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清晨，中越边境炮声骤起。广西、云南方向的解放军越过边境，向越南北部多个据点发起自卫反击作战。那时的杨得志，是昆明军区司令员，负责西线作战指挥；东线部队则由广州军区组织实施。战争来得突然，却并非毫无准备。
标题中的“黎笋要求中国实控线北移100公里”，在民间叙述中流传很广，但现有公开史料并不能充分证明这是一次正式、完整的外交要求。可以确认的是，越南统一后迅速倒向苏联，在中越边境持续制造摩擦，并试图改变边境现状。所谓“北移100公里”，更多是对越南当时扩张性立场和边境诉求的概括。
越南为何突然变得强硬？关键不只在于两国关系恶化，还在于中南半岛力量格局发生了变化。
越南抗法、抗美期间，中国曾向其提供武器、物资、军事训练和工程支援。奠边府战役前后，中国援助对越南人民军具有重要作用。抗美战争中，中越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越南统一后，双方原有的共同目标消失，国家利益的分歧便迅速浮出水面。
1975年越南统一，国内经济却已被长期战争拖得十分疲惫。与此同时，河内领导层开始谋求在印度支那建立主导地位。越南先后加强对老挝的控制，并于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对越南而言，这是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军事行动；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苏联势力进一步逼近南部边境。
中苏关系恶化后，越南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河内判断，中国受到北方苏联压力牵制，不会轻易在南方动手。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越南在边境问题上的态度。
1978年前后，越军不断侵扰中国边境，部分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边民伤亡和外逃问题日益严重。广西、云南边境的一些村寨，白天要防炮火，夜间要防渗透。地方部队在克制中反复交涉，但冲突并没有停止。
“再退一步，边境就不再是边境。”这是当时许多边防官兵面对现实压力时最朴素的判断。中国最终决定采取一次有限度的军事行动，目的并非长期占领越南领土，而是打击其军事部署，迫使其停止对外扩张和边境挑衅。
1979年2月17日，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线展开进攻，目标集中在高平、老街、同登、谅山等越北军事要点。参战部队并非简单的“17个师同时推进”，不同资料对兵力统计也存在差异，通常认为投入兵力在数十万人规模。战斗开始后，解放军依靠炮兵、装甲兵和步兵协同，连续突破越军据点。
高平方向战斗十分激烈。同登是通往谅山的重要门户，越军依托山地、坑道和工事顽强抵抗。2月下旬，解放军相继攻占同登、高平，并向谅山推进。3月初，谅山成为双方争夺的核心。这里距离河内并不算远，越南方面迅速调集兵力，战争气氛陡然紧张。
3月4日，解放军占领谅山。越南首都河内一度出现戒严和疏散迹象，外交机构也开始准备应对战事扩大。可是，中国并没有继续向河内推进。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随后部队分批回撤。3月16日前后，主力基本撤回国内。
这场战争的特点，恰恰在于“打得重，收得快”。中国没有宣布吞并土地，也没有扶植一个新的越南政权。有限目标完成后主动撤军，既是军事安排，也是对苏联可能介入的防范。当时苏军在中苏边境保持巨大军事压力，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都提高了战备等级，越南战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撤军并未立即带来边境安宁。越军重新占据一些骑线点和制高点，继续修筑工事。法卡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后来成为边境防御和争夺的重点。1981年5月，广西方向的法卡山战斗打响，解放军收复部分阵地后，越军又多次组织炮击和反扑。
法卡山并不是一次短促的战斗。山地狭窄，地雷密布，阵地之间距离很近，炮火覆盖后，步兵仍要依靠爆破、排雷和近战夺取工事。许多战士倒在无名高地，阵地名称后来成为烈士墓碑上的共同记忆。
此后，边境作战持续多年。1984年老山、者阴山方向的战斗，牵动了云南边防部队和大量民兵、支前人员。越南依托山地反复炮击，中国则以炮兵压制、阵地防御和局部反击应对。直到1989年，中国军队逐步结束在越南境内及边境一线的作战行动。
1980年代末，国际环境和中越关系开始出现转折。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长期对峙才真正走向缓和。那句“开打”，不应被理解成一时冲动，而是多年边境冲突、地区争夺和大国博弈叠加后的军事决断。战争留下的，不只是地图上的阵地变化，还有一批再也没有回到家乡的边防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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