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七月，柳河村闷得像个蒸笼。
那天晌午，我蹲在自家院墙根底下磨镰刀，日头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滴在磨刀石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蝉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吵得人脑仁疼。
“小勇哥！”
墙头上探出半个脑袋，两条辫子垂下来，在阳光底下泛着栗色的光。是林巧，她踩着我家院墙外头那堆柴火垛，胳膊肘撑在墙头上，下巴搁在手背上，笑嘻嘻地看我。
“干啥？”我头也没抬，继续磨刀。镰刀在磨刀石上来回蹭，发出“噌噌”的声响。
“你猜，”她神神秘秘地把声音压低了，“我刚才路过大队部，看见啥了？”
我停下动作，抬头看她。她今天穿了件半新的碎花布衫，领口洗得有些发白，但干干净净的，衬着她那张小脸，白里透红。她眼睛弯弯的，里头盛着两汪亮光，嘴角往上翘着，像是藏了个天大的秘密。
“看见啥了？”
“红榜！”她差点从墙头上蹦起来，“小勇哥，你名字在上头呢！咱村今年就你一个，大队部贴了红榜，可大一张，我特意跑去看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股藏不住的得意劲儿，好像上了红榜的是她自个儿。我心里“咚”地跳了一下，放下镰刀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真贴出来了？”
“骗你是小狗。”她冲我吐了吐舌头，“赶紧去看看呀，你爹娘知道不？我刚才路过你家门口，婶子还在灶屋里忙活呢，肯定还不知道。”
我转身就往院外跑。林巧在墙头上喊：“你慢点儿！鞋掉了！”
我跑到大队部门口的时候，果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墨迹还是新写的，黑亮黑亮的。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刘小勇，三个大字，底下盖着公社武装部的红章。旁边围了几个看热闹的婶子，见我来了，都笑着让开。
“小勇出息了，当兵去啦！”
“往后就是国家的人了，可别忘了咱柳河村的老乡。”
我嘿嘿笑着，心里头涨得满满的，又兴奋又紧张。当兵这事儿，我从年初就开始盼了，体检过了，政审也过了，就等着最后的名单。现在红榜一贴，算是板上钉钉了。
往回走的路上，林巧从后面追上我，跑得气喘吁吁的，碎花布衫前襟一鼓一鼓的。“咋样？我没骗你吧？”她并排走在我旁边，步子轻快得像只小鹿。
“没骗。”我笑了笑，看她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头发黏在太阳穴上，“你跑来看啥，又不是你当兵。”
林巧撇了撇嘴，“我替你高兴不行啊？咱村就你一个，多光荣。”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小了，“你走了，可就没人跟我一块儿玩了。”
“你不是还有别的伙伴？”我说。
“她们……”林巧踢了一脚路边的石子，“她们都不跟我玩。嫌我家穷，嫌我爹喝酒打人。”
这话让我心里一沉。林巧她爹林铁匠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鬼，三天两头喝得醉醺醺的，在门口骂街。林巧她娘身体不好，常年病恹恹的，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村里人背后都说，林铁匠那脾气，谁家闺女嫁过去谁倒霉。连带着林巧，也不大受那些婶子大娘们待见。
“别管她们。”我说，“你找我玩就是了。”
林巧抬起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
她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那时候夕阳正好西斜，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跟我的影子并排走在地上，挨得紧紧的。
我参军入伍的消息当天就在村里传开了。晚上我爹从地里回来，难得打了一斤散酒，拍着我肩膀说“好小子，给老刘家长脸了”。我娘在灶屋里忙进忙出，烙了我最爱吃的葱花饼，又煮了四个鸡蛋，说让我带着路上吃。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院子里蟋蟀叫，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到部队上会是什么样，一会儿想到要走那么远，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窗外月光很亮，透过窗纸照进来，在炕沿上铺了一层淡淡的银白。
我正迷糊着要睡着的时候，听见院门响了两下。
很轻，像是猫爪子挠门。我睁开眼，侧耳听了听。又响了三下，比刚才急一些。我爹的呼噜声从东屋传过来，沉沉的，他今天喝了酒，睡得特别死。
我披上褂子，光着脚走到堂屋，拉开院门。月光哗地一下涌进来，照得我眯了眯眼。她就站在门外，穿着那件碎花布衫，辫子松松地搭在肩头，月光底下，她那张脸白得几乎透明，嘴唇抿得紧紧的，胸膛一起一伏。
“巧儿？”我压低声音，“你咋来了？”
林巧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那手心滚烫，带着薄薄的汗。她什么话也没说，拽着我就往外走。我踉跄了一下，回身想把院门带上，但被她拉得紧，只好任由门半开着。
她拉着我绕过她家门口那堆柴火垛，穿过两块菜地，踩着田埂上的野草，往村东头的小树林走。月光把田埂照得明晃晃的，两旁的水稻田里蛙声一片，偶尔有萤火虫从草丛里飞起来，一闪一闪的。
“巧儿，你慢点儿。”我被她拽得脚步趔趄，“啥事儿这么急？”
她没回头，只是抓我的手又紧了些。我感觉到她在发抖，那抖动顺着她的胳膊传到我手上，连带着我的心也跟着颤了一下。
小树林就在村东头，是几排老杨树，也不知道啥时候种的，棵棵都有水桶那么粗。夏天的时候，村里人都爱在里头乘凉，树荫浓得像是能拧出水来。白天有孩子在里面捉迷藏，晚上就安静了，只有风声和虫鸣。
林巧拉着我钻进林子里，一直走到第三排树底下才停下。她松开我的手，转过身面对着我。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洒下一片晃动的光斑。她的眼睛亮得惊人，像是含着两汪水，嘴唇还在微微发抖。
“咋了？”我心里开始打鼓，有种说不出的预感，“你爹又打你了？”
她摇摇头。月光底下，我这才看清她脸上有泪痕，一道一道的，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刚才在院门口天太暗，我居然没看出来。
“小勇哥，”她开口，声音又哑又轻，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你别走行不行？”
我愣住了。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一个一个砸在我心口上。“你说啥？”
“我说，”她抬起脸，眼泪终于没忍住，滚了下来，“你别走。你别去当兵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干得发紧。“巧儿，你说胡话呢。这是部队征兵，红榜都贴出来了，咋能说不去就不去？”
林巧猛地抓住我胸口的衣裳，指节攥得发白。她个子比我矮半个头，这会儿仰着脸看我，月光把她脸上的泪痕照得亮晶晶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该走，”她的声音颤得不成样子，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可是小勇哥，你一走，这村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她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最软的那块地方。我想起去年秋天的事。她娘病得厉害，躺在床上起不来，林巧一个人忙前忙后，熬药、做饭、洗衣服，还要伺候她爹。那天傍晚我路过她家门口，看见她蹲在门槛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碎花布衫上沾着草屑和灰。
我走过去，蹲下来问她咋了。她抬起头，眼睛红肿得跟桃子似的，说：“小勇哥，我娘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不知道该说啥，就从兜里掏了块手帕递给她。那是块蓝格子手帕，我娘给我缝的，我一直揣在身上。她接过去擦了擦眼睛，说了声“谢谢小勇哥”，那声音又轻又软，像是怕吵醒了谁似的。
那年冬天，她娘果然走了。腊月里的事，天冷得滴水成冰。她娘下葬那天，林巧披着孝站在坟前，整个人瘦了一圈，风一吹就跟要倒似的。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后来她爹喝酒就更凶了，三天两头砸东西。有一次把家里唯一的暖水瓶摔了，热水溅了林巧一腿，烫出好几个水泡。我娘听说了，端了碗鸡蛋羹送过去，回来直叹气：“巧儿那丫头，命苦。”
现在她站在我面前，攥着我胸口的衣裳，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说“你一走，这村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又酸又疼。
“巧儿，”我声音低下来，抓住她肩膀，“你听我说，我去当兵是好事，往后有津贴了，还能寄回来……”
“我不要你的钱！”她打断我，眼泪还挂着，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小勇哥，你带我走。”
这四个字砸在我耳朵里，嗡嗡的。带我走？部队上能带人？她才十八，我还啥都不是，带她去哪儿？我看着她那张脸，月光照得她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下巴尖尖的，嘴唇因为咬着而微微泛白。她那双眼睛里那点光，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巧儿，你糊涂了。”我松开她肩膀，退后半步，“我是去当兵，又不是去旅游。部队有规矩，新兵连三个月，啥都不让带，再说你……”
“再说我不是你啥人？”她上前一步，又抓住我袖子，指头攥得紧紧的，“小勇哥，你以为我半夜敲你家门，是闲得慌吗？”
月光底下，她那张脸忽然红了一下，连带着耳根子都泛了红。她咬着嘴唇，眼泪又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娘走了以后，这世上就没人对我好了。就你，就你还会理我，还会给我递手帕，还会陪我在柴火垛旁边坐到天亮。小勇哥，我……”
她说不下去了，低下头，辫梢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又松开，松开又绕上。我看见她脖子上那根红绳，是去年她过生日我送她的，村口小卖部买的，两毛钱一根，上头穿了个小小的桃木坠子。她一直戴着，没摘过。
我心里翻江倒海的。月光、杨树林、碎花布衫、滚烫的手心、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还有那句“带我走”。每个字都像石子投进湖里，在我心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巧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低又哑，“你还小。”
“我不小了。”她猛地抬起头，眼泪还挂在睫毛上，但声音里多了股倔劲儿，“我十八了。我娘十八的时候都嫁给我爹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抽。她娘嫁给她爹，过了啥日子？生了她之后身子就垮了，林铁匠喝醉了就打，打完了又跪在地上哭，哭完了继续喝。她娘在床上躺了三年，去年冬天走了，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你跟着我，能过啥好日子？”我喉咙发紧，“我去部队上，头三年连探亲假都没有。你在老家咋整？你爹那边……”
“别提他！”林巧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赶紧压下来，但浑身都在发抖，“小勇哥，他昨天又打我了。就因为我没给他热酒，他把板凳砸过来，我躲了一下，板凳砸在灶台上，碎成两半。他骂我是个赔钱货，说养我这么大不如养头猪。”
她说着，撩起左边袖子。月光底下，她小臂上有一片淤青，从手腕一直到胳膊肘，青紫青紫的，看着骇人。我的心猛地一缩，像是被人攥住了喉管。
“昨天的事？”我声音都变了。
她点点头，眼泪又滚下来。“我不想在那个家里待了。小勇哥，你带我走，我去哪儿都行，我去部队上给你们做饭洗衣裳都行，我不怕苦。”
她的手还攥着我袖子，那力道大得指甲几乎要嵌进我肉里。我看着那片淤青，又看着她那双眼睛，里头有泪，有光，还有一种决绝，像是把所有退路都堵死了，就剩下眼前这一条道。
我深吸一口气，夜晚的空气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还有她身上淡淡的皂角味儿。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一边是明天就要出发的部队，一边是站在我面前哭着要我带她走的姑娘。我能咋选？
“巧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厉害，“我不能带你走。部队上真的不让带人，这是纪律。再说咱俩……”
“咱俩咋了？”她逼问。
“咱俩啥都不是。”我硬着心肠说出这句话，感觉到她攥着我袖子的手猛地一松，又攥紧了。
“啥都不是……”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轻下去，像是被风吹散了。她松开我的袖子，往后退了一步。月光照在她脸上，泪痕还在，但那双眼睛里的光开始颤了，像是风里的烛火，随时会灭。
“巧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慌了，上前一步想抓住她，“我是说，你等我回来。三年，就三年，我提了干就回来接你……”
“三年。”她扯了扯嘴角，那个笑比哭还难看，“三年以后，谁知道我在哪儿。谁知道我爹会不会把我嫁了换酒喝。”
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小勇哥，你去吧。我就是……”她低下头，辫梢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又松开，“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你要走了，我怕再没机会说。”
她抬起脸，月光下那张脸上泪痕斑斑，但眼睛里头那点光又亮起来，像两颗星星。“小勇哥，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就跑。碎花布衫在杨树林间一闪一闪的，像只扑棱着翅膀的蝴蝶。她的脚步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越来越远。我站在原地，脚底下像生了根，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树影深处，最后连脚步声都听不见了。
林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知了声和风声。一阵夜风吹过来，带着她身上那股皂角味，淡淡的，很快就散了。我靠在一棵杨树上，树皮粗糙硌人，我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慢慢滑坐下去。
月光透过树叶缝隙照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碎银子。我盯着那些光斑看了很久，脑子里全是她最后那句话，还有她撩起袖子时那片触目惊心的淤青。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沾的草屑和土，慢慢往回走。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院子里传来她爹震天响的呼噜声。她家堂屋的灯已经灭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终究没去敲门，转身回了自己家。
院门还半开着，月光斜斜地照进去。我轻轻推开门，回了屋，躺在炕上。东屋传来我爹的呼噜声，此起彼伏的。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了，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小块椭圆的光斑。
我翻了个身，枕头上有股淡淡的汗味。又翻了个身，炕席凉凉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她那双眼睛，那句“带我走”，那句“我喜欢你”，还有那片淤青。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糊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梦见林巧站在柳河边，碎花布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要飞走。我伸手去抓她，够不着。她越飘越远，变成一个小点，融进天边的云里。我喊她名字，喊不出声，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娘在灶屋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当响，烙饼的香味顺着门缝飘进来。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昨夜的记忆潮水一样涌回来，让我心口一阵阵发紧。我跳下炕，推开窗户往外看。隔壁她家的院门还关着，烟囱里没冒烟，她爹大概还在睡。堂屋窗户的帘子拉得严严实实的，不知道她醒没醒。
我娘端着一大盘烙饼进来，见我站在窗前发愣，笑着说：“咋了？舍不得走？放心，娘给你烙了好多饼，路上吃。”
我回过头，看见我娘眼角的皱纹和花白的鬓角，心里一阵酸。“娘，”我张了张嘴，想问林巧的事，又咽回去了。昨晚上那事，我说不出口。
吃过早饭，大队部的拖拉机就突突突地开到村口了。车厢里坐着几个邻村的新兵，胸前都戴着大红花。我换上了新发的军装，虽然大了些，但挺精神的。我爹帮我把帆布包拎出来，我娘跟在后头，手里还攥着两个热鸡蛋，非要塞进我包里。
全村人都来送了。老槐树底下站了一堆人，婶子大娘们抹着眼泪，男人们抽着旱烟，说些“到了部队好好干”“给咱村争光”之类的话。我爹拍着我肩膀，眼眶红红的，但忍着没掉泪。我娘就不行了，哭得跟泪人似的，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嘱咐。
我一边应着，一边拿眼睛往人群里扫。没看见她。她家的院门紧闭着，她爹倒是站在人群后头，叼着旱烟袋，脸上看不出啥表情，眼睛底下乌青一片，又是宿醉的模样。
“小勇哥！”人群里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我转头看，是村里的小栓子，跟我一块儿长大的发小。他挤过来，递给我一个布包，“巧儿姐让我给你的。”
布包是用蓝印花布裹的，巴掌大，沉甸甸的。我接过来说了声谢，没敢当着众人面打开，塞进帆布包里了。上拖拉机的时候，我回头又往她家院门看了一眼，堂屋窗户的帘子掀开了一角，里面影影绰绰有个人。
我知道是她。
拖拉机斗子突突突地响起来，冒着黑烟往村外开。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转头看，那帘子角放下了，窗户又关得严严实实的。但我看见院墙头上露出半截碎花布衫的袖子，被晨风吹得晃晃悠悠，像是在摆手。
拖拉机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我回头望了最后一眼。村子在晨雾里慢慢变小，她家那两间土坯房的屋顶缩成两个小点。院墙头上那截袖子已经看不见了，只剩屋顶的烟囱孤零零地支棱着。
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拖拉机斗子里，从帆布包里摸出那个蓝印花布包。解开系着的红绳，里头是一双布鞋，千层底，针脚密密麻麻的，鞋面上绣着两朵小黄花。布鞋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路上穿。巧。”
我攥着那双鞋，鼻子一酸，差点在拖拉机上掉下泪来。
部队上的日子跟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五公里，然后各种训练，队列、器械、战术，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散架了。晚上躺在通铺上，浑身疼得睡不着。
新兵连三个月，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倒是我寄回去的家书，我娘回过两封，说家里都好，说我爹在队上挣工分，又说隔壁林铁匠还是那样，喝醉了骂街。信里提了一句林巧：“巧儿那丫头还是不大出门，看着瘦了些。”
我揣着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瘦了。她本来就瘦，再瘦下去就剩一把骨头了。我想起她撩起袖子时那片淤青，心里又疼又急。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写的是我娘的名字，但打开一看，里头是一双棉手套，针脚细密，里面絮了厚厚的棉花。手套底下压了张字条，还是那歪歪扭扭的字：“天冷了。巧。”
我把手套戴上，大小刚好合适。晚上熄了灯，躺在通铺上摸着那双手套，想起她坐在煤油灯底下一针一线缝的模样。那灯大概不太亮，她得凑得很近，眼睛一定酸得厉害。
新兵连结束，我被分到炮兵连，驻地在一个山沟里，四面都是山，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我白天训练，晚上站岗，日子过得又单调又充实。每隔一个月给家里写封信，每次都问起林巧。我娘回信说，她还在家，她爹还是老样子，就是最近喝酒喝得少了些，大概是没钱了。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但信封上的字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撇拉得老长。我拆信的时候手都在抖，里面只有一句话：“小勇哥，我走了。你别找我。”
纸是那种粗糙的草纸，边角卷着，上头还沾了一小块墨渍。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生怕漏了什么。可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我走了”，去了哪儿，跟谁走的，啥时候走的，啥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站岗，背着枪在山沟里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那封信。山里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山谷明晃晃的。我忽然想起那个夏夜，杨树林里的月光，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那句“带我走”。她到底还是走了，一个人走的，没等我。
后来我娘来信说，林巧走了以后，林铁匠找了一阵子，没找着，整天坐在门口喝酒骂人，骂着骂着又哭。过了半年，林铁匠也走了，地卖了，房子空下来，院墙慢慢塌了半边，院子里长满了草。村里人都说林巧是跟一个过路的货郎跑了，也有说去了南方打工，众说纷纭，没个准话。
我在部队上干到第三年，提了干，转了志愿兵，每月有津贴了。我把攒下的钱寄回家，让我爹把老房子翻修了一下。隔壁她家的院子还是荒着，草长得比墙头还高。
第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张兰。她是驻地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我常去买东西，一来二去就熟了。她是个爽快的姑娘，圆脸盘，爱笑，一笑两酒窝。她对我好，给我织毛衣、纳鞋底，逢年过节还包饺子送到连队来。
我跟她好了两年，到第六年的时候结了婚。婚礼在连队食堂办的，张兰穿了件红棉袄，脸比棉袄还红。战友们起哄让我亲她，我亲了一下她额头，她羞得把头埋进我怀里。
那天晚上闹完洞房，客人散了，我坐在新房里，从箱子底下摸出那个蓝印花布包。里面的布鞋早就穿旧了，鞋面上绣的小黄花磨得快看不出来了。我又翻出那双棉手套，还有那张写着“路上穿。巧”的纸条。纸条已经泛黄了，边角卷得厉害，我用手抚平了，又叠好放回去。
张兰走过来看见，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是老家一个邻居送的。她没多问，只是笑了笑说，你收着吧。
1983年，我女儿出生了。取名叫刘念，念念不忘的念。我娘从老家赶来伺候月子，抱着孙女笑得合不拢嘴。夜里我坐在床边哄孩子，我娘在灶屋里给张兰炖鸡汤。炉火噼啪响着，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
我娘端着碗进来，忽然说：“对了，前阵子有人回来打听你了。”
我心里一动，“谁？”
“你猜。”我娘把碗搁在桌上，叹了口气，“是巧儿。她托人捎了封信回来，问你在部队上好不好，说她在南方一个厂子里上班，日子还行。”
我的手指在女儿的小被子上停住了。“信呢？”
“没给我。”我娘说，“是托大队部转交的，我没见着。那会儿你爹去公社开会，回来才跟我说，信已经寄出去了，寄到你部队上。你没收到？”
我摇了摇头。那段时间部队换防，驻地变过一次，信大概是寄丢了。我盯着煤油灯的灯火看了半天，火苗一跳一跳的，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她还说啥了？”我问。
我娘想了想，“没了。就说她挺好的，让你别挂念。还说她结了婚，嫁了个厂里的工人，对她挺好的。”
“那就好。”我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窗外的风吹着院子里的桐树叶子哗哗响，我低头看了看女儿的小脸，她睡得正香，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均匀。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大安稳。做了个断断续续的梦，梦里是杨树林，月光，还有碎花布衫的背影，越来越远。我追了几步，脚底下全是泥，走不动。那个背影回过头来，脸是模糊的，看不清五官，只有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张兰在我身边睡得正沉，胳膊搭在我胸口上。女儿在旁边的摇篮里翻了个身，吭叽了两声又睡了。我听着窗外风吹桐叶的声音，心里那块搁了多年的石头，像是被人挪开了一点。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过。我在部队干到1990年，转业到了地方上一个单位上班。张兰在镇上小学教书，女儿上了学，后来又上了中学。我们搬到了县城里，住进了单位的家属楼。
老家的房子就空了，我爹娘年纪大了，接来县城跟我们住。隔壁她家的院子更荒了，听说那两间土坯房后来塌了一间，另一间也摇摇欲坠。村里人把院墙拆了，把木料拉走用了，就剩一圈地基和满院子的荒草。
我每年清明回村上坟，路过她家宅基地的时候总要站一会儿。那里已经看不出房子的模样了，只有地上几块碎瓦片和半截烟囱还杵着。野草长得半人高，春天开满了小黄花，风一吹，花浪起伏，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有一年春天，我站在那儿看花，忽然想起那双布鞋上绣的小黄花。一模一样。
2008年我退休了。张兰说想在老家盖个房子养老，我琢磨了一下，同意了。老宅子翻新了，盖了两间砖房，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更粗了，树冠遮了大半个院子。隔壁她家的宅基地我也花钱买下来了，种了几排杨树。
张兰问我买那块废地干啥，我说种树好看。她也没多问，只是笑着说我念旧。
杨树种下去那年夏天就长得老高，叶片在风里哗哗响。我搬把椅子坐在树底下乘凉，听着树叶翻动的声音，有时候恍惚觉得她又会从那片树影里跑出来，辫子一甩一甩的，喊我“小勇哥”。
可我知道她不会来了。她已经嫁了人，在南方安了家，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也有我的日子，张兰贤惠持家，女儿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去年还带回来个男朋友，小伙子高高帅帅的，管我叫叔叔。
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但喝着踏实。只是每到夏天，知了叫起来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月夜。
2015年清明，我去镇上给我爹娘上坟。坟地在镇子西边的山坡上，我去的时候天阴沉沉的，飘着毛毛雨。上完坟往回走，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得田野里油菜花黄澄澄的。
我骑着电动三轮车走村道，路过镇子口那片小集市时，看见路边有个老太太在卖鸡蛋。她面前摆着两个竹篮子，里头满满当当的鸡蛋，旁边蹲着个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正蹲在地上拿树枝画画。
我本来已经开过去了，但余光瞥见小姑娘画的画，脚下一踩刹车，三轮车停了下来。我回头看她，她蹲在路边的泥地上，拿一根细树枝在画一棵树，旁边站着两个火柴棍似的小人。
那画法太熟悉了。小人都是火柴棍胳膊腿，但头画得特别圆，上头戳两个黑点当眼睛。
我小时候教林巧画画，就是这么画的。那时候我们蹲在村口老槐树底下，拿树枝在泥地上画。她画的人头总太大，像个棒棒糖，我笑她，她就拿树枝戳我手背。后来她画得好了些，但画人还是习惯把头画得特别圆。
“大娘，”我下了车，走到那老太太面前，蹲下来，声音有点发抖，“这画，是您教的？”
老太太抬起头，头发花白，脸上皱纹深深的，但一双眼睛很清亮。她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那个笑让我心里猛地一抽，依稀能看出四十年前那个月夜里的一张脸。
“同志看着眼熟，”她说，声音带着股南方口音，“您是柳河村的吧？”
我点点头，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来。老太太摸了摸旁边小姑娘的头，说：“这是我孙女，叫欢欢。”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巧儿是我闺女。”
那天下午，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听老太太讲林巧的故事。她说林巧1979年春天去了南方，在一个镇上的针织厂找了份工，从缝纫女工做起，慢慢做到小组长。厂里有个技术员，姓周，本地人，老实本分，对林巧好。两个人处了对象，1981年结了婚。
“那年她给我写信，”老太太说，眼眶有点红，“说她嫁人了，女婿对她好，不喝酒不骂人。我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后来林巧生了个闺女，就是欢欢的妈妈。闺女长大了，嫁到外省去了，把老太太接去住了几年。老太太住不惯，又回来了，林巧就每个月寄钱。
“巧儿她……”我嗓子眼发干，“现在还好吗？”
老太太点点头，“好着呢。她跟老周还在镇上住，老周退休了，两个人开了个小卖部。她前阵子还念叨呢，说想回老家看看，就是腿脚不太方便，走不远了。”
我低着头，盯着脚下的泥地。雨后的泥土还是湿的，被太阳一晒，冒着微微的热气。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月夜，她攥着我胸口衣裳的手，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那句“带我走”。
“她老提起你。”老太太忽然说，声音轻轻的，“说小时候有个小勇哥，对她最好。她说那年夏天她去找你了，你后来去当兵了。她说这事儿她记了一辈子。”
我鼻子一酸，别过头去。远处的油菜花在风里起伏，一片金黄铺到天边。清明刚过的田野湿漉漉的，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跟那年夏天的味道一模一样。
“你告诉她，”我顿了顿，声音哑得厉害，“就说小勇哥问她好。就说我这些年也记着她。”
老太太笑着应了。她低头看了看蹲在地上画画的小女孩，轻声说：“欢欢，这爷爷就是姥姥常说的那个小勇爷爷。”
小姑娘抬起头，歪着脑袋看我，羊角辫一晃一晃的。她眨了眨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忽然咧嘴笑了，“姥姥说，小勇爷爷可好了。”
我眼眶一热，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她头发细细软软的，跟小时候的林巧一样。
临走的时候，老太太从篮子里摸了两个鸡蛋递给我，“自家鸡下的，拿着吧。”我接过来，鸡蛋还温温的，像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
我把鸡蛋揣进兜里，蹲下来对小姑娘说：“欢欢，你画的这棵树，能给爷爷看看吗？”
她点点头，把树枝递给我，指着地上那幅画说：“这棵树是杨树，这两个人是我姥姥和姥爷。”
我看了看那幅画，两个火柴小人并排站着，头顶上都画了弯弯的月亮。我笑了笑，拿树枝在旁边加了一个小人，稍微高一些，头上画了顶帽子。“这个人，”我说，“是小勇爷爷。”
小姑娘咯咯笑起来，“小勇爷爷戴帽子！”
我站起身，跟老太太告了别。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姑娘还蹲在地上画画，老太太坐在旁边含笑看着。风吹过来，把她手里的树枝吹歪了，她不满地嘟起嘴，又重新画。
我骑着三轮车往柳河村走，路两旁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香气浓得化不开。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我停下车，摸出兜里那两个鸡蛋看了看，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老槐树还是那棵，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底下有几个孩子正玩弹珠，叽叽喳喳的，跟四十年前一样。我站在树底下看了半天，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跑过来，仰着脸问：“爷爷你找谁？”
我笑了笑，“不找谁。就是看看。”
小男孩又跑回去玩了。我绕着老槐树走了一圈，树干上那些刻痕还在，被岁月磨得模糊了，但隐隐约约还能看出来。有一处是两个小人并排站着，手拉手，底下歪歪扭扭刻着“小勇”和“巧儿”。那是1973年夏天刻的，那会儿我们才十五六岁。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刻痕，树皮粗糙，硌着掌心。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油菜花的香气和泥土的腥味儿。我站在那儿，仿佛又听见了蝉鸣，又看见了月光。
那年夏天，杨树林，碎花布衫，滚烫的手心。
“小勇哥。”
是风。
回到家里，张兰正在院子里浇花。她见我回来，问咋去了这么久。我说碰见个熟人，聊了几句。她从厨房端了碗绿豆汤出来递给我，说天热了喝点解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凉丝丝的，甜味淡淡的。张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手里择着豆角，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她说女儿下个月要回来，说邻居家王婶抱孙子了，说院子里的杨树该修剪了。
我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头顶的树冠。杨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一会儿正面朝上，深绿深绿的，一会儿翻起银白的背面，沙沙作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我脸上晃来晃去。
“对了，”张兰忽然说，“你兜里那俩鸡蛋咋回事？都挤裂了，我搁灶台上了。”
我摸了摸兜，果然，鸡蛋在兜里挤坏了，蛋清渗出来，黏糊糊的。我笑了笑，“路上买的人家的，搁兜里忘了。”
张兰白了我一眼，“老糊涂了你。”起身去灶台收拾了。
我继续坐在椅子上，闭着眼听杨树叶子响。那声音沙沙沙的，像是很多人在低声说话，又像只有一个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在这声音里慢慢睡着了。
又梦见她了。
这回她不是一个人，旁边站了个男人，高高瘦瘦的，戴着副眼镜，看着很斯文。她穿着件碎花的衬衫，头发剪短了，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她朝我笑，笑得眉眼弯弯的。
“小勇哥，”她说，“我过得好。”
梦里我也笑了。我说：“那就好。”
然后她转过身，拉着那个男人的手走了。背影还是瘦瘦小小的，但步伐平稳，走得从容。碎花衬衫在阳光底下泛着光，一闪一闪的，慢慢走远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张兰在厨房里忙活晚饭，铁锅炒菜的滋啦声传出来，香味飘了满院子。几只麻雀在杨树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
我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手背上有些湿，大概是睡出汗了。我站起来走到院子当中，晚风迎面吹来，带着饭菜的香气和泥土的气息。
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把杨树叶子染成了金红色。我抬头看着那片颜色，忽然觉得心里那片积了四十年的云，终于散开了。
她过得好就行。我也有我的日子要过。那个月夜，那片杨树林，那句“带我走”，就留在那儿吧，留在1977年的夏天，留在那些知了声和月光里。
风继续吹，杨树的叶子还在哗哗响。我听见厨房里张兰喊我：“老刘，进来端菜！”
我应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几排杨树。它们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树叶翻动着银白和深绿，像是有人躲在里面朝我招手。
我笑了笑，推门进了屋。
屋里灯光暖黄，桌上摆着几盘菜，张兰正在盛饭。我坐下来，接过她递来的筷子，夹了口菜放进嘴里。就是家常的味道，咸淡刚刚好。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杨树叶子还在响。晚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丝丝的，带着夏天的气息。
又到了蝉鸣的季节。
我吃着饭，忽然想起老太太说的那句话：“她说这事儿她记了一辈子。”我端着碗，看着碗里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心里头又酸又暖。
一辈子。多长的一辈子。
她记了一辈子，我也记了一辈子。只是人这一辈子，有太多东西没法回头。那个夏天晚上的决定，哪怕再来一百次，我也还是会说“我不能带你走”。因为带她走了，我未必能给得了她好日子。她后来嫁的那个周技术员，不喝酒不骂人，对她好，那才是她该过的日子。
可那晚她站在月光底下攥着我袖子的样子，那句“带我走”，那份孤注一掷的勇气，我忘不了。也不想忘。
吃过晚饭，我帮张兰收拾了碗筷。她看电视去了，我搬了把椅子又坐到院子里。月光挺好的，跟四十年前那个晚上一样，银白银白的，洒了满地。
杨树的叶子上沾着露水，在月光下亮晶晶的。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那个蓝印花布包，那双布鞋，那双手套，还有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条。
“路上穿。巧。”
“天冷了。巧。”
“小勇哥，我走了。你别找我。”
我笑了。对着满院的月光，对着沙沙响的杨树叶子，对着这个陪我走了半辈子的夏天夜晚，我笑了。
我知道她也在某个地方看着这样的月光，身边有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有女儿有孙女，日子过得平平安安的。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月光照在我手上，手背上那些老年斑在银白的光里显得淡了些。我抬手摸了摸脸，胡子拉碴的，该刮了。
院子外面传来远远的狗叫声，还有谁家电视里播新闻的声音，模模糊糊的。杨树的叶子还在响，沙沙沙沙，像是讲故事，又像是唱一首唱不完的歌。
我站起身，在月光底下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两声，老了。可心里头那片亮堂堂的月光，还是四十年前的模样。
我转身往屋里走，推门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一眼。杨树底下那片月光里，仿佛有个瘦瘦小小的影子，碎花布衫在风里飘着，辫子搭在肩上，正朝我笑。
我也朝她笑了笑。
然后我关上门，屋里的暖黄灯光把我裹了进去。张兰在沙发上回头看我：“咋站那么久？”
“看月亮。”我说。
她笑了笑，“有啥好看的，天天都有。”
我走到她旁边坐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温温热热的，掌心有薄薄的茧，是这么多年操持家务磨出来的。我攥紧了些，她反手也攥了攥我。
电视里正放着什么连续剧，男女主角在吵吵闹闹地谈恋爱。张兰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点评两句。我靠在她肩膀上，闭着眼听窗外的风声。
杨树叶子还在响。
又是夏天了。
晚上躺下的时候，我翻了个身，张兰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绵长。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银白。
我闭上眼睛，眼前又出现那片杨树林。月光、知了声、碎花布衫、滚烫的手心。
还有那句话。
“小勇哥，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
我在黑暗里笑了。笑着笑着，眼角有些湿。我抬手擦了擦，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张兰用的那种雪花膏的味道，淡淡的，很好闻。
我慢慢睡着了。
这回没做梦。
第二天早上醒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张兰已经起来了，厨房里飘着粥的香气。我坐起身，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两个鸡蛋，已经被洗干净了，搁在小碟子里。
我拿起来看了看，蛋壳上裂纹还在，但蛋清蛋黄已经被张兰弄出来做了炒鸡蛋，就搁在桌上。黄澄澄的一盘，配着白粥咸菜，看着就让人有胃口。
我穿了衣服下床，走到院子里洗漱。杨树的叶子上还挂着露水，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
张兰在屋里喊：“老刘，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拧开水龙头，凉水哗哗地冲在手上。我抬起头，看着头顶那片绿油油的杨树叶子，太阳从叶缝里漏下来，晃得我眯了眯眼。
风吹过来，树叶哗哗响。
我关上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杨树。
晨光里，树影婆娑，叶片翻动着银白和翠绿。
我笑了笑，推门进了屋。
“来了来了。”
屋里粥香四溢，张兰在桌边摆着碗筷。我坐下来，端起那碗热粥，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喝了一口。
米香绵软，顺着喉咙滑下去，暖了胃，也暖了心。
窗外，杨树叶子还在沙沙响个不停。蝉声还没起来，要到晌午才叫。这会儿院子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和屋里碗筷相碰的轻响。
我夹了一筷子炒鸡蛋放进嘴里，嫩嫩的，咸淡刚好。
“好吃。”我说。
张兰笑了，“那多吃点。”
窗外的光越来越亮，新的一天开始了。院子里的杨树在风里轻轻摇晃，叶子哗哗地响，像是谁在说着什么。
我听了一会儿，没听清。
但我知道，那是夏天的声音。
是我十九岁的夏天，也是我六十岁的夏天。是同一个月亮底下的杨树林，是同一个风吹过来的方向。是那句没说出口的“跟我走”，也是那句终于放下了的“你过得好就行”。
风继续吹。
杨树继续响。
日子继续过。
我吃着早饭，看着窗外那片摇晃的绿荫，心里头安安静静的，像一池没有风的水。
那些年的人，那些年的事，都沉在池底了。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不再翻腾，也不再硌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陪着我，过完这一辈子。
我放下碗，抬头对张兰说：“吃完饭我去镇上买点菜，晚上包饺子吧。”
张兰说好。又问：“啥馅的？”
我想了想，“韭菜鸡蛋的。”
她应了一声，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我推开窗户，让晨风吹进来。杨树叶子随风翻动，有几片飘进屋里，落在窗台上。
我捡起一片，看了看，又放下。
然后我拿起外套，推门出去。
阳光铺面而来，暖烘烘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往镇上走去。路边的油菜花已经谢了，结出细长的荚子。田里有人在插秧，弯着腰，一排一排往后退。
我走在田埂上，脚步踏实的，一下一下踩在泥土路上。
身后是柳河村，是我长大的地方，是她住过的地方，是那片杨树林在风里摇晃的地方。
身前是镇子，是菜市场，是今天的饺子馅，是晚上的热汤和灯光。
我走得不快不慢，正好能听见风从耳边吹过去的声音。那声音里，有蝉鸣的预告，有树叶的私语，也有四十年前那个夏夜，一个姑娘在月光底下说的那句话。
那句话现在已经不疼了，变成了一块温润的石头，搁在心底最软的地方。不硌人，但永远在那儿。
田埂尽头就是大路了，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阵尘土。我拍了拍裤腿上的灰，继续往前走。
太阳升高了，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我走着走着，忽然想唱两句。就哼起了年轻时在部队上学的歌，调子跑了也没关系，反正没人听见。
风吹着，我走着，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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