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安徽亳州城西河滩。
涡河结着薄冰，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可那天，河滩上挤了上万人。树上骑着半大孩子，房顶上站满了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河滩中央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小脚老太太。
她叫杨刘氏。亳州北关打铜巷的人，都叫她“杨二妈”。
“砰——”
枪响了。人群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叫喊，震得冰面咔咔作响。
人群中，一个年轻女人突然跪在冻土上，冲河滩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头。
她叫春桃。杨二妈院子里出来的姑娘。
三天前，在公审大会上，她卷起裤腿，露出大腿内侧一片坑坑洼洼的烫伤。整个会场安静了三秒，随后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就是她！用烧红的烙铁，往人身上烫！”
1948年腊月，亳州城外八里庄土路。一个穿灰布棉袄的女孩光着一只脚，拼命往城门方向跑。
她叫翠兰，14岁。右脚布鞋跑丢了，脚底板被冻土划出几道血口，踩在路上，一步一朵血印。她呼出的气在寒风里结成白雾，头发散开，像风里的枯草。
身后三个男人越追越近。其中一个拿着麻绳，边跑边骂：“再跑，老子打断你的腿！”
翠兰不敢回头。她已经跑了三里地，城门只剩不到半里。她甚至看到了城门洞里穿黑制服的警察。
只要跑过去……只要跑过去……
一根扁担从斜后方扫来，正中她的后背。那声音闷得像拳头砸进棉被。翠兰整个人朝前栽倒，脸砸在冻得铁硬的地上。半颗门牙断了，嘴里全是土和血。
麻绳缠上手腕时，她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徒劳地挺了两下。
这是她第三次逃跑。
也是她被抓回后，被杨二妈用铁链锁在床腿上两个月的开始。
1940年代的亳州，暗窑像老鼠洞一样藏在北关老街、花戏楼后巷、打铜巷一带。白天是普通院子，夜里门帘一挑，昏黄的灯就亮了。
杨二妈的院子在打铜巷最深处。青砖墙，黑漆门，门口从不挂牌子，但街坊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巷口卖馄饨的老孙头后来告诉调查组：“半夜老听见女娃的哭声，细细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嘴，一声一声的，瘆人。”
杨二妈本名杨刘氏，五十来岁，小脚，走路一摇三晃。她总穿一件灰布袄，发髻低低挽在脑后，见人就笑。
可那笑，从不进眼睛。
她看年轻女子的眼神，像冬天结冰的井口，黑，冷，深不见底。
1950年，亳州档案馆里一份群众检举材料，记着杨二妈经手的女孩名单：三十七个。最小的九岁，最大的十六岁。清一色，全是买来的。
她买人有讲究。太高的不要，不好驯；太小的不要，养着费钱。八岁到十二岁最好，养两年就能接客。
1945年前后，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不过一袋白面、两块银元。和一头猪差不多。
1942年到1943年，河南大旱，逃荒的人塞满亳州城外官道。杨二妈那两年收了不少女孩。那些孩子饿得皮包骨，有的连自己名字都说不清。
杨二妈不在意。进了她的院子，名字全换掉，统一按花草鸟蝶取名：翠兰、春桃、红杏、小蝶、金凤。
旧名字不许再提。一提，就是一顿竹片子。
亳州的冬天冷得邪乎。零下七八度，屋里水缸结冰。
杨二妈给姑娘们的被子，薄得透光，棉絮结成硬块。有人冻得缩在墙角打颤，她就说：“冷？起来干活，动动就热了。”
洗衣、做饭、劈柴、扫院。手指冻得裂开口子，血渗出来，还得在冰河里搓衣裳。动作慢一点，一指宽的竹片子抽下来，背上立刻一道红印。
杨二妈还发明了一种惩罚，叫“祛寒”。
半夜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剥了衣裳，拉到院子中间。水缸里结着冰。一瓢一瓢冰水从头浇到脚。开始还能尖叫，后来嘴唇发紫，牙齿打战，连声音都发不出。
浇完不准擦，站着晾干。
杨二妈抱着暖手炉站在廊檐下，慢悠悠说：“骨头硬了，才扛得住以后的日子。”
比“祛寒”更狠的，是“铁签子”。
就是把筷子磨尖。专挑肉厚的地方扎：大腿根、后背、屁股。扎进去，拔出来，血顺着签子往下滴。
不包扎。抓一把灶台边的香灰糊上。杨二妈说，那是“止血良药”。
春桃后背有几十道伤疤，像被什么东西反复割开又愈合。她后来跟教养院的干部说，她被“铁签子”扎过六次。
最惨的一次，她咬了一个客人。
那是个五十多岁的醉汉，一进门就动手动脚。春桃挣扎，被一巴掌扇倒。她急了，一口咬住那人的胳膊，差点咬下一块肉。
客人骂骂咧咧走了。
当晚，杨二妈把春桃拖进柴房，铁签子扎了十几下。春桃疼得满地打滚，嘴里塞着破布，叫不出来，眼泪流了一脸。
杨二妈坐在旁边，语气像在算账：“你这一口，咬掉我五块大洋。五块大洋，够买三个你。”
在杨二妈的院子里，姑娘们没有休息日。
月经来了，塞块布条，接着上炕。
杨二妈管客人叫“铺客”，管接客叫“上铺”。院子上下两层，七八间屋，木板隔成小间，每间一张炕、一个痰盂、一盏油灯。
赶上集市，亳州街市人挤人。院子里从早到晚没断过人。
春桃后来回忆，她最多一天接过二十三个铺客。
干部问她，二十三个是什么概念？
她想了想，说：“完事后腿软得站不起来，下身疼得不敢挨床。”
疼也得忍着。起不来，老伙计就来“扶”。
杨二妈有办法对付“装死”的。她点一张黄符，烟往鼻子眼儿里熏。那辛辣气能把昏过去的人呛醒。人刚缓过一口气，下一个“铺客”已经跨进了门。
怀孕了怎么办？
杨二妈从不送医。一碗药灌下去，姑娘疼得像虾米蜷成一团。药不管用，她就抄起洗衣用的枣木棒槌，往肚子上砸。
1948年腊月，十五岁的小蝶怀了四个月，被砸得当场瘫倒。柴房地上全是血，连柴火都染红了。第二天早上，老伙计去喊她，怎么推都不动。翻过来，身子已经凉透了。
杨二妈让人拿破席子一卷，扔到城外乱葬岗。连块墓碑都没有。
老伙计回来，换了干净被褥。当晚就有新来的姑娘搬进去。
新姑娘问：“这屋以前谁住？”
老伙计头也不抬：“别多问，住你的。”
在杨二妈眼里，死个姑娘，再买一个就是。但“脏病”不行，会断财路。
客人不傻。发现姑娘有性病，扭头就走。没客人，就没钱。
杨二妈有“土办法”——烫刑。
把烙铁烧红，直接按在溃烂处。
“呲啦”一声，焦味冲鼻。姑娘一声惨叫，当场昏死过去。
杨二妈让人按住，继续烫。
烫完了，再撒一把盐。她说，这是“消毒”。
红杏的大腿根上，全是烫伤留下的坑洼，皮肤皱成一团。
后来教养院的医生给她检查时，半天没说话，最后在病历上写下一行字：“多处陈旧性烧伤，疑似烙铁所致。”
红杏说，她十七岁那一次，烫完高烧说胡话，差点死掉。杨二妈没送她去医院，让老伙计往她身上泼凉水降温。
烧退了，伤口还没结痂，杨二妈就逼她接客。
“不接，哪来的饭钱？”红杏说这话时，声音很平。
平得让旁边记录的干部停下了笔，抬头看她。
红杏笑了一下。
那笑容，干部记了很多年。后来她跟同事说：“那晚，我一夜没睡。”
杨二妈有一本毛边纸账本，封面上写着“流水”二字。
买一个姑娘二十块法币，衣裳三块，每月伙食五块。
每个“铺客”收十二块。娘姨分一块，伙计分一块，杨二妈自己拿五块，领班拿五块。
姑娘呢？五毛。
就这五毛，也不是白拿。买身钱之外，还有化妆费、衣物费、医药费、伙食费、房租费……名目多得数不清。
金凤十二岁进门，十八岁出来，账上欠着杨二妈三千二百元法币。按每个五毛算，得不吃不喝五百多年才能还清。
杨二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欠了债，跑就是逃债。报官，她也有理。
春桃后来说：“在杨二妈眼里，你不是人。你是个物件。破了就扔；不听话就打；想跑就锁起来，锁到服。”
1949年3月，亳州解放。
解放军进城那天，北关老街的暗窑全关了门。门帘低垂，灯全灭了。
杨二妈让老伙计从里面闩上大门，把姑娘们全关进后院柴房，不准出声。
几天后，工作队上门登记人口。杨二妈笑脸相迎：“规矩人家。院里住的是亲戚家的女儿，来城里找活干的。”
工作队没多问，登记完就走了。
但柴房里那几双眼睛，让一个队员心里总犯嘀咕。
1949年底，北京查封八大胡同。消息传到亳州，群众涌到县委会请愿。一位老工人站在人群里喊：“我们盼解放，头一件事，就是清掉这些脏地方！”
亳州县委成立专项工作组，公安局、妇联、民政科联合行动。
查暗窑，难。
老鸨们有的把姑娘连夜送到乡下藏起来；有的威胁姑娘：“敢乱说，弄死你”；有的干脆关门跑路。
杨二妈不跑。
她把六个姑娘塞进后院地窖。那地窖不到两米见方，没有通风口。盖上木板，堆上柴火。
“谁敢出声，死。”
工作组来搜查。转了一圈，没发现异常。
杨二妈笑着送到门口：“同志们，慢走。”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公安回头，看了一眼墙角那堆柴火。
太整齐了。像故意盖着什么。
“把柴火搬开。”
杨二妈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木板掀开，地窖里六个女孩缩成一团。脸上是土，嘴唇干裂。最小的那个，一见穿制服的人就拼命往角落里钻，嘴里反复念：“别打我，别打我——”
那个公安后来回忆，他见过很多场面。但地窖那一幕，记了一辈子。
1950年初，亳州地方法院开庭。
审判地点在县城西街一座大院里。十里八乡的人赶来，有人天不亮就出门，只为看一眼“活阎王”的下场。
杨二妈被押上来时，台下炸了锅。
“打死她！打死她！”
公安赶紧维持秩序，把人群往后推。
她站在被告席上，低头，花白头发，灰布棉袄，寒风里发抖。看上去，就是个普通老太太。
可证人席上的姑娘们，不抖。
春桃第一个站出来，卷起袖子，露出密密麻麻的伤疤：“她用铁签子扎我。”
红杏第二个，卷起裤腿，露出大腿根坑坑洼洼的烫伤：“她用烙铁烫我。”
台下“嗡”的一声，随后陷入死寂。
翠兰第三个，没哭。她说：“我跑了三次，被抓回三次。最后一次，她把我脚腕锁在床腿上，锁了两个月。”
台下女人们哭成一片。
公诉人出示证据：账本、铁签、烙铁、麻绳、锁链；十七份证言；柴房地面上陈旧的血迹。
法官宣判：杨刘氏，虐待致死、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杨二妈腿一软，瘫在地上。两名法警把她拖了下去。
行刑在城西河滩。
那天冷，河面结着薄冰。人山人海。有人爬上树，有人站上房顶。民兵拉起绳子，把人往后拦。
枪响了。
人群爆发出呼喊，声音大得冰面都在颤。
杨二妈死了。
但亳州的暗窑，不止她一家。
到1950年夏天，亳州城区查封暗窑上百家，解救出妓女四百多人。
这些女孩被送进城东一座祠堂改建的女子教养院。
第一次发新棉衣，有人抱着衣服哭。哭完又笑，笑了又反复把衣服穿上脱下，舍不得穿。
有人问干部：“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养胖了，再卖出去？”
干部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我们不会卖你。从今以后，再没人能卖你。”
教养院里教认字、算数、缝纫、织布。
干部们反复说：“你们不是低贱的人，你们是受害者。”
起初，没人信。
后来，有人哭了整夜。
寻亲的信件一封封发出去。多数石沉大海。小桃只记得哥哥叫“石头”，家门口有条河，河里有芦苇。干部沿着涡河找了两个月，太和县有了回音。
哥哥蹲在村口哭。小桃没认出他，犹豫半天，轻轻喊了一声：“哥哥？”
那一声，让在场所有人红了眼眶。
但更多姑娘没地方去。教养院就是她们的家。
后来，有人进纺织厂当了女工，有人去供销社站柜台，有人嫁了人。
春桃嫁给一个木匠。木匠姓刘，手上有厚茧。他说：“过去的事过去了。往后跟着我，饿不着你。”
花轿出门那天，干部送红枣，塞五毛钱。春桃掀开轿帘，又看了一眼教养院。
1954年，教养院撤销。最后一天，干部在黑板上发现一行粉笔字：
“我也能挺直腰杆做人了。”
1958年，春桃从界首来信，说自己在纺织厂上班，每月十八块。女儿刚满月。
信末写了一句话：
“我希望她将来，也能成为一个挺直腰杆、独立自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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