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把院门吹得吱呀响，翠萍蹲在菜地里择一把枯黄的韭菜。一片落叶贴上她后脖颈，凉飕飕的。
她正要直腰，门口响起脚步声。呲啦一声，一个信封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落在地上。
翠萍走过去，蹲下拾起。信封上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只有三个字，林秀荣收。
她折开信封，里头一张纸，上头一行字：
峨眉峰，第二棵槐树下，替我挖出来。
翠萍的手开始发抖。峨眉峰，余则成的代号。三十四年了，头一回有人在她跟前提起这三个字。
她抬头望向院外那排光秃秃的槐树，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纸。谁写的？余则成还活着？树底下埋的是什么东西？
翠萍攥着信纸，指节捏得发白，半晌没有动弹。
01
1976年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早。
翠萍把韭菜搁进竹篮里，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她弯腰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又看了一眼手里的信纸。
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左手写的，笔画却有力，落笔处能看出是支老钢笔。墨水是蓝黑色的，放久了有点发乌。
她推开堂屋的门，屋里暗沉沉的。靠墙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盏罩子灯。她把信纸平铺在桌上，拉亮了灯，凑近了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峨眉峰，三个字刺得她眼睛发酸。
她拉开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黄纸包。
纸包里是一本旧得封皮都褪了色的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边角起了毛，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中间隔了一拳头的距离。
男的穿长衫，女的穿碎花棉袄，对着镜头都没笑。
翠萍摸着照片边角，指头在男人脸上停了停。
余则成。
她记得照相那天是个秋后晴天，阳光打在身上暖洋洋的。
照相师傅说，二位靠近一点。
两人都没动。
师傅又催了一遍，余则成才朝她这边挪了半步，肩膀碰着她的肩膀，就那一下，两个人像被烫着似的，同时往外让了让。
后来那张照片洗出来，两人之间始终隔着那半拳头的距离。
翠萍把照片重新夹回本子里，合上，塞进抽屉最里头。她坐在床沿，盯着窗外那排槐树看了很久。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什么都看不清。
晚饭没吃。她躺下，又坐起来，把那封信折了又展开，展开了又折。
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的那个冬夜，余则成也是这样，把一个东西往她手里一塞，说了一句话，转身就没影了。那一走，连个信儿都没有。
翠萍把信纸压到枕头底下，侧身躺下。外头起了风，槐树光秃秃的枝桠被吹得哗啦啦响，扫着屋檐，一声一声的。
她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邻居陈淑英端着碗过来串门，看见翠萍蹲在院子里磨铁锹，愣住了。
“秀荣，你磨这个做啥？”
翠萍头也没抬：“翻地。”
“这月份翻什么地呀？”陈淑英凑过来，“你家那不是都收完了吗？”
翠萍没接话，磨完一面，换了另一面。磨石上吃出水来，沙沙的响。
陈淑英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端着碗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嘀咕了一句：“奇了怪了。”
翠萍等陈淑英走远了，才停下手里的活。她站起来，把磨得锃亮的铁锹靠在槐树干上，抬头望向树冠。
第二棵槐树，从东头数。她心里数了一遍，确认没错。
但她没急着动手。
她又等了一天。
这一天里她把院子扫了三遍，把屋里的桌椅擦了两遍，把余则成留下的那本旧书从箱底翻出来，一页一页翻过去。
书是《三国演义》，扉页上写着他的名字，笔迹清瘦。
她识字不多，还是当年在北平，他一个字一个字教她的。
“这个字念什么？”
“等。”
“等什么？”
余则成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把书合上，放回书架。
翠萍把书合上，放回箱底。她站起身，拿起靠在槐树干上的铁锹，朝东边那棵第二棵槐树走了过去。
铁锹插进土里的时候，她听见自己的心跳，闷闷的，一下一下，像那年藏在米缸后面听见敲门声。
她深吸一口气，一锹一锹往下挖。土冻得发硬，铁锹碰上去蹦出火星。她咬着牙，换了个角度，脚尖踩着锹背，一寸一寸往下压。
大约挖到三尺深，铁锹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翠萍蹲下来，用手拨开土。土里埋着一个铁盒子，巴掌宽，一尺来长，锈迹斑斑，锁扣上挂着一把同样锈蚀的锁。
她把手伸进棉袄夹层，摸出那把铜钥匙。
钥匙一直贴身缝着，布料磨薄了一层。
她拿钥匙对准锁孔，插进去，拧了一下，没动。
又拧了一下，锁芯发出嘎嘣一声轻响，锁开了。
翠萍掀开盒盖，里面塞着一层油纸，油纸已经发脆，边角碎成了渣。她一层一层揭开来，底下压着几样东西。
一沓发黄的纸，上面写着密密的字，看不太清。半枚钥匙，断口整齐，像是被刻意折断的。还有就是一封信，叠得方方正正，封皮上没有字。
翠萍拿起那封信，指头摩挲了一下纸面。信纸很薄，边缘发毛。她展开来，里头只有一页纸，字迹密密麻麻的，写得急，后头几行字有些潦草。
她戴上老花镜，凑到光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信写的是：
秀荣吾妻，见字如面。
南下后任务受阻，组织断联，难归。
此后须改名换姓，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若你读到这封信，说明我已回不来。
铁盒中另有密文，抵十余年后可破。
内有渡口线索，名为沙湾码头。
他日若有机缘，可予你一个交代。
余则成，民国三十二年冬。
翠萍看了两遍，把信纸轻轻折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她又拿起那沓密文纸，翻来覆去看了看，上面横七竖八的，像是账本又像是乱码。她看不懂，但她认得那笔迹，清瘦有力，是余则成写的。
翠萍把铁盒抱在怀里，坐在冻得发硬的土堆上，没有哭。她只是坐着，望着那棵秃了叶子的槐树，望了很久。
风穿过枝杈呜呜地响。她又想起那年冬夜，他把钥匙塞进她手心时说的是：“第二棵槐树下，有样东西留给你。如果我没回来——”
话没说完，窗外的响声打断了他。
翠萍低头看着手里的铁盒，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被风卷走了，没人听见。
她说：“你到底还是没回来。”
02
1942年的秋天，北平入城的路口设了三道岗。
翠萍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手里挎着一只旧竹篮，沿着城墙根一步一挨地走到正阳门。
岗哨上的伪军翻了她的良民证，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好几遍，又打量了她一通。
“从哪儿来的？”
“丰台。”
“进城做什么？”
“投亲戚。”
“哪家亲戚？”
翠萍报了条胡同的名字，说婆家在那边开杂货铺。
伪军把良民证还给她，挥了挥手。
翠萍低头走进去，心里记着门牌号，拐了两个弯，找到那间门上挂着“德兴杂货”牌子的铺面。
铺面不大，一间门脸儿，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柜台后头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穿一件灰布长衫，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一截手腕。
他看见翠萍，脸上没显出什么表情，只点了点头，说：“到了？”
翠萍也点了点头：“到了。”
这就是她和余则成的头一回见面。
没有寒暄，没有握手，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
后屋有一张小床，一个搪瓷盆，一条旧毛巾。
余则成把床让给她，自己在前头的柜台上趴了一宿。
那天夜里翠萍没睡着，听着前头翻书页的声音，翻了一夜。
杂货铺的日子是从早到晚的。
天亮开门，落黑上门板。
余则成管进货，翠萍管铺面。
街坊来打酱油、买针线，翠萍笑着接话，算账麻利，没过多久，周围人都知道德兴杂货的老板娘是个利索人。
只有到了夜里，关了门板，两人坐在后屋的油灯底下，她才知道这个利索人的身份是什么。
米缸是空的，米的底下压着一层暗格。
翠萍隔三差五地从暗格里取出一张纸条，照着余则成教她的法子，把字抄在账本的空页上，用米汤浸了，晾干，字迹就显出来。
她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儿。
头一回接应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差点把纸条攥烂了。
余则成在旁边看着，没说重话。
他把纸条从她手里抽出来，展开，抚平，放在灯底下烤了烤，然后说了一句话：“手不要抖，一抖就漏了。”
翠萍记住了。从那以后，她的手再没抖过。
转折出在十一月里。
那天午后，一个穿黑棉袍的男人进店来，说打半斤酱油。
翠萍接过瓶子，转身去缸里舀，余光瞥见那人手指头敲着柜台面，三下，又两下，顿一顿，又三下。
她的心跳了一下，没接这个暗号，装作没看见，回身把酱油递过去。
那人也不急，付了钱，拎着瓶子走了。
翠萍等人走远了，赶紧回到后屋，把暗格里那张没来得及取出的纸条拿出来，塞进鞋底里。她刚蹲下把鞋带系好，门外就响起了拍门声。
“开门，查户口的！”
翠萍理了理头发，走过去拉开门栓。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一个手里夹着登记簿，另一个上下打量她。
“你家掌柜的呢？”
“进货去了。”
“姓什么？”
“姓余。”
“户口本拿出来。”
翠萍转身进屋，从抽屉里取出户口本，递过去。那人不接，只盯着她看。
“你这铺子，什么时候开的？”
“去年秋后。”
“去年秋后？”那人哼了一声，“我怎么听说这铺子原来是个卖杂粮的？”
翠萍说：“那是前头一任东家，盘给我们了。”
“盘了多少钱？”
翠萍低头想了想，报了个数，正是余则成事先教过她的。那人盯着她看了半天，终于把登记簿夹在腋下，转身走了。
翠萍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
晚上余则成回来，她把事情说了。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应对得对。”
翠萍说：“那人明天可能还来。”
“不会。”余则成从柜子里拿出一小包东西，摊开，是一包茶叶。他抓了一小撮放在搪瓷缸里，冲上热水，递给她，“今晚歇着，明天换地方。”
翠萍接过搪瓷缸，手心被烫了一下。她没松手，捧着那缸子热水，看着他。
“你明天还回来吗？”
余则成没正面回答，只说：“这些天风紧，铺子先关两天。”
那天夜里翠萍睡在后屋的小床上，余则成照旧在前头柜台趴着。
半夜她醒来，听见前头有翻纸的声音。
隔着一道布帘子，她看见他的影子映在墙上，低着头，不知在写什么。
第二天天没亮，余则成把几块银元放在柜台上，又把一张路条塞进她手里。
“出了城往南走四十里，有个叫李家庄的村子，那儿有个接应的人，姓程。你要是能走，今天就动身。”
翠萍握着那张路条，指头有点发僵：“那你呢？”
“我留下来，把尾巴处理干净。”
翠萍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她没有说。她是交通员，知道规矩，该走的时候不能拖泥带水。
她收拾了包袱，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余则成站在柜台后头，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见她回头，他说了一句：“路上小心。”
翠萍点点头，推门出去了。
那天是个阴天，街面上起了风，卷着尘土扑在脸上。
她走了一截路，拐弯的时候忍不住回了下头，铺面的门板已经上到一半，余则成低着头在闩门。
她转过身，没再往回看。
后来她才知道，她前脚出城，后脚就有宪兵队的人把德兴杂货铺翻了个底朝天。
余则成不在铺子里，柜台上有半缸凉透的茶，还有一张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那些银元和路条，他没有用。都留给了她。
03
那年初冬，翠萍没走成。
她出了永定门，沿着土路走出约莫十里地，身后追上来两个人。
她回头一看，是岗哨上见过的两张脸。
那两人没有叫住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在路东边，一个在路西边，像两条甩不掉的尾巴。
翠萍心里一紧。
她的手插在袖筒里，握着一张提前准备好的短途路条，手心沁出了汗。
她没跑。
跑就露馅了。
她放慢脚步，走到路边一个卖豆腐脑的摊子前，坐下，要了一碗豆腐脑。
摊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舀了一碗递给她。翠萍低头舀着喝了一口，余光瞥见那两人也停在了不远处。一个在卷烟，一个蹲在路边。
翠萍把那碗豆腐脑一口一口喝完，放下碗，摸出两个铜板搁在桌上，站起身，不慌不忙地朝旁边一条岔路拐了进去。
那条路是条死胡同。
她走进去没几步，就看清了前后都是墙。
她心头一凉，正要折返，身后一扇木门忽然开了条缝，一只干瘦的手伸出来，一把拽住她的袖子，把她拉了进去。
翠萍还没站稳，门已经关严了。一个老头蹲在门槛后头，打量了她一眼，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别出声。从后头走。”
老头领着她穿过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打开后门，是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夹道。
老头指了指夹道尽头：“出去右拐，走两百步，就是城根下的水沟。从水沟里钻出去，没人查。”
翠萍回头看了他一眼：“您是谁？”
老头没回答，摆摆手，把后门关上了。
翠萍从水沟里钻出去的时候，身上糊了半身泥水。她趴在水沟边沿缓了一口气，再从草丛里钻出半个头来，四下看了看，那两条尾巴已经不见了。
她去掉了那个短途路条，撕碎了塞进泥里，顺着城墙根又绕了大半个时辰，混在赶集的乡民中间出了城。
丰台那边去不了了。她变了主意，没有回李家庄，沿着另一条道往北走，走了三天三夜，脚上磨出两个血泡，才在一个叫七里渠的小镇上落了脚。
她在镇上一间豆腐坊里帮工，管吃管住，没有工钱。
豆腐坊的老板娘姓张，是个寡妇，话不多，人也还算厚道。
翠萍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大半年。
她没打听过德兴杂货铺的事，也没提过余则成的名字。
1943年春天，她在镇上赶集时碰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挑着一担菜站在集头。
翠萍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听见那人低声说了一句：“余掌柜的，让你放心。”
她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也没停。走出几步远，那人在她背后又说了一句：“他南下走了。让你别等。”
翠萍没有回头。她挑了两斤白菜，付了钱，回家了。
那天晚上，她在豆腐坊的后院里坐了很久。
四月的风暖烘烘的，吹在脸上带着点湿气。
她看着头顶的月亮，想起余则成临别那夜塞给她钥匙时说过的话。
“第二棵槐树下，有样东西留给你。”
她一直没敢去挖。
因为挖出来，就说明他回不来了。
她宁可那棵槐树下什么都埋着，埋着一个念想，也比他真的回不来要强。
后来她离开了七里渠，辗转回了北平。
德兴杂货铺已经换了招牌，成了一家布店。
她站在街对面看了许久，没有进去。
她在城南租了一间小房，靠替人浆洗缝补过活。
日子苦，但她咬着牙撑了下来。
1949年以后，她报过案，登过记，找过政府，问过组织。
可余则成那条线早就断了。
当初跟他单线联系的上线牺牲了，下线失踪了，他是谁指派来的，归属哪条线，没人说得清楚。
她的身份也成了问题。组织来人做了几回调查，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历史身份待查。
待查两个字，等了二十多年。
她搬到了城郊那座带院子的老宅里，院外头长着一排槐树，不知道是谁种的。
她数过，一共七棵，从东往西数，第二棵长得最粗，树干上有一道老疤，像被人砍过一刀又长合了。
她在那棵树下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什么也没干。后来她站起来，拍掉裤腿上的土，进了屋。
日子还得过。她养了两只鸡，在院里种了一畦韭菜，秋天把槐树叶扫拢了堆在墙角当柴火。一年又一年，槐树越长越高，她的头发白了，眼也花了。
直到1976年深秋那封信塞进门缝。
04
翠萍把铁盒放在堂屋的方桌上，擦干净了土，一桩一桩把东西摆开。
一沓密文，半枚钥匙，一封信。
她先拿起那半枚钥匙，放在掌心里端详。
铜的，断口处是新的亮色，断了好多年了，氧化得发暗。
样式和铁盒那把锁的钥匙有些像，但不是同一把。
她比了一下，锁孔对不上。
翠萍放下半枚钥匙，拿起那沓密文纸。
纸头都发黄了，边角脆得像干树叶，稍微使点劲就会碎。
她小心翼翼展开，一张一张摊平在桌上。
上头是一行行横七竖八的数字和汉字，有的成行，有的斜着，像是随手写下的账目，又像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字。
她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看明白。
她想起余则成在信里提过的沙湾码头。
这密文里头，或许藏着更多线索。
她把密文纸收拢，用油纸重新包好，塞进铁盒里。
又把那半枚钥匙放回去，只剩那封信，还是贴身搁着。
第二天一早，她锁上门，去了林国强家。
林国强住在镇子东头，三间砖瓦房。
他早年参加过民兵，后来在粮站干了半辈子，前两年退了休，在家侍弄个菜园子。
翠萍到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的菜地边拔草。
看见翠萍，林国强脸上有些意外。
“你怎么来了？走过来的？”
翠萍没绕弯子，开门见山问了一句：“国强，你认不认得一个叫程建国的人？”
林国强手里的草顿住了，没有抬头：“什么人？”
“程建国。南方人，跟我打听个人。”
林国强沉默了一小会儿，把手里那把草搁在地上，拍了拍手上的土，抬起头看着她：“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人？”
翠萍没回答，只盯着他的眼睛。林国强被看得有点不自在，别过脸去，顺手拿起地上的铲子，铲了两下土。
“不认得。”他说。
翠萍没有再追问。她知道林国强的性子，他要是说不认得，你就是拿钳子也撬不开他的嘴。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出十来步，她回头看了一眼。林国强还蹲在菜地边，手里攥着铲子，铲了半天也没铲下去。泥土上喇出一道浅浅的口子，他那双手在发抖。
翠萍心里有数了。他认得。
她回到家，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信上写的沙湾码头四个字底下画了一道线。
她又想起程旺。
程旺是农机厂的退休工人，跟翠萍住得近，平时在村口下棋。
她听说过程旺年轻时候跑过南方，给人行过船。
第二天傍晚，翠萍端着一碗刚焖好的黄豆，走到村口那棵老榆树下。程旺正坐在石墩上跟人下棋，看见她来了，点了点头：“秀荣。”
翠萍把碗搁在棋盘旁边：“焐了点豆子，你尝尝。”
程旺看了一眼，说了声谢，没动。等人走了，他才拈起一颗豆子放进嘴里，慢腾腾嚼了嚼。
翠萍蹲在边上，看他下完一局棋，才开口问：“程师傅，你年轻时跑过沙湾码头吗？”
程旺手里的棋子停住了。他没有抬头，问：“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我想问个人。”
程旺把棋子放在棋盘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棋盘对面那老头催他：“走啊，想什么呢。”
程旺站起来：“这局不下了。”他把棋子一推，站起来，朝翠萍扭了扭头：“你跟我来。”
翠萍跟着他走到农机厂的院墙边。墙根有一排杨树，风吹过来哗啦响。程旺站定，左右看了看没旁人，才压低了声音说：“你是问程建国？”
翠萍心里咯噔了一声：“你认得他？”
程旺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你是他什么人？”
翠萍说：“我是她家里人。”
程旺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几秒钟。
他的眼神里头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熄了。
他说：“我在沙湾码头见过他。那是五几年的事了，我给粮站运粮食，到沙湾码头卸货。码头上有个搬运工，头顶戴一顶破草帽，干活不要命，扛两百斤的麻袋也不打晃。”
“后来呢？”翠萍问。
“后来有个工头喊他，喊程建国。他应了一声。我当时就觉得这人面熟，像是在哪儿见过。可我问他，他说不认得我，也不记得以前的事。”程旺顿了顿，又说，“我当时没多想。过了几天船走了，就再没见过。”
翠萍问：“他多大岁数？长什么样？”
“那会儿看着四十出头，长脸，瘦，眉心有一道竖纹，年轻时准是个俊的。”程旺望着她，“你认识的人，年轻时眉心是不是有一道竖纹？”
翠萍没有回答。
她回到家，在堂屋里坐了一个晚上。
她摸着贴身衣兜里那封信，信纸已经被体温焐得热乎乎的。她又摸了一遍，像是摸着一个人手心的温度。
那个眉心有竖纹的男人。那个把钥匙塞进她手里就再没回来的男人。
他没死。他还活着。他叫程建国。
翠萍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最后她站起来，拉开抽屉，拿出那本早年的笔记本。
她翻开夹着照片的那一页，对着模糊的相片看了半天，然后轻轻地合上了。
她决定去找他。
05
翠萍去找曾建忠。
曾建忠在镇上的邮局干了十几年，送信跑遍了十里八乡，人面广，路子多。
翠萍傍晚在邮局门口拦住他时，他正推着自行车出来，后座上捆着一大捆信件。
“曾同志，帮我查个人。”
曾建忠停下推车的动作，看着她：“查谁？”
“程建国。南方，沙湾码头那一带的人。”
曾建忠愣了愣：“林婶，你要找的人，有地址吗？”
“没有。只知道人在南方，大约六十来岁，以前在沙湾码头做过搬运工。”
曾建忠想了想：“沙湾码头是哪个县？”
翠萍摇摇头：“不清楚。只有这个地名。”
曾建忠说：“我托人打听打听，有信儿告诉你。”
翠萍从兜里掏出两块钱票子，往他手里塞：“这是托人办事的盘缠。”
曾建忠推回去，没接：“林婶，你这是打我脸呢。我帮你问句话，要什么钱？”
翠萍把钱揣回兜里，心里记了他这个情。
曾建忠办事利索。
半个月后，他给翠萍带来一条消息。
他有一个表弟在南方一个县城工作，离沙湾码头不远。
表弟说码头上确实有过一个姓程的老搬运工，但后来船运取缔了，码头改货场，人就散了，不知去了哪里。
不过有人记得，他后来在一个搬运站宿舍住过，墙角种着一棵槐树，成天浇水管护。
翠萍听到“槐树”两个字，心头猛地跳了一下。
“他种槐树？”
“说是的。宿舍的老工人讲，那人干完活儿就回屋，给那棵树浇水、修枝，像养孩子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南方到处都是树，他非要种一棵北方的槐树。”曾建忠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怕你不够详细，我那表弟把他后来搬去的大概位置也写下来了，县城东头，靠近实验小学那块。”
翠萍接过纸条，上面的字写得工整，端端正正一个地址。她攥着纸条，指头有点发麻。
她低头看着那行字，久久没有说话。
“林婶，”曾建忠小心地问了一句，“这人是你什么亲戚？”
翠萍把纸条折好，收进口袋：“是个老朋友。”
曾建忠没再多问，骑上车走了。翠萍站在邮局门口，暮色正在往上漫。她低头看了一眼口袋，隔着布面，那张纸片硬硬的，硌在心口的位子。
余则成，你躲了三十多年。你到底还是让我找到了。
她回到家，把那封信和密文纸全部收进铁盒里。这一次她没有藏到床底，而是用一个旧布包袱裹起来，打了三个结，搁在床头。
她心里渐渐有了一个决定。
她要去南方一趟。
她开始准备盘缠。
把积攒的布票和粮票清点了一遍，又翻出箱子底下的几块银元，这是她当年从德兴杂货铺带走的，一直不舍得花，如今却是派上了用场。
她添了一件厚实的棉袄，买了一张南下方向的火车票。
临走前两天，林国强来了。
他蹲在院门口，抽了半袋烟，才开口：“秀荣，你真要去？”
翠萍没答。
林国强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说道：“我去年出差，在南方县城见过一个人。那人逛菜市场的时候，我叫了他一声，他转过头来，我当时愣住了。他长得像余则成，但他不认得我。我上前问他是不是姓余，他说他姓程，说我从没认识过他。”
翠萍手里的针线停了。
林国强接着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但那种感觉太像了。我回来后一直没敢跟你说，怕惹你惦记。可我看你这个架势，你怕是真的要去了。”
他望着翠萍，声音沉下来：“你要是真见到他，不管是不是那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翠萍捏着针，扎进布面里，慢慢推过去，又慢慢拔出来。她说：“我就想当面问他一件事。那棵槐树底下埋的东西，他到底还记不记得。”
林国强叹了口气，没再说话，蹲在门槛上把烟抽完了，走了。
翠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手里的针还在缝。
那一夜她缝了大半宿，棉袄密密实实地缝好了。
她在棉袄内衬缝了一个暗袋，刚好能把那封信放进去。
她用线头打了三道锁扣，又把针穿进去多缝了两针。
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月光照在窗台上。
翠萍躺下来，伸手摸了摸枕边那个布包袱。铁盒里的东西还在，密文纸，半枚钥匙，还有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她闭上了眼睛。
外面起风了，槐树哗啦哗啦响。一阵风呜呜地从门缝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煤油灯芯晃了晃，将熄未熄，又慢慢地亮了起来。
06
火车是清晨六点四十分的。
翠萍摸黑起了床，没有惊动任何人。
她把那只布包袱背上，锁好院门，沿着灰蒙蒙的街路走到火车站。
售票窗口刚开，她买了一张硬座票，把扁扁的钱包塞回衣兜里。
列车轰隆隆地开出站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她靠着车窗，看着外头的景致一直往后退去。
田地、村庄、光秃秃的行道树，在清晨的薄雾里连成一片。
她不知道坐了多久，窗外的颜色渐渐变了，灰扑扑的土色变成湿润的、深沉的绿。
这是她的三十四年。在铁轨声中，一截一截地翻过去。
火车在傍晚到达了那座南方县城。
翠萍下了车，站在陌生的站台上，四周的人都是陌生的口音。
她攥紧手里的布包袱，顺着人流走出车站，问了路边一个卖橘子的妇女，实验小学怎么走。
妇女指了个方向。
翠萍顺着那条路走，走了约莫二十分钟，看见了实验小学的铁栏围墙。
围墙外头是一排家属楼，红砖砌的，三楼高，阳台上晒着衣裳。
她沿着家属楼走了一圈，没有找到挂槐树的人家。
她不死心，又问了一个在楼下洗菜的老太太。
老太太抬头想了想，说：“东边那个家属院，靠河那头，是有户人家门口种了一棵槐树，可大了，不是这边。”
翠萍按她的指点，绕到家属楼东侧，穿过一片竹林，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小河，河这边一排平房，河那边是菜地。平房尽头，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树。
是一棵槐树。
粗壮的树干，深褐色的皮，树冠撑开了，比旁边那排平房还高。
叶子已经有些黄了，在暮色里沙沙地响。
这棵槐树跟她院外头那排槐树不太一样，却又有说不出的相似。
那种被风吹过的形状，那种老木头的气味。
翠萍站在槐树底下，仰头看了很久。
树底下的院门开着半扇，里头的灯亮了。
一个白发老人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弯腰在院子里倒水。
他背对着院门，身形瘦长，微微有些佝偻。
一头白发在灯光下泛着银灰色。
翠萍站在门外的槐树影子里，没有动。
老人倒完水，直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他转过身来，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朝院门方向扫了一眼，又收回去，像是什么也没看见，转身进了屋。
翠萍站着没动。
她看清楚了，那张脸。
苍老了许多，瘦了许多，但眉心的竖纹还在，很深，像刻进去的一样。
还有他那双手，骨节分明，大拇指上有一个旧的疤痕，她在北平那些年见过无数次。
是他。
翠萍站在槐树的阴影里，手心攥着布包袱系带，攥出深深浅浅的褶子。
她心里那根弦绷了一路，此刻却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松了下来。
她以为见到他，她会哭，会喊，会冲上去质问他一句。
可她只是站着，什么也没有做。
屋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南方口音：“建国，吃饭了。”
老人应了一声：“来了。”
翠萍听见那个名字，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程建国。他应得很自然，仿佛他已经叫了半辈子这个姓名。
她想起了自己棉袄暗袋里那封信。
信上说得很明白，组织断联，难归，此后改名换姓。
不是他想改，是他不得不改。
她现在才明白他那句“予你一个交代”是什么意思。
他一直没有忘记那棵槐树。
他把信埋在了树底下，把钥匙给了她，是想让她知道他曾在过这个地方。
但他后来有了新的生活。
新的姓名，新的妻子，新的家。
翠萍站在暮色里，看着屋里的灯影里人来人往，像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
她没有推门进去。她在槐树底下站了很久，久到月亮从河面上升起来，久到屋里的灯熄了。她这才转过身。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那棵槐树站在夜色里，枝桠在风里晃了一下，像一只挥动的手。
翠萍轻声说了一句：“你好好的。”
然后她走了。
那天夜里，她在县城一个破旧的旅社里住下。她把棉袄暗袋拆开，把信掏出来，看了一遍，又叠好。她在灯下把信纸的边缘抚平，搁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一早，她坐上了北归的火车。没有再来时的急切，也没有回程的失落。
她只是安静地坐着，靠着车窗，看着田野从绿变黄，从湿变干，一截一截地走回她那座被槐树包围的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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