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局势不断将以色列推上全球媒体的风口浪尖。报道里，它时而被视作进攻方，时而被视作防御方；时而被描述为追随美国政策的盟友，时而又是敢于违背华盛顿立场的国家。几乎每次都会抛出同一个问题：以色列下一步会怎么做？
配图：以色列国旗
但对以色列政治的内部分析得出一个充满矛盾的结论：想要长期预判以色列政界领导层的行为极其困难，首要原因就是领导层本身很少做长远考量。
而政治体系逻辑完全不同。
以色列领导层很大程度上只为当下任务活着。现在打仗，就要解决战争问题；联合政府出现危机，就要保住内阁；举行选举，就要争取胜选；一旦出现经济、社会、外交难题，全部资源就会扑上去解决眼前麻烦。
于是政治运作常常如同不停扑灭眼前的火情。当当下的火情成为头等大事，就很难预判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威胁、利益、政治局面会重新洗牌，明天的火，就留到明天再想办法扑灭。
正因如此，“以色列下一步会干什么” 这个问题，往往没有预先备好的政治答案。
外界无法预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只有当 “明天” 变成 “今天” 的时候，才会对明天做出决策。
我们来看看这套逻辑在以色列政治内部如何运转。
以色列社会政治语境中有一个特有说法«нахон ле‑айом»（希伯来语：只适用于今日）。这个短语使用太过平常，人们往往不会察觉它的特殊含义：政党民调支持率只代表当下；联合政府只在当下存续；军事局势只按当下评估；各项协议也只对当下有效。
但这句日常用语，恰恰精准折射出以色列政治的一大根本特质。在以色列政治体系里，“明天” 的权重远低于 “今天”。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政客没有数年长远思考的能力，也不是国家不存在战略规划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部门都设有相关机构。总理办公室下属部门法定职责就是开展长期规划；早在 2012 年政府就曾尝试建立 5‑15 年社会经济规划制度。
问题出在别处：战略规划总是向现实紧急需求让步。
导弹来袭，先处理导弹威胁； 伊朗威胁显现，就全力应对伊朗； 联合政府濒临垮台，首要任务保住内阁； 选举来临，目标就是赢得选举； 兵员短缺，立刻解决征兵问题； 物价飞涨，紧急出台抗通胀措施。
至于这些决策会在 5 年、10 年、20 年后把以色列带向何方，就被搁置，直到该问题本身也变成迫在眉睫的今日危机。到那时，又会当做紧急事件仓促处置。
这种行为模式有着客观历史根源。自建国起，以色列就长期处在高强度外部威胁之下：战争、起义、恐怖袭击、导弹袭击、伊朗、真主党、哈马斯，持续迫使政治体系在有限时间内做出抉择。
更准确地说，并非以色列每个月都真正面临生死存亡，但以色列政治体系习惯把每一轮新威胁解读为潜在生存危机。对于这样体量、这样历史的国家，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紧急状态慢慢不再只是外部环境，而演变成一种政治思维模式。
由此催生系统性弊病。
10 月 7 日之后，该问题不再只是学术讨论。
2025 年 11 月，国家监察署披露：多年间以色列曾六次尝试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构想，没有一份得到政府或军政内阁批准。上一份完整战略评估 2015 年提交政府；2020、2022 年相关报告根本没有送达内阁；战略管理小组 2017 年实质上停止工作，系统性执行监督 2018 年就已经终止。
10 月 7 日之后，以色列甚至专门出台《2025 国家安全战略法案》，强制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在 150 天内拟定并通过政治‑安全战略。出台这部法律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国家试图用立法逼迫政治体系跳出危机视角，思考更远的未来。
也就是说，著名的 “只看当下”，已经渗透到制度层面。
从这个视角看阿维格多・利伯曼正在成型的政治策略，可以完美诠释这套 “三日政治” 逻辑。
第一天：选举阶段。当下不需要敲定谁当总理。贝内特要争取自己选民，艾森科特争取自己的，利伯曼争取自己的。不必让贝内特支持者提前认可艾森科特，也不必让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НДИ）选民投票时顾及别的政党。当下任务十分明确：为本阵营拿到尽可能多选票，内部博弈中不丢失任何席位。
谁出任总理，不属于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组建联合政府。选举落幕，一个全新现实浮现。艾森科特拿到多少席位？贝内特多少？利伯曼多少？极端正统派政党能否进入议会？阿拉伯政党结果如何？内塔尼亚胡能不能单独组阁？
到这时才开始处理下一项任务。
得票最多者未必就能当上总理。以色列已经出现过贝内特政府，他的政党议员席位寥寥无几。关键往往在于：谁是组建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那一块拼图。
利伯曼就给自己留足这样的空间。他不需要在席位数量上战胜艾森科特、贝内特；只要成为组阁绕不开的那个人即可。
所以他竞选主张还有一层个人算计：投给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不只是为政党纲领；投票让利伯曼拿到席位，他就可以成为拼凑未来联合政府的关键，甚至获得领导内阁的机会。
简言之：先解决今天的选举；明天再解决组阁。
那后天呢？
最关键的部分就在这里。假设联合政府组建完毕，总理就位，各部席位分配完成。这时才抛出第三个问题：这届政府打算把以色列带向何方？
恰恰在这里，未来联合政府几乎所有潜在参与者，都存在巨大分歧。
如今潜在执政阵营，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的共同纲领。
更进一步，利伯曼刻意主张部分原则性议题大选前完全不要讨论，防止潜在盟友产生分裂。从选举策略角度可以理解，但放到国家治理层面，极具警示意义，本质上暗藏风险。
这就是当下政治格局下，以色列未来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的根源。
这套逻辑背后是近乎功利的权力观：先赢得选举，再拼凑内阁，敲定总理，瓜分部门，之后再来讨论国家要去往何处。
可问题在于，这样的联合政府成立之后，以色列前进方向不会依照长远国家利益来确定，而是受制于联合政府内部妥协。战略路线不由预设目标决定，而是由 61 个议会席位的算术、盟友之间的相互否决权、职位分配、保住内阁、熬过一轮又一轮政治军事危机来决定。
逻辑完全颠倒。正常战略模式：先确定国家想要建成什么模样，确立目标，再制定纲领，围绕纲领组建政治联盟。而以色列现实常常反过来：先找当下可以达成妥协的人组建联合政府，再从各方互相冲突的利益夹缝之中，摸索国家还能推行什么样的政策。
于是 “只看当下” 不再只是选举话术，而变成不断复制困境的运行机制。今天首要任务拿席位；明天任务组建政府；后天任务防止内阁垮台。国家终极走向，又被搁置到下一个 “当下”。
利伯曼并不是孤例。
贝内特思路大同小异。他当下的任务：证明 10 月 7 日之后以色列必须推行更强硬安全政策，重塑军队，调整对伊朗、真主党、加沙、卡塔尔以及国内治安的对策。但落实这些举措之后，以色列应当变成什么样，就留给以后。
内塔尼亚胡也遵循同一套逻辑。当下要以有利条件结束战争，遏制伊朗，保障军队行动自由，维系对美关系，拿到新的政治授权。加沙最终格局、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国内深层变革，又可以向后推迟。
艾森科特相对更想要跳出这套模式。正是他与尤利・埃德尔施泰因推动出台 2025 年 6 月 11 日生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法案》。该法律首次要求新政府成立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政治‑安全战略，政府 150 天之内予以批准。
这部法律本身几乎等于官方承认制度弊病：需要靠法律强制政治体系，不能只盯着眼前过日子。
以色列完全可以落地宏大的长期战略。海水淡化、国防工业、反导防御、能源、高科技、基建、科研，诸多领域都有长达数十年的规划落地。
所以问题不在于整个民族缺少战略思维。矛盾主要出现在需要做出政治抉择的领域。技术层面确定要建多少海水淡化厂，相对简单。
而回答二十年后以色列该是什么样子：边界何在、谁必须服兵役、国家犹太属性与民主属性如何平衡、巴勒斯坦人命运、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就无比艰难。
这类议题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会打破现有部分政治共识。于是搁置就成了最省事的选择。
“解决今天麻烦，明天再说明天事” 的策略有巨大优势：赋予以色列极强适应能力。危机来临，国家可以极快动员人力、资金、技术、机构。别的国家数年完成的事，以色列数月甚至数周就能做到。
但代价是：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极强，预防下一场危机的能力却很弱。
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体系被眼前威胁缠身，无法做长远决策；悬而未决的战略矛盾慢慢酿成新危机；新危机又要求全部力量扑向当下；长远解决方案再度延后。
这时 “只看当下” 不再只是一句俗语，它演变成国家治理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很难预判以色列长期走向。它的政治体系，今天忙于选举，明天忙于组阁，之后又要忙着保住内阁、应对安全危机、经济难题或是新的外交挑战。
很大程度上，谁赢得选举、组建怎样的联合政府、谁坐上总理职位，都不是决定性因素。任何执掌以色列政府的人，首要任务永远是扑灭眼前的火情。
所以以色列短时间内的行动有时尚可预判：早上看哪里爆发新火情，大致就能推测政界傍晚要做什么。
但仅仅是到今天傍晚而已。
到了明天，威胁、利益、外部压力、机会全部重新组合，以色列又会根据全新的 “当下” 做出决策。
这也是外部观察以色列最大难点之一：理解它，不要看它五年、十年之后想要去往何方，而是要看它此刻正在扑灭哪一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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