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泛滥20年,它的天敌终于出现,吃野猪像啃辣条,智商高到离谱

2003年秋天,皖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子叫石岭村,村后头那片林子开始有野猪出没。那时候还不算多,偶尔夜里拱翻谁家的红薯地,第二天早上地里留下一串乱七八糟的蹄印,村民骂两句也就算了。那时候野猪在大家眼里还是"保护动物",谁也不敢真拿猎枪打,顶多放挂鞭炮吓唬吓唬。

谁能想到,这一忍就是二十年。

到2023年,石岭村后山的野猪已经多到让人头皮发麻。镇上林业站的人来做过一次红外相机调查,光石岭村这一片不到五平方公里的林地里,估算至少有六十多头野猪。六十多头是什么概念?一头成年野猪一晚上能拱翻半亩地,六十头就是三十亩。村里两百来亩耕地,几乎轮着被糟蹋了一遍。

村支书老周那年五十一岁,瘦高个,背有点驼,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他当村支书快十年了,最头疼的就是野猪的事。上面年年开会要求"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底下村民年年找他要说法。他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老周的老婆叫秀英,比他小两岁,在村小学当生活老师。秀英这人脾气直,嘴不饶人,老周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她经常补刀:"你当个村支书,连几头猪都管不住,还管什么管。"老周就闷头抽烟,不吭声。他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猎枪早就收上去了,护农狩猎队申请了好几年才批下来,而且有严格规定——不能下毒,不能用电网,不能用套索,只能人工驱赶或者用猎犬配合猎捕。说得好听,真干起来处处是坑。

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是2023年冬天的一件事。

那年十一月底,石岭村连着下了三天冻雨。山上的野猪找不到吃的,成群结队往山下冲。村里靠山边住的七八户人家,地里的萝卜、白菜一夜之间被拱得精光。最严重的是住在最上头的老孙家。

老孙叫孙德福,六十八岁,独居。儿子在浙江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孙种了两亩多地,全在屋后坡上,那是他一年的口粮和卖菜换零花钱的全部指望。冻雨过后第三天早上,老孙拄着拐杖上山看地,走到半坡就站住了——整片坡地像被翻耕过一样,黑土翻在外面,菜根菜叶散得到处都是。老孙蹲在地头,半天没起来。

这件事后来被镇上的记者知道了,来拍了新闻。新闻里老孙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我活了快七十岁,没见过这个阵仗。"这句话后来在网上传开了,配的视频里老孙脸上的皱纹和身后的荒地形成了一种让人心酸的对比。

新闻播出后,县里终于动了。林业局牵头,从外地调了一支护农狩猎队过来。带队的人姓陈,叫陈劲松,四十出头,黑瘦,话不多。他带了六个人、八条狗。狗不是普通的狗,是专门培育的猎犬,有比特、有杜高,还有几条杂交的,个个凶悍。

狩猎队来的第一天,老周带着他们上山踩点。陈劲松看了地形,跟老周说:"这山不算大,但林子密,野猪窝多。你这二十年的量,不是一天两天能清的。"老周苦笑:"能清多少是多少,至少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做事。"

第一次正式狩猎是在十二月初。天还没亮,狩猎队就进山了。老周也跟着去了,他心里其实没底——这些年上面喊了多少次"治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怕这次又是走过场。

天蒙蒙亮的时候,猎犬追出了一头母猪带着三头小猪崽。母猪有二百多斤,护崽心切,獠牙呲出来,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几条猎犬围着它转,不敢轻易下口。陈劲松站在二十米外的一棵树后,手里端着一支猎枪,等时机。

母猪突然调头往坡下冲,猎犬追上去。陈劲松扣了扳机——砰的一声,母猪腿上中了一枪,踉跄了一下,还是往前跑。又追了几十米,猎犬终于咬住了母猪的后腿,母猪摔倒了,猎犬一拥而上。陈劲松走过去,补了一枪。

老周站在后面看着,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当村支书这些年,见过太多村民对着被野猪拱过的地叹气、骂娘,见过老孙蹲在地头半天不说话的样子。这一枪,他等了太久。

但这一枪也让他后怕——如果打偏了,如果野猪冲过来,如果猎犬受伤了……这些后果他担不起。他跟陈劲松说:"陈队,这活儿太危险了。"陈劲松点了根烟,说:"干这行的,哪天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狩猎队在石岭村待了半个月,前后猎捕了十一头野猪。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但跟山上的总量比起来,连零头都不到。而且猎捕成本极高——每头野猪的猎捕成本算下来超过两千块,包括人员工资、狗的损耗、弹药、运输。十一头野猪,光成本就两万多。这些钱从哪出?县里拨了一部分,剩下的狩猎队自己贴。陈劲松说他们基本不赚钱,就是靠这个吃饭,亏也亏不了太多,赚也赚不了多少。

更麻烦的是后续处理。猎捕的野猪按规定不能流入市场,必须无害化处理。但无害化处理要送到指定的处理厂,距离石岭村八十多公里,一趟运费就得好几百。狩猎队不可能每猎一头就跑一趟,只能攒着一起送。攒着就面临储存问题——冬天还好,到了来年开春,气温上来,野猪肉放不住。有几次,猎捕的野猪放坏了,只能深埋,等于白干。

老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是心疼钱,他是心疼这件事看不到头。猎了十一年年复一年,野猪反而越来越多。他跟镇上反映过好几次,说这样搞下去不行,得想别的办法。镇上的意思很明确:上面没新政策,你就按老办法来。

转机出现在2024年春天。

县林业局从东北调了一批新的"支援力量"——不是人,是另一种动物。老周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以为又是猎犬。等看到实物,他愣住了。

那是一种体型中等的猛禽,羽毛灰褐色,翅膀展开有一米多宽,站在架子上,眼睛又冷又亮,脖子转来转去,像是在打量周围的一切。陈劲松告诉他:"这是苍鹰,经过驯化训练的。专门对付中小型野猪——主要是猪崽和亚成体。"

老周不太信:"这东西能抓野猪?"

陈劲松说:"不是抓,是驱赶加消耗。苍鹰盯上野猪群之后,会反复俯冲攻击,主要目标是小猪和落单的亚成体。野猪怕这个——它们不怕狗,但怕天上来的东西。苍鹰飞下来那一下的冲击力加上爪子的力量,能把小猪直接抓伤甚至抓走。更重要的是,苍鹰的存在会让野猪群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觅食效率大幅下降。"

老周半信半疑。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亲眼看到了效果。

苍鹰放出去之后,山上的野猪活动规律明显变了。以前野猪是夜里下山、清晨回山,现在经常白天都不敢出林子深处。有几户住在山腰的村民反映,好久没听到野猪拱地的声音了。红外相机的数据也显示,野猪在石岭村范围内的活动频次下降了约三成。

但这还不是最让老周意外的。

最让老周意外的,是苍鹰的驯养员。

驯养员叫陆远舟,三十二岁,个子不高,精瘦,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话更少,比陈劲松还少。第一次见老周的时候,他只说了三个字:"叫我陆哥就行。"然后就低头检查他的鹰,再没抬头。

陆远舟是东北人,老家在吉林长白山脚下。他跟鹰打交道是从小就开始的——他爷爷是当地有名的鹰把式,驯鹰抓兔子、抓狐狸。陆远舟十几岁就跟着爷爷上山,后来爷爷去世了,他把这门手艺接了过来。再后来,他听说南方野猪泛滥,一些地方开始尝试用猛禽配合治理,他就带着他的鹰一路南下,接活干。

陆远舟带了四只苍鹰,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大黑""二花""铁翅""小灰"。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喂鹰,然后带它们做飞行训练。训练的内容很细:低空俯冲的精准度、对移动目标的锁定速度、抓握力度控制。他说苍鹰的智商在鸟类里排得上号,能记住地形,能分辨不同的猎物,甚至能学会配合人的指令。

老周第一次看陆远舟放鹰,是在一个雾气还没散的清晨。陆远舟站在山脊上,手臂一扬,大黑扑棱着翅膀飞了出去。它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突然一个俯冲,消失在林子上方。不到一分钟,林子里传来一阵骚动——野猪的叫声、树枝断裂的声音。大黑又飞起来了,爪子上挂着一截什么东西,飞回陆远舟手臂上。老周走近一看,是一小截野猪的尾巴。

"它没抓到猪?"老周问。

陆远舟摇头:"抓到了,但小猪跑进灌木丛,它松口了。不过这一下够那小猪受的,估计活不长。"他顿了顿,"苍鹰不是每次都能抓到,但每次攻击都让野猪群更怕。怕多了,它们就会往别处搬家。"

"往别处搬?搬哪去?"

"搬到其他山头,或者其他村子。"陆远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老周心里咯噔一下。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把野猪赶出石岭村,它们去哪?去隔壁村?去镇上?那不是把问题转移了吗?

他把这个担忧跟陈劲松说了。陈劲松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周,这事你想深了。野猪的扩散是必然的,我们控制不了全局,只能尽量压低本地密度。而且——"他压低声音,"上面现在也在研究区域联动治理,不能光靠一个村一个镇单打独斗。"

老周点点头,没再追问。但他心里那股不安没有散。

不安是有道理的。

2024年夏天,隔壁的白马村开始频繁出现野猪踪迹。白马村离石岭村不到五公里,中间隔着一道山梁。白马村的村支书姓赵,叫赵国平,跟老周同龄,两个人认识二十多年了。赵国平打电话来问:"老周,你们那边搞的那个鹰,是不是把猪赶到我们这边来了?"

老周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大概率就是。

赵国平在电话里叹了口气:"算了,我也不怪你。反正这东西迟早要来。我们这边也准备申请狩猎队了,你帮着问问,流程怎么走?"

老周答应了。挂了电话,他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山上的绿林子,心里堵得慌。他干了快十年村支书,最怕的就是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事。你好不容易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解决了问题,结果问题跑到邻居那儿去了,邻居反过来找你——这算什么事?

秀英那天晚上给他送饭到村委会,看他不说话,问了一句:"又怎么了?"

老周把白马村的事说了。秀英想了想,说:"那你们当初干嘛不把猪灭干净再放鹰?"

老周苦笑:"灭干净?六十多头,你当是杀鸡呢?再说苍鹰也不是灭杀工具,它主要是驱赶。这东西本来就不是一锤子买卖。"

秀英"哦"了一声,没再接话。但过了几天,她在学校跟其他老师聊天的时候,随口提了这件事。其中一个年轻老师姓方,刚来学校两年,城里人,脑子活。方老师听完之后说了一句:"这不就是生态治理里的'溢出效应'吗?你们可以搞联合治理啊,几个村一起弄,别各搞各的。"

秀英回来跟老周说了。老周一拍大腿——对啊,怎么没想到。

第二天他就给赵国平打了电话,又联系了周边另外三个村的村支书,约了个碰头会。五个村联合起来,向镇上打报告,申请跨村联合护农狩猎。镇上研究了之后,觉得可行,报到县里。县里批了。

这是石岭片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联动。五个村凑了一笔钱,统一购买服务——陈劲松的狩猎队和陆远舟的鹰一起用,五个村轮流作业,数据共享。猎捕到的野猪统一送到县里的无害化处理中心,运费五个村分摊。

这个模式后来被县里作为"石岭经验"推广到了其他片区。老周在全县的林业工作会上做了一次发言,讲的就是区域联动治理的事。他站在台上,拿着稿子,手有点抖。稿子是镇上办公室的小王帮他写的,他背了好几天。发言不长,但说到"不能各扫门前雪"那一句的时候,台下好几个村支书点头。

但治理这件事,永远不是开个会、签个协议就能解决的。

2024年秋天,新问题来了。

猎捕了快一年,石岭村范围内的野猪密度确实降下来了。但降下来的同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出现了——山上的植被开始疯长。

野猪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之一,是控制林下植被的生长。它们拱地、觅食,客观上起到了翻耕和抑制灌木过度生长的作用。现在野猪少了,林下的灌木和杂草没人管了,长得比人还高。到了秋冬季节,满山的干枯植被加上落叶,成了巨大的火灾隐患。

十一月中旬,石岭村后山真的着了一次火。不算大,烧了不到两亩地,但把全村人都吓出一身冷汗。那天风大,要不是镇上的消防车来得快,后果不堪设想。

火灭了之后,老周站在烧焦的山坡上,看着黑乎乎的一片,心里五味杂陈。他忽然想起以前那些被野猪拱得乱七八糟的地,那时候觉得野猪是祸害;现在野猪少了,火又成了新问题。这日子,好像永远在"这个麻烦刚走,那个麻烦又来"的循环里打转。

他跟陈劲松聊起这事。陈劲松说:"生态这东西,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野猪压下去了,就得面对植被管理的问题。这不是坏事,是必然要补的课。"

"那怎么补?"老周问。

"人工割灌、计划烧除、林相改造——都是办法,但要钱,要人,要规划。"陈劲松顿了顿,"老周,你别指望一件事解决所有问题。治理本身就是个长期的事,今天解决了野猪,明天可能还有别的。你接受不了这个,就别干这行了。"

老周没说话。他那天晚上回去跟秀英说:"我有时候觉得,我这村支书当得像个补锅匠,东补西补,永远补不完。"

秀英给他盛了一碗汤,说:"那你就不补了?"

老周端着碗,想了想,说:"补。不补还能咋办。"

2025年开春,石岭村的野猪治理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有了一些新变化。县里成立了野生动物危害防控中心,统筹全县的野猪治理工作。防控中心做了几件事:一是建立了全县的野猪种群监测网络,每个乡镇设监测点,用红外相机加人工巡查的方式,定期评估种群数量;二是推出了野生动物致害保险,村民的庄稼被野猪糟蹋了,可以报案理赔;三是跟省里的林业科研院所合作,研究更科学的种群控制方案。

老周觉得这些举措比单纯猎捕要靠谱得多。尤其是那个保险,虽然赔得不多——一亩地最高赔八百块,但至少让村民心里有个底。老孙去年冬天又种了两亩萝卜和白菜,还在地边上搭了个简易的看护棚。他说:"有保险兜底,我不怕了。大不了被拱了赔一点,总比不种强。"

但保险也带来了新问题。有些村民开始"摆烂"——反正有保险赔,地也不好好守了,甚至有人故意不采取防护措施,就等着野猪来拱,然后报案索赔。防控中心的人来查了几次,发现有几起疑似骗保的案子,虽然证据不足,但搞得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老周为此专门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他在会上说:"保险是给大家兜底的,不是让大家躺平的。你自己的地,你自己不心疼,谁心疼?防护设施该装的装,看护该做的做。你要是故意让猪拱了去骗保,那是犯法的,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底下有人小声嘀咕:"装防护栏要钱啊,谁出?"

老周说:"县里有补贴,每户最高补两千。你去村委会填个表就能申请。"

这话说完,底下安静了不少。后来统计了一下,那次大会之后,村里申请防护栏补贴的有三十多户,占了靠山边住户的一大半。

老周觉得,这大概就是他当村支书能做到的极限了——不是把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而是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一点事,然后事情慢慢变好。

陆远舟在2025年夏天走了。

他在石岭村待了一年半,苍鹰换了两只——"二花"在一次俯冲中撞到树枝受伤,后来没养过来,死了。"铁翅"倒是越战越勇,成了主力。陆远舟走的时候,老周去送他。两个人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陆远舟说:"这边密度降下来了,我得去别的地方了。湖南那边有个县联系我,那边的情况比你们这还严重。"

老周问:"你一个人带着鹰到处跑,不累吗?"

陆远舟笑了笑,那是老周第一次见他笑:"习惯了。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鹰在天上看的是整片山,不是一棵树。我这辈子就跟鹰一样,到处飞。"

老周突然觉得,陆远舟这个人,跟他养的鹰有点像。沉默、独立、目光很远,不太跟人深交,但关键时刻靠得住。

陆远舟走后,陈劲松的狩猎队还在。他们跟防控中心签了长期服务协议,按年度承包石岭片区的野猪种群控制任务。合同里写得很细:年度猎捕指标、种群密度目标、监测数据要求、考核办法。不再是以前那种"来了打几头就走"的游击模式,而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生态管理服务。

老周有时候站在村委会二楼往外看,能看到山上的红外相机闪着微弱的红光。他知道,那是在工作。那些相机记录下的数据,每个月都会汇总到县防控中心,变成一张张种群分布图、密度趋势表。这些东西对村民来说太遥远了,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地里的菜还安不安全。

2025年秋天,老周五十三岁了。

他跟秀英说,这届村支书干完他就不干了。秀英没反对,也没说支持,只说了一句:"你自己的事自己定。"

其实老周心里清楚,他不是说不干就不干的。村里的情况他最熟,上面交代的事他能兜住,村民有事也愿意找他。换个人来,未必有他这个耐心。但身体确实不如以前了——腰疼的毛病越来越重,去年查出来有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让他少坐少弯腰。他现在坐久了就得站起来走走,不然腰像要断了一样。

秀英心疼他。她嘴上不说,但每天晚上给他热敷腰、帮他贴膏药的时候,手上的力道很轻,像是怕弄疼他。老周有时候想,自己这辈子好像就围着这个村子转,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面。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出去闯闯,但那时候家里穷,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妹妹,他作为老大,走不了。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更走不了了。

现在孩子也大了——儿子在省城上班,女儿嫁到了邻县。按理说他可以轻松了,但他还是放不下村里的事。他跟秀英说:"我这人可能就是劳碌命。"

秀英说:"你知道就好。"

两个人的对话总是这样,淡淡的,不煽情,但彼此都懂。

2026年春天,石岭村的野猪治理进入第四个年头。

数据上,野猪种群密度比2023年下降了约六成。这个数字不是老周自己说的,是县防控中心公布的。村里靠山边种的菜地,被野猪糟蹋的情况大幅减少。老孙去年种的两亩地收成不错,萝卜卖了三千多块,白菜自己吃加送人,还剩了不少。他今年又多种了半亩辣椒。

但老周知道,这六成不是终点。野猪的繁殖能力太强了——一头母猪一年能生两胎,一胎四到八头,成活率还不低。你压下去了,只要管控一松,它们很快又会反弹。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拉锯战。

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传承。村里年轻人太少了,留在村里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他跟镇上建议过好几次,能不能搞个"生态管护员"的岗位,从村里选几个人,培训一下,负责日常的巡护、监测和简单驱赶。这样既能解决就业,又能把治理工作常态化。镇上同意了,今年先试点两个名额,每人每月补贴一千二。报名的有十来个人,老周正在挨个摸底。

他选人的标准很简单:肯干、靠谱、住在山边。至于年龄,他倒不怎么在意。有些六十来岁的老把式,比年轻人还好用——他们懂山、懂动物、懂节气,这些经验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他选中的其中一个是老孙。老孙听说之后,想了想,说:"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这山我熟,野猪我更熟——它们糟蹋了我三年,我能不熟吗?"

老周笑了。那是他很久以来笑得最轻松的一次。

十一

故事写到这里,该收尾了。

石岭村的野猪治理,从2003年零星出现,到2023年全面爆发,再到2026年的初步可控,前后跨度二十多年。这二十年里,有愤怒、有无奈、有妥协、有突破。老周从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村干。他的腰弯了,头发白了大半,但村里的事他还在管。

陆远舟带着他的苍鹰走了,去了下一个需要他的地方。陈劲松的狩猎队还在,但模式变了,从"打猎"变成了"生态服务"。县里的防控中心建起来了,保险推开了,监测网络铺开了。每一步都不完美,每一步都有新问题冒出来,但每一步都在往前走。

老周有时候会想,野猪泛滥这件事,到底教会了他什么?

他想了很久,觉得大概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治理不是把某个东西消灭干净,而是在各种矛盾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就像他腰上的那块膏药,贴上了能缓解疼痛,但不能根治。根治需要时间、需要锻炼、需要改变生活习惯。治理也是一样——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

他跟儿子视频的时候,儿子问他:"爸,你什么时候来省城住?我给你和妈在附近看好了房子。"

老周说:"再等等。等村里的事再稳一稳。"

儿子没再劝。他知道劝不动。

秀英在旁边听着,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她没说什么,但老周看到了。他知道,她其实也舍不得走。这个村子,这两百来亩地,这片山,是他们的根。根扎在这里,人就走不远。

窗外,山上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野猪还在,但不再那么可怕了。苍鹰飞走了,但天上还有别的鸟在盘旋。日子就是这样,旧的麻烦走了,新的麻烦会来,但日子总归是在过下去的。

老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起身去倒热水,腰又疼了一下,他皱了皱眉,然后慢慢直起来,继续往前走。

后记

这个故事里的石岭村、老周、秀英、陈劲松、陆远舟、老孙,都是虚构的。但故事背后关于野猪泛滥、生态治理、基层治理困境的种种细节,都来源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2000年野猪被列入"三有保护动物"开始,到2023年6月国家林草局将野猪从"三有"名录中调出,这二十多年间,中国南方的很多山区都经历了从"不敢打"到"有序猎捕"的转变。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在无数个像老周这样的基层干部、像陈劲松这样的狩猎从业者、像陆远舟这样的民间驯鹰人、像老孙这样的普通村民的共同参与下,一点一点推进的。

生态治理从来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它没有电影里那种一击制胜的高光时刻,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巡山、监测、协调、沟通、妥协和坚持。它的成果不是"彻底消灭了某种动物",而是"让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重新回到一个安全的范围"。

这大概就是平凡生活最真实的样子——不完美,但足够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