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研制是团队工作，我的背后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国家。
——陈一坚
2026年8月24日清晨7时50分，西安。一位老人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享年96岁。
他叫陈一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歼轰7"飞豹"飞机总设计师。讣告上的头衔很简短，可这几个字背后，是一段几乎与中国航空工业同龄的人生——从战火里逃命的少年，到亲手把一架架战鹰托举上蓝天。
他的故事，得从一个防空洞讲起。
一、防空洞里，藏着一个少年的痛
1930年6月，陈一坚出生在福建福州。父亲陈昭奇早年留学日本学机械工程，回国后在大学机械系执教，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
陈一坚的童年，没有太多安稳可言。1941年4月，福州沦陷，年幼的他随父亲任教的学校一路南迁到南平。那里没有像样的防空洞，日本飞机一来，他就跟着大人往山上跑。
很多年后，陈一坚仍清楚记得那样一幕：日机飞得极低，低到人站在地上，连飞行员的模样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那种肆无忌惮，那种"有国无防"的憋屈，像刀一样刻在一个孩子心里。
而真正让他记了一辈子的，是另一个场景。一次躲避空袭，防空洞里，一位年轻的母亲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她害怕孩子的哭声被头顶低飞的日本飞行员听见，招来杀身之祸，就用喂奶的方式捂住孩子的嘴。可慌乱之中，孩子竟被活活闷死了。
一个还没看清这个世界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防空警报声里。
防空洞里悲痛欲绝的哭声深深刺痛了陈一坚。
"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这个问题，从此在陈一坚的脑海里反复回响。那种"无还手之力"的切肤之痛，让他第一次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航空报国。
后来，他填了一阕《江城子》来记这段岁月，其中一句是："狼烟四起曾相识，泪如倾，气填膺。"
这份从痛里长出来的志向，成了他一生所有选择的总开关。
二、三个志愿，全填了航空
1948年，厦门大学航空系招生。18岁的陈一坚做了一件让旁人惊讶的事——他把三个志愿，全部填上了新设置的航空专业，一个退路都不留。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决绝，他说："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人欺侮。"
这句话，朴素得像一块石头，却压得住他此后一辈子的方向。
三年后，他转入清华大学航空系学习。1952年毕业，他被分配到国营122厂。那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年轻的陈一坚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不是造新飞机，而是维修从抗美援朝战场上退下来的、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战机。
工作三班倒，条件艰苦。更棘手的是语言：他当年学的英语，而当时的技术图纸、资料清一色是俄文。怎么办？他用了短短几个月，硬是把俄文图纸啃了下来，学会了查阅俄文资料，开始上手仿制飞机。
这段经历放在今天看，有个特别朴素的道理藏在里面：真正的本领，从来不是等条件齐了才练出来的，而是缺什么，就咬着牙补什么。一个刚毕业的学生，面对一堆看不懂的图纸，没有抱怨环境，也没有等待"更好的机会"，而是就地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能用的人。
三、恩师徐舜寿，和那排简陋的平房
1956年，是陈一坚人生里又一个转折点。
那一年，新中国组建了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陈一坚作为第一批飞机设计专业人才加入其中，迈出了中国飞机从仿制走向自主设计的第一步。
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恩师——徐舜寿。
那时的设计室，条件简陋得令人心酸。可徐舜寿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做了一件对陈一坚影响至深的事：没有把这位年轻人当成一颗"螺丝钉"钉在某一个环节，而是让他参与到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等飞机设计的全过程。
陈一坚后来回忆，正是这段经历，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的"启蒙"。
一架飞机，从图纸到蓝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只有看过全局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每一个零件、每一道翼型为什么这样设计。徐舜寿给他的，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系统的眼光。
在这排简陋平房里，陈一坚参与了歼教1、初教6、强5、运7等多个型号的设计研制。每一架战鹰的腾空，都镌刻着那一代航空人从零起步、向天图强的印记。
多年后回望，陈一坚最深的感慨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多远，常常取决于他年轻时，有没有遇到一个愿意把他放进"全局"里锤炼的人。而这种传承，会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四、"量力而行"，他加了四个字
真正让陈一坚青史留名的，是"飞豹"。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各军事强国纷纷推出新型歼击轰炸机。中国的"飞豹"项目，也在这个背景下上马。
陈一坚被任命为歼轰7"飞豹"飞机的总设计师。这是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歼击轰炸机，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原准机可以借鉴模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可更难的，还在后头。
1981年，由于国家财政紧缩、军费削减，"飞豹"战机被从重点型号，降级成了一个"量力而行"的项目。经费停拨，配套单位纷纷停止研制，项目几乎陷入停滞。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境？团队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真正参与过飞机设计全过程的，只有陈一坚等寥寥几个人。外界甚至有人质疑："这能设计出先进战机吗？"
陈一坚没有动摇。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只有四个字的决定——他顶着压力，在"量力而行"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
副总设计师高忠社后来回忆，就是这四个字，"大家的信心一下子就上来了"。
"量力而行"是现实，"有所作为"是志气。陈一坚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无视困难，而在于他清楚地看见了困难，却选择在困难的夹缝里，硬生生挤出一条路。他对大家说：艰苦奋斗，照样可以设计飞机。
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他们就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处理成千上万组数据；没有绘图软件，他们就用铅笔和尺子，在图板上一点点画出数万张图纸。
1982年，命运终于出现转机，"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
五、"为减轻一克重量而奋斗"
设计"飞豹"的岁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
那时候的"航空试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一批：临时搭建的芦席棚，露天的运动场。到了夜晚，设计人员就借着路灯的光，完成当时国内最庞大、最复杂的飞机地面模拟试验。不远处，强度试验室也是设计院职工自己动手建起来的——没有院墙，陈一坚带着大家白手起家，搅拌水泥、砌筑砖墙的，全是飞机设计师。
为了解决地面试验中暴露出的技术问题，陈一坚牵头成立了机头、气动布局、动力路线等六个攻关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啃。
有一次，全机设计出现了超重。这对一架飞机来说，是致命的。陈一坚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口号——"为减轻一克重量而奋斗"。他带着团队梳理出150多个减重办法，最终超额减重10多公斤。
还有一次，挂架与武器不匹配。他带领强度设计师通过计算确定载荷范围，研究改进挂架，首创了翼尖侧向挂弹、投放副油箱的设计。
最惊险的一次，是年轻技术人员提出了"伺服颤振"的问题。在飞机设计中，这往往是要命的隐患。有人觉得年轻人小题大做，陈一坚却坚持："宁信其有，再麻烦也要改。"他扩展模拟台，反复试验，修改设计，最终成功排除了这一重大隐患。
环控救生专家莫文炜至今记得一个细节：火箭弹发射试验有一定危险性，可每一次，陈一坚总是等到红色信号弹发射之后，才最后一个撤离现场。
身先士卒，不是一个姿态，而是一种习惯。越是危险、越是关键的地方，越能看到他站在最前面。这不是口号能装出来的，而是一个把飞机当成孩子、把责任扛在肩上的人，自然而然的选择。
六、用落后30年的技术，造出超前30年的飞机
"飞豹"的研制，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心结。
项目启动不久，陈一坚随队前往德国"狂风"战机制造总部参观。外方在展示歼击轰炸机时，用一道玻璃挡在了前面——不让你靠近，不让你看清，更不让你摸。
那道玻璃，像一记耳光，抽在每一个中国航空人的脸上。
陈一坚把这份屈辱咽了下去，转化成了一股劲。他做了一件在当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打破旧的规范体系，拍板决定"飞豹"的设计规范要与国际接轨。采用诸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于是，50多岁的他，开始自学。他买来许多书籍资料，先扫盲，再自学编程，亲手编写出简单的飞机设计运算程序。在他的推动下，"飞豹"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种之一。
这是一个极其动人的细节：一个年过半百的总设计师，没有躺在资历上，而是像刚入行的年轻人一样，从头学一门全新的技术。在真正的难题面前，年龄从来不是借口，好奇心和学习能力，才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保鲜剂。
从1988年首飞，到1998年正式定型，"飞豹"又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漫长试飞，仅试飞就进行了1600多次。
有一次试飞前，陈一坚问后来成为新"飞豹"总设计师的唐长红："飞机的机身和零件，你都摸过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笑了，说了一句让人动容的话：
"我们研制的飞机，就像自己的孩子，对它倾注感情，才能负起全责。"
1998年，"飞豹"正式定型。前后研制费用，不到10亿人民币。国外媒体评价："不可理解，无法想象！"
陈一坚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至今仍是航空史上的经典：
"我们是用落后世界30年的技术手段，研制出超前30年的飞机。"
七、一代飞豹，一种精神
1999年，"飞豹"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陈一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面对潮水般的赞誉，这位老人平静得近乎淡然。他说：
"飞机研制是团队工作，我的背后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国家。"
他没有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飞豹"从一纸图纸到冲上蓝天，是几代人、几十个厂所、成千上万人共同扛下来的。
退休之后，陈一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他深知，一个人的成就再大，终究是有限的；只有把火种传下去，航空报国的事业才能生生不息。
2003年，陈一坚受邀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清华园。站在恩师徐舜寿的塑像前，他若有所思。当年跟徐舜寿在一排排简陋平房里研制歼教1的时候，他的年纪，就和台下这些年轻学子相仿。
他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投身航空事业，就必须有思想准备，把毕生精力献给这项伟大事业。"
这句话，是他用一辈子换来的。从防空洞里那个仰头望天、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的少年，到把"飞豹"托举上蓝天、又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里的老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人，该怎样把个人的生命，焊进国家需要的时代洪流里去。
陈一坚院士走了。他设计的战鹰，仍在长空翱翔，守卫着祖国海疆。
他的一生，浓缩成了五个词，被后人称作"飞豹精神"：
献身航空的报国精神、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科学严谨的求实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激情和谐的团队精神。
这二十个字，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它们是从防空洞里的眼泪、手摇计算机的嘎吱声、芦席棚里的灯光、玻璃墙前的屈辱、1600次试飞的惊险中，一句一句熬出来的。
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和科研工作者来说，陈一坚留下的，不只是一型战机，更是一面镜子——
立大志，从来不是喊出来的，是痛出来的；成大业，从来不是等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这世上没有谁是一帆风顺走到山顶的。真正的强者，都是在看清了现实的难之后，仍然选择把"量力而行"活成"拼搏作为"的人。
飞豹冲天，是一个少年用一辈子兑现的诺言。
陈一坚院士千古！
参考资料：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航空工业一飞院：《他用一生托举"飞豹"——送别歼轰7总师陈一坚院士》（2026-08-24）
- 科技日报：《敢为人先驯"飞豹" 矢志航空戍天疆——追记歼轰7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2026-08-24）
- 中国工程院院士、歼轰7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讣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 腾讯网/企鹅号：《他用一生托举"飞豹"——送别歼轰7总师陈一坚院士》（2026-08-24）
彤和彤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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