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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一代代四川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接续书写着辉煌灿烂的壮丽史诗。江山之雄、文物之盛，人才辈出、文脉昌盛，在今天，依然是推动和鼓舞我们勇毅前行的宝贵文化财富和磅礴精神动能。
为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巴蜀历史文化十讲》，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传播与普及巴蜀历史文化，多角度呈现巴蜀 4000 余年的丰厚历史与灿烂文化，热情讴歌四川人民开放开明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奋争意志和披荆斩棘的创造精神，以期从历史文化的浩瀚空间获取绵延之力量和不竭之营养。我们将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巴蜀历史文化十讲》
第七讲 带砺山河（四）
戊戌二君
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杨）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
——（民国）《清史稿》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虽仅历103天即告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的推动和影响，尤其是“戊戌六君子”所展示的人格力量和光辉形象，却彪炳史册、令人景仰。
这六人中，杨锐、刘光第均是四川人。在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覆亡的最黑暗时刻，他们的英名像划破天际的明星，照亮了黎明前夕的夜空。
杨锐（1857—1898年），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出身书香门第，向以勤学厉行知名于乡里；及长，受聘入张之洞幕府，掌管机要文牍。
1889年，他获擢任内阁中书，旋即以劳绩升为内阁侍读。
1895年，康有为在京发动“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杨锐积极支持，亲署其名。8月底，杨锐同宋育仁等参加康、梁发起组织的“强学会”；1898年春，杨锐、刘光第联合在京川籍官绅成立川人组织的第一个学会——蜀学会；此后，先后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并与川籍维新志士组成保川会，广泛宣传爱国自强、维新变法思想。9月初，杨锐获光绪帝召见，详述维新变革之道，颇得赞许；旋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人被拔擢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掌握维新大权，时称“军机四卿”。后因形势急转直下，光绪帝乃授杨锐“密诏”告之政变危机，杨锐坦陈应对之策。事败后，他拒绝出逃，从容赴死。杨锐在学术、诗词方面也卓有成就，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幼年丧父，家贫，勤读，24岁中进士。5年后，方筹得行资，赴京任刑部候补主事。
在清末腐败盛行、受贿成风的官场，刘光第洁身自好，“清贫刻骨”而初衷不改，以至家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1894年，作《甲午条陈》，力主维新变法，影响甚广。1898年2月，刘光第偕同友人杨锐等14名川籍代表欣然参加保国会。8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器识宏远，廉正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受召见时，刘光第力陈变法维新之策，获赐作为“军机四卿”之一主持新政。这是刘光第宦海生涯的顶点，也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点。刘光第是著名爱国诗人，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梁启超评曰“诗在韩杜之间”。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9月21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百日维新”迅即失败，杨锐与刘光第等六君子被捕。
杨锐与刘光第，年龄相差两岁，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定格在了1898年那个肃杀而清冷的深秋。在新生的思想面前，晚清的统治者们惊恐万分，对维新志士未加审讯，就下即行处斩之命。9月28日，北京菜市口法场，六君子慷慨就义。受刑前，刘光第仰天长叹：“吾属死，正气尽！”昂然不跪，身首异处后，身躯仍“挺立不化”，时人皆言“刘君不死”。
不久，杨锐、刘光第灵柩皆返回蜀中安葬。沿途人民结队相送，燃香设供，遥相祭奠。
为了纪念杨锐，后人曾在绵竹小西街建“杨公祠”，后又在今绵竹人民公园内修建杨锐广场，为其塑像，并镌张之洞题词“双泪落君前，大江滚滚怀人远；文名余死后，绵竹亭亭出县高”。刘光第身后，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1987年，刘光第迁葬于富顺县烈士陵园旁。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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