梦想的幻灭，却有一部分记忆偏偏“不能全忘却”，正是这些创伤记忆，催生了《呐喊》的创作。倪文尖教授补充，对鲁迅而言，遗忘创痛远比记住更艰难，童年家道中落、父亲被庸医耽误离世的惨痛经历，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精神烙印。个人家庭的下坠，又和近代国家受列强入侵而衰败的历史轨迹形成同构，个人体验与民族命运紧紧交织。
孙晓忠教授梳理了鲁迅留日前后的思想轨迹。青年鲁迅不满国内洋务运动的困局，抱着寻找新路的想法远赴日本，最初怀揣“日本梦”，希望借鉴明治维新的现代化道路拯救祖国。但在东京，目睹清国留学生一边保留辫子惧怕失去官费，一边又为辫子蒙受西方世界羞辱的矛盾状态，加上《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发学潮，陈天华蹈海、秋瑾等革命者毅然归国，鲁迅的东京梦走向破碎。他选择去往仙台学医，希望学成之后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伤害的国人，战时可以充当军医，以医学实现救国理想。
▲ 仙台公园里的鲁迅纪念碑
仙台的两段屈辱经历，深刻冲击了鲁迅。其一是考试风波：鲁迅刻苦求学，在课业严苛的仙台医专勉强及格，却遭到日本同学猜忌，怀疑是藤野先生向他泄题，这份偏见根植于“弱国国民便是低能”的刻板印象；其二便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开战，课堂放映的时事幻灯片记录下中国人被当作俄国间谍斩首，大批同胞麻木围观的场面。虽然当年那一张幻灯片原件至今没有找到，但同期报纸、战地照片、明信片留存大量同类行刑记录，可以印证这一历史场景真实存在。
▲ 东北大学内保留的“鲁迅阶梯教室”
倪文尖教授指出，“幻灯片”事件不是简单的历史瞬间，更是鲁迅事后的精神叙述。在《呐喊 自序》与《藤野先生》两篇文本中，鲁迅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存在微妙差异：前者写“砍头”，后者改为“枪毙”。1922年写作的《呐喊 自序》中，鲁迅写到自己“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而1926年的《藤野先生》，着重写下“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一处改动，体现鲁迅思想的重要转变：早期他会站在外部批判国民的麻木，而后期的反思里，他意识到自己同样身处其中，无法和国民群体割裂开来。在阶梯教室之中，日本同学既在观看幻灯片，也在用目光审视讲堂中唯一的中国人周树人，即便身为留洋精英，正是这种双重的“看与被看”，促成鲁迅弃医从文。他意识到强健的身体不足以救国，改造国民的精神，才是更为迫切的使命。
谈及藤野先生，两位教授特别澄清一段史实：藤野先生本人事后几乎记不起周树人，他对鲁迅的关照，源于对弱国学子朴素的尊重。而鲁迅终生感念藤野先生，本质上是两个边缘者的精神共情：藤野作为非洋博士的助教，在校园内也遭受轻视，这和身处异国饱受歧视的鲁迅处境相通。
讲座进一步延伸，剖析“幻灯片”经验如何贯穿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倪文尖提出，《孔乙己》中小伙计的叙事视角，正是脱胎于幻灯片事件的“看与被看”结构；小说《示众》通篇没有核心主人公，专门刻画围观示众的看客群像，是“幻灯片”场景的文学复刻；《阿Q正传》中阿Q临刑之际觉察看客狼一般的眼神，也延续着这一母题。鲁迅没有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位置，始终站在弱者的立场观察国民。
同时讲座也谈到鲁迅上海时期的创作变化。来到上海之后，面对半殖民地环境下更加复杂的新式中国人，原先乡土启蒙的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鲁迅减少小说创作，大量转向杂文写作。《阿金》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普通女佣阿金反过来直视、逼视知识分子，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视角，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看与被看”的观察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场有读者提问：鲁迅深刻剖析时代病灶，却很少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孙晓忠回应，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历的诸多梦想幻灭后，并已经意识到并不以不是登高一呼的英雄，揭示、看清问题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以鲁迅的思考为方法”，解决各个时代难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努力，不能希望鲁迅一蹴而就。倪文尖也表示，鲁迅希望自己与自己批判的社会弊病一同 “速朽”，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是一种反思现实的思想方法。
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落幕，不少听众表示，这次讲座跳出课本的固化解读，让自己看见一个更加复杂、真实的鲁迅。据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介绍，本次鲁迅文学周百余场活动将持续至9月，广大读者可以领取《市民活动手册》了解更多“2026鲁迅文学周”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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