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六月的巷子蒸得像口烧干了的锅，我拎着两瓶冰汽水往家赶，汗珠子顺着脖子淌成线。拐过二楼转角，那扇门又没关严，水汽裹着香皂味扑出来，雾气里晃着个模糊的人影。我脚步一滞，汽水瓶在手里一滑，发出清脆的碰撞声。里头的人缓缓转过身，水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他隔着那缝门瞧我，嘴角牵了一下：“第二次了，看够没？”我喉咙发紧，嘴上却硬邦邦丢出去：“没兴趣。”他擦着头发的手忽然停了，下一秒门拉开，湿漉漉的热气兜头罩下来，他往前一步，我后脊梁就贴上了楼道那面掉皮的墙。

老式居民楼的墙皮在背上蹭得发痒，我屏着气，手心全是汗，汽水瓶快捏不住了。他比我高半个头，湿头发搭在额前，水珠子滴下来正好砸在我鞋面上。楼道里静得很，只有二楼老刘家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从门缝里钻出来，衬得这一角更安静。

他叫陈野，搬来不到俩月，住我隔壁那套一居室。头一回撞见纯属意外，那天我加班回来晚，楼道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找钥匙孔，手一撑就把他家门推开了条缝。那回他背对着门，我赶紧把门带上，蹿回屋心跳得跟擂鼓似的，一整宿没睡踏实。第二天楼道碰上，他穿件灰T恤，冲我点了点头，跟没事人一样，我反倒做贼心虚，点个头就仓皇走了。

这会子他堵在我跟前，眼皮半垂着瞧我：“没兴趣你站这半天不走？”我那股别扭劲儿上来，偏过头去：“你门没关严，怪我？”他轻轻“嗤”了一声，往后退了半步，把门带上，咔嗒一声落了锁。楼道里那股水汽味慢慢散了，只剩下老楼里经年不散的灰尘和油烟混杂的气味。他拧开自己家门，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别的，进去了。

我贴着墙站了好一会儿，腿都有点发软，才转身开自家的门。钥匙孔涩得很，拧了两下才转开，进屋我把汽水瓶搁桌上，冰已经化了一半，瓶子外头全是水珠，淌得桌面一滩湿。我妈在厨房喊：“咋才回来？汽水呢？”我没应声，进了自己屋，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长长呼出一口气。

我妈叫李桂芬，在巷子口开了个缝纫铺，改裤脚扦边儿，一天挣个几十块钱。我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性子要强，嘴上不饶人。她隔着门喊：“又犯啥轴呢？出来吃饭！”我换了件干爽的T恤，出去坐下。桌上摆着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碗丝瓜汤，我妈舀了碗饭推到我面前：“你刘姨说，隔壁那小伙子在修车行干活，咋样，看着像正经人不？”我扒了口饭含混说：“不知道，不熟。”我妈撇撇嘴：“住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少招呼着点，别老跟个闷葫芦似的。”

我没接话，筷子戳着碗里的鸡蛋。脑子里全是刚才那画面，还有他堵过来时身上那股热烘烘的气息，跟这屋子里的饭菜香搅在一起，乱得很。吃完饭我主动去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我盯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发了半天呆。窗户外头是巷子，对面楼里亮着星星点点的灯，有户人家电视开着，蓝汪汪的光闪来闪去。

接下来几天，我刻意躲着他。以前上班出门差不多一个点，这会子我提前二十分钟走；晚上回来也故意磨蹭到天擦黑。有一回下楼扔垃圾，垃圾桶在巷子口，我一拐弯正好撞上他从修车行回来，工装裤上沾着油污，手里拎着半袋小笼包。他看见我，脚步没停，只拿眼梢扫了我一下，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带过一股淡淡的机油味儿。我站原地愣了两秒，把垃圾扔了，转身往家走，步子比平时快。

星期六我妈去刘姨家打牌，家里就我一个。正窝沙发上看手机，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快递，拉开门，陈野站在外头，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端着个搪瓷盆，里头码着几个金灿灿的炸糕。“我妈从老家寄来的，多了，给你们尝尝。”他说，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伸手接过来，指尖碰到盆沿，还有灶火的余温。“谢谢。”我干巴巴回了一句。他没走，倚着门框往屋里瞥了一眼：“一个人？”我“嗯”了一声，有点警惕地看他。他却笑了，那笑跟之前堵我时不一样，眼角皱纹轻轻聚起来：“放心，不是来堵你的。就是头回见面那事，挺不好意思的，我那天忘关门了。”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更臊得慌，好像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在心虚。“没事，”我低下头看那盆炸糕，“也怪我走路不看路。”

他点点头，转身回自己屋，门关上前又说了句：“炸糕趁热吃，凉了油。”我端着盆进屋，放到桌上，热气扑到脸上，甜丝丝的。我妈回来见了炸糕，问哪来的，我说隔壁送的。她端详了一下：“这小伙子还会做这个？手挺巧。”我掰了一块塞嘴里，外皮酥脆，里头是红豆沙馅儿，甜而不腻。我妈坐对面择豆角，随口说了句：“人家示好了，你也别端着了，邻里邻居的，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没吭声，又掰了一块。

那之后楼道里碰见，我会点个头，他也点一下，关系就算破冰了。但真正熟起来，是因为一场暴雨。

七月中旬，台风过境，雨下了整三天。第三天晚上雨最大的时候，我家天花板开始滴水，先是墙角一小片阴湿，然后啪嗒啪嗒，水珠子滴下来，正好落在我床上。我拿盆接着，又拿拖把桶去接别处，手忙脚乱。我妈在客厅喊：“上面老周家又忘关窗了！”正折腾着，有人敲门。我湿着手去开，陈野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工具箱，头发上还沾着雨水：“我听见你这边有动静，是不是漏水了？”我侧身让他进来。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渗水的位置，又跑到阳台上看了看外墙，回来说：“不是楼上，是外墙的雨水管裂了，水顺着墙缝渗进来的。得先拿东西把缝堵上，等天晴了找人修。”他从工具箱里翻出防水胶带和堵漏王，又让我帮忙搬了把椅子，踩着椅子仰着脖子往墙角那块操作。我扶着椅子腿，仰头看他，他下巴上有一点没刮干净的胡茬，手腕上有一道旧疤，短袖下露出的胳膊结实，动作利索。

他弄了大半个小时，额头上沁了层细汗，下来后拍了拍手上的灰：“临时处理一下，明早雨小了我再上外墙看看。”我妈倒了杯温水递给他，连声道谢。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摆摆手：“小事，我以前在建筑队干过，这活熟。”他走之后，我盯着墙角那块糊得平平整整的胶，心里头那点别扭彻底散了。

隔天雨停，他果真拿了工具去修外墙的雨水管。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腰上系了根安全绳，另一头拴在楼梯扶手上，侧着身子探出去，拿扳手拧着松动的管卡。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他身上，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人其实挺靠谱的。他修完下来，我递了条毛巾过去，他接的时候指头碰到我的手，糙糙的，带着水泥灰。我们俩都愣了一下，他先开口：“晚上有空没？请你吃饭，算是赔罪。”我抿了下嘴：“行。”

他请客的地方是巷子口那家小四川，红油抄手和蒜泥白肉，还点了一瓶啤酒。店里人多，吵吵嚷嚷的，我们坐角落那张小桌。他给我倒了杯啤酒，泡沫漫上来，又慢慢消下去。“我老家在陕南，”他夹了块白肉搁嘴里，“来东莞五六年了，啥活都干过，修车是去年才学的。”我也说了我的事，在附近一家小公司做行政，工资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听我说完，拿筷子敲了敲碗沿：“都一样，谁不是熬着呢。”他举杯，我也举起来，玻璃碰在一起，脆生生一响。

吃完出来，巷子里路灯昏黄，飞蛾绕着灯泡扑棱。我们并排走，步子不快不慢，影子被拉得长长短短。“头回见你，你跑得跟兔子似的，”他忽然说，语气里带着笑，“我就那么吓人？”我偏头瞪他：“你才吓人，光着站那谁不跑？”他笑出声来，胸腔里闷闷地震动：“那二回呢，不跑了吧？”我没好气：“二回是被你堵住了。”他停下步子，转过身看我，路灯的光在他脸上明暗交错：“那我要是不堵你，你是不是又跑了？”这话问得我一时接不上。巷子里吹过来一阵风，带着夜来香的甜味，隔壁院子那丛花开了满墙。我低了低头，踢了下脚边一颗小石子：“说不定。”

从那晚起，我俩的来往就密了。有时他下了晚班回来，会敲我窗，递一份路边买的炒粉或者烤串，隔着防盗网递进来；有时我早上去上班，会在门把手上发现一袋洗好的水果，用保鲜袋装着，袋口扎得紧紧的。我妈看在眼里，嘴上不说，但有一回吃饭，她忽然冒了一句：“隔壁那小伙子，人还行。”我扒着饭，耳朵尖有点烫。

八月的一个周日，天热得不行，我正午睡，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醒。拉开门，陈野站在外头，脸色有点沉：“你有没有碰过我阳台上的花盆？”我一愣：“啥花盆？”他盯着我看了两秒，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失望又像别的。他指了指阳台：“我晾在栏杆上那盆薄荷，被人碰掉下去摔碎了，楼下老李家说看见你中午在阳台上收衣服。”我脑袋嗡了一下，想起来中午确实收过衣服，阳台上风大，我收的时候手忙脚乱，也许衣架扫到了什么，但我没注意到。“我不小心……”话没说完，他打断我：“那盆薄荷是我妈走之前留给我的。”他声音压得很低，跟平时说话完全两个调。我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回屋，门关得轻，但那声“咔嗒”像根针，扎在我耳膜上。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阵，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想去找他解释，又觉得解释苍白。那盆薄荷我见过，搁在他阳台栏杆上，绿油油的，风一吹叶子翻动，有一股清凉的味道。原来是他妈妈留下的。我妈知道了这事，叹了口气说：“你明天去花市买一盆一样的，给人送过去，好好道个歉。”我点点头，一夜没怎么睡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去花市，跑了三个摊位才找到一模一样的薄荷，连花盆的样式都尽量挑了相近的。抱着花盆回来，我站在他家门口，深吸一口气，敲了门。里头没动静，我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声。我以为他不在，正要转身，门开了。他穿着那件灰T恤，头发乱糟糟的，眼底有点红，像是没睡好。我把花盆往前一递：“对不起，我重新买了一盆。”他低头看了看，伸手接过去，指腹摩过盆沿。“昨晚我不该冲你发火，”他开口，嗓子有点哑，“我妈走三年了，就留了这一盆东西，我走到哪搬到哪。”我心里一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侧了侧身：“进来坐吧。”这是他搬来这么久，我头一回进他屋。

屋子不大，收拾得还算利索，但沙发上搭着没叠的衣服，茶几上搁着半碗泡面，汤都凉了。那盆摔碎了的薄荷，碎片和土还装在塑料袋里搁在墙角，他没扔。我站在那，看他把新花盆放到阳台上，跟原先一样的位置。阳光照在薄荷叶子上，油亮亮的。他转过身，靠在阳台门框上，看着我：“其实我生气不是因为花盆，我是怕……”他停了一下，像在想怎么说，“怕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人，又没了。”我靠在沙发背上看他，心里头那根弦被拨了一下。“不会没的。”我说。他看了我一会儿，嘴角慢慢弯起来：“行，那说好了。”

那天下午，我帮他一起把屋里收拾了一遍，他煮了两碗面，卧了荷包蛋，我们对着窗台上的薄荷吃面，外边蝉鸣聒噪，屋里头倒安静得很。他跟我说他妈的事，说她在老家种了一院子花，薄荷是最普通的一种，但她最喜欢，说是好养活，掐个枝就能活。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声音平平的，但我听得出里头压着的那些东西。我没多问，只是把碗里的荷包蛋夹了一半搁他碗里，他低头看着那半个蛋，没说话，笑了。

日子又恢复了平常的节奏，但又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上下班时间不一致，但每天早上我出门，会看见他阳台上那盆薄荷，叶子被浇得水灵灵的；晚上回来，偶尔会碰见他蹲在门口换鞋，他抬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他一眼，那点默契在里面，不用多说。我妈也开始习惯多炒一个菜，让我端过去给他。有一回她包了饺子，让我送一盘过去，我端着盘子敲门，他正光着膀子擦地板，看见是我，慌忙去沙发扯了件T恤套上。我靠在门框上笑他：“你也有慌的时候？”他套好衣服，走过来接过盘子，凑近了压低声音说：“那不一样，你是我自己人。”我耳根子热起来，转身就走，后头传来他闷闷的笑声。

但生活不全是这些温热的琐碎。九月初，我妈的缝纫铺出了事。那天我下班回来，巷子口围了一圈人，我心里咯噔一下拨开人群挤进去，看见铺子门口围了警戒线，我妈坐在地上，缝纫机被掀翻了，线团滚了一地。原来下午来了两个男的，说是市场监管的，要查营业执照，我妈拿不出来，他们就发了火，把铺子砸了，我妈去拦，被推了一把摔在地上，崴了脚。我蹲下去扶我妈，她摆摆手说没事，但我看她脚踝肿得老高，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旁边邻居七嘴八舌地说，那两个男的根本不是正经来检查的，就是附近一个开服装店的老板找来闹事的，因为我妈接活价格便宜，抢了人家的生意。

我把我妈搀回家，安顿她躺下，又去铺子里把能捡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缝纫机机头歪了，桌腿断了一根，剪刀顶针散了一地。我蹲在地上捡那些线轴，手抖得厉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忍着没掉下来。天黑了我才回家，开门看见陈野坐在我家客厅里，我妈靠在沙发上，脚搁在小凳子上，茶几上放着红花油和一卷纱布。陈野看见我进来，站起来：“铺子的事我听阿姨说了，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你能想啥办法？”我嗓子有点涩，“那老板有背景，我一个上班的，我妈一个裁缝，拿什么跟人斗。”陈野走过来，手搭在我肩膀上，掌心热乎乎的：“我不是要你跟人斗，我是说咱得讲理。我认识一个以前在街道办干过的大姐，专门管个体经营这块的，明天我陪你去问问，看这事该走什么程序。”我抬头看他，他眼神定定的，灯光在他瞳仁里亮成一小团。“你先吃点东西，”他转身去厨房，“我给你下了碗面。”

面端上来，我吃了两口，忽然就吃不下了，碗搁在桌上，热气氤氲。我妈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吸匀匀的。陈野搬了把凳子坐我对面，压着声说：“我小时候家里也出过事，我爸做生意被人坑，被人堵在家里要债，我妈抱着那盆薄荷坐在门口，一句话不说，就那么坐着。后来我爸把债还上了，人却累垮了，没两年就走了。”他说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着圈，“我当时就想，等我能撑事了，再不让家里人受这种气。”我听着，鼻子发酸。他抬头看我，笑了一下：“所以你别怕，有我呢。”

第二天他请了半天假，陪我去找了街道办那个大姐。大姐姓王，五十来岁，在街道干了二十年，听我们说了情况，当场就拍了桌子：“这是欺行霸市！你们别怕，该举报举报，该报警报警，这事占理的是你们。”她给我们列了个单子，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去哪投诉，怎么固定证据。陈野拿手机一条条记下来，比我还上心。从街道办出来，他拍拍我的肩：“听见没，占理的是咱。”我点点头，阳光晃得我眯起眼，心里那团乱麻被扯开了一点。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上班，中午抽空跑各个部门递材料，晚上回来照顾我妈，铺子暂时关了门，我在客厅地上铺了些报纸，把缝纫机拆开来检查零件。陈野只要有空就过来帮忙，有时帮我跑腿送文件，有时帮我妈换药，他那双修车的手缠纱布缠得格外利索。有一次我去派出所交材料，出来的时候下雨了，我没带伞，正站在门口犯愁，看见他从雨里跑过来，手里举着把黑伞，跑到跟前喘着气说：“猜你忘了带伞。”他把伞递到我手里，自己淋在雨里，头发湿答答贴在额头上。我把他拉到伞底下，两个人挤在一把伞里往回走，雨点啪嗒啪嗒砸在伞面上，肩膀挨着肩膀，谁也没说话。

一个多星期后，事情有了结果。那个服装店老板被约谈，市场监管部门查了他的店，发现他名下还有几起类似投诉，数罪并罚，责令停业整顿，并赔偿我妈的医药费和铺面损失。钱不算多，但理挣回来了。我妈脚好得差不多那天，我坐在铺子里重新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又响起来，线走得直直的。陈野靠在门框上看我，嘴里叼着根冰棍，含含糊糊说：“你这手艺可以啊。”我头也没抬：“你懂什么叫手艺。”他嘿嘿一笑，把冰棍递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凉得打了个激灵。

日子好像顺起来了。十月份，公司有个升职的机会，领导找我谈话，说看我表现不错，想让我带个小团队。我犹豫了一阵，怕自己扛不住，回去跟陈野说了。他正蹲在阳台上给薄荷换土，头也没抬：“你怕啥？你就干呗。干不成大不了回来，又不是没退路。”他这话糙，但理不糙。我接了那个活，头一个月忙得脚不沾地，天天加班到八九点。有时候回去晚了，陈野就给我留盏楼道灯，那灯是声控的，但他把开关那根线多接了段，拉到门外，用手一拨就能亮。我心里明白，那是他故意的。

但生活这东西，刚觉得平顺了，就会冷不丁给你使个绊子。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加完班回来快十点了，巷子里黑漆漆的，路灯坏了两盏还没修。我走到楼下，看见陈野站在单元门口，手里夹着根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他平时不抽烟，我走过去，他看见我，把烟摁灭了。“咋了？”我问。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沉默了几秒说：“修车行老板要转让铺子，我得重新找地方干了。”我心里一沉：“什么时候的事？”“就今天，老板家里出了事，急着用钱，下个月就得搬。”他说得很平淡，但我听出他声音里头压着的东西。

我们上楼，他跟我进了我家，坐在沙发上，头往后仰靠着靠背，闭着眼。“这几年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他说，“又得从头找。”我倒了杯水给他，坐他旁边。客厅没开大灯，只亮着那盏小台灯，光在他脸上勾出柔和的轮廓。“你之前不是说你啥活都干过吗，”我说，“手艺在身，怕啥？”他睁开眼扭头看我，学我的语气：“你懂什么叫手艺？”我伸手拍了他胳膊一下，他笑了，那笑里头松快了些。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他说他想过要不要回老家，但回去了也就那样，小县城里没啥活干。我说那你就别回去，在这边好歹有人照应。他没接话，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有点别的意思。台灯光昏昏的，窗外巷子里传来夜猫子叫，一声一声的。后来他站起来说晚了，我送他到门口，他手搭在门把手上，回头说了句：“我要是走了，你会想我不？”我靠在门框上，轻轻“嗯”了一声。他嘴角弯了弯，拉开门出去了。

接下来几天，他白天出去找铺面，晚上回来一身灰。我下了班也帮他网上查信息，打电话问。我妈知道了这事，某天吃早饭的时候忽然说：“他要是不嫌，我那铺子隔壁的小门面不是空着的么？以前卖早点的那个，地方不大，够他摆个修车的摊子。”我筷子一顿。我妈瞟了我一眼：“你当我啥都不知道？看你们俩那点事，眉眼官司都打到我跟前了。”我耳朵红透了，低头猛扒饭。我妈又说：“你去问问他，要是愿意，我帮他去跟房东说说。”

晚上我跟陈野说了，他正蹲在阳台上抽烟，听完愣了半天，烟灰烧了一大截掉在地上。“你妈说的？”他问。我点头。他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那行吗？”我看着他那副忽然手足无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行不行你去看看再说。”

周六上午，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我陪他去看了那间门面。地方不大，十个平方出头，以前卖早点留下的灶台还没拆，墙面熏得有点黄，但胜在位置好，巷子口往里走三十米，人来人往的。陈野在里头转了两圈，拿手敲了敲墙面，又蹲下去看地上的排水槽，最后站起来，回头对我说：“就这吧。”那三个字说得轻，但我看见他眼睛里头有东西在亮。

谈租金、签合同、打扫、买工具，那段时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妈脚全好了，也来帮忙，拿她的缝纫机给陈野做了几块围裙和工具袋，深蓝色的帆布，兜口缝得密密实实。陈野接过去的时候，两只手捧着，看了好一会儿，说：“阿姨，这比我买的强多了。”我妈摆摆手：“好好干，比啥都强。”十二月初，修车铺开张了，牌子是陈野自己拿木板锯的，用红油漆写了四个字：“野哥修车”，歪歪扭扭的，但看着挺精神。开张那天没什么隆重的仪式，就我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邻居们出来看热闹，刘姨送来一盘花生，老李家给了两瓶啤酒。陈野站在铺子门口，手插在工装裤兜里，看着那块牌子，笑得憨憨的。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巷子里住的多是老街坊，电动车自行车坏了，以前要推老远去修，现在出了巷子口就能修，方便，价格也公道。陈野手艺确实好，听声就能大致判断毛病，手脚也麻利，有时候修个刹车补个胎，十分钟的事，人家递根烟说声谢谢就走了。他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下班了就过去帮搭把手，递个扳手拧个螺丝，手弄脏了就在他那块深蓝围裙上擦一擦。有一回他蹲在那给人补胎，我跟旁边递工具，路过的邻居婶子笑着说了句：“你俩这跟小两口似的。”我手一抖，扳手差点掉地上，陈野头也没回，嘴里说着“快了快了”，耳朵根却红了一片。

日子就这么忙忙碌碌地过着，好像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那盆薄荷。他搬去铺子之后，有时忙到很晚才回，阳台上的薄荷就由我来浇。有一天我浇完水，忽然发现盆里多了一小截扦插的枝条，插在土里，已经冒出了细白的根须。我愣了愣，去敲他门。他刚洗完澡，头发还滴着水，靠在门框上看我。“那棵小的，”我指了指阳台，“你扦的？”他“嗯”了一声，眼睛看着我：“给你的。”我心跳漏了一拍。“你不是说那盆是你妈留给你的吗？”我问。他把湿头发往后捋了一把，露出干净的额头：“我妈留给我的我留着，这棵是我养给你的，不一样。”他说完，看着我，楼道里声控灯灭了一下，又亮了。我没说话，伸手把他浴巾上沾着的一片薄荷叶子拈下来，摊在掌心里，凑近闻了闻，那股清凉直透到心里头去了。

十二月末，天冷下来。广东的冬天湿冷湿冷的，那种冷是钻进骨头缝里的。陈野的修车铺门口挂上了厚棉帘子，里头生了个小煤炉，没事的时候他就坐炉子边烤火。我下班去铺子里找他，推门进去，一股暖意裹着煤灰味儿扑过来，他正拿火钳夹着红薯搁炉子边上烤，看见我进来，把红薯翻了个面说：“再等会儿，快好了。”我脱了外套挂墙上，搬了个小板凳坐他对面，伸出手在炉子上方烤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眉眼烤得柔和了许多。他递给我一个烤好的红薯，烫得我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他看着我那副手忙脚乱的样子，笑了：“笨。”我剥开红薯皮，热气和甜香一起冒出来，咬一口，烫得直哈气。

那会儿外头下起了雨，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打在铺子顶上的铁皮棚子上，噼里啪啦。我们俩就这么坐着，一个吃红薯，一个拿火钳拨炉灰，谁也没说话，外头的雨声填满了那些空隙。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蒙蒙的蒸汽在灯泡底下飘着。我忽然觉得，这种日子真好，好得让人有点心慌，怕它哪天就没了。

但我没把这话说出口。

跨年夜那晚，巷子里有人放烟花，一小蓬一小蓬的，在楼与楼之间的那片天上升起来，又落下去。我妈去刘姨家打牌了，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陈野来敲门，手里拎了瓶红酒和两个纸杯。“铺子提前收了，”他说，“来你这蹭个跨年。”我侧身让他进来。他把红酒开了，倒了两杯，递给我一杯。那酒不好喝，涩得很，但我们还是一口一口喝完了。电视里放着跨年晚会，吵吵闹闹的，主持人扯着嗓子喊倒计时。他坐在沙发那头，我坐这头，中间隔着一臂的距离。倒计时到“5”的时候，他忽然放下杯子，看着我。到“1”的时候，他往前挪了挪，伸手覆在我手上。“新年快乐。”他说。我感觉到他掌心那块茧子，粗粝的，贴着我的手背。窗外烟花炸开，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窗户上，我一动不动，由他握着。

“问你个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被电视里的欢呼声盖过。“你说。”“那回我堵你在墙角，你后来说‘没兴趣’，是真的没兴趣吗？”我看着他，他眼睛里映着窗外烟花碎掉的光，亮晶晶的。我没说话，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扣进他的掌心里。他轻轻握了一下，笑了，那笑意从嘴角漫到眼底。

那一晚上我们没再说别的，就那么坐在一起，看电视，听烟花响。后来雨又下起来，细细密密的，敲着窗玻璃，像有人拿指甲在轻轻弹。他靠在沙发靠背上，头微微偏过来，靠着我的肩窝。我闻到他身上有机油和薄荷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独属于他的气味。我偏头看着窗玻璃上雨痕划过的样子，心里那片常常悬着的东西，终于安安稳稳落到了底。

但紧接着，一月上旬，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我爸那边的亲戚打来的。我跟我爸那边的亲戚几乎没来往，从我上初中起就没怎么见过。电话里是我堂姐，声音尖尖的，说大伯病了，在老家住院，要动手术，费用还差一大截，问我们家能不能凑点。我问多少，她说了个数，五万。我挂了电话，心里头乱糟糟的。

我妈知道了，坐在缝纫机前沉默了半天，脚没踩踏板，缝纫机安安静静的。我爸走之后，大伯那边没帮衬过我们什么，我爸生病那会儿还因为借钱的闹过不愉快。我妈说：“你爸在天上看着呢，那是他亲哥，能帮就帮一把吧。”她把存折拿出来看了看，加上这阵子铺子的收入，凑了凑，还差两万。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知道她那一眼的意思。

那两天我情绪不高，陈野看出来了。在铺子里帮我修取暖器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手肘撑在桌面上问我：“出啥事了？”我说了，他听完，抹了把额头上的灰，把手伸进里兜，掏出一张银行卡搁在桌上：“这里面有两万六，你拿去先用。”我愣住了：“你哪来这么多钱？”他说：“攒的，本来想着租这铺子之后剩下的，想买辆二手摩托，现在不急，先用你那儿。”我推回去：“不行，那是你的。”他把卡又推过来：“你跟我分这么清楚？”他看着我，眼睛里那种定定的神色又来了。“你拿不拿？不拿我生气了。”我低头看着那张卡，塑料的，磨得有点花，边角都圆了。我攥在手心里，卡上还有他口袋里的温度。“算我借你的，”我说，“我写个借条。”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出铺子门，回头说了句：“你爱写写，反正我不认。”

后来钱凑齐打过去了，大伯的手术做了，恢复得还行。堂姐打电话来道谢，声音客气了很多，说了些以前没说过的话。我妈接的电话，嗯嗯哦哦了一阵，挂了之后坐在那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踩起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响起来，比平时轻快些。我心里那块石头也落下去一半。还有一半，压在那张银行卡上。

日子滑进了一月下旬，眼看着快过年了。巷子里开始有人家晒腊肉，一根根挂在阳台的竹竿上，油亮亮的，风吹过一股咸香。陈野的修车铺生意更好了，年底大家都要把车拾掇拾掇，好骑回老家。他常常忙到天黑透了才收工，有时候我去送饭，他蹲在架子车旁边啃馒头，手还不停，拿扳手拧着螺丝。我看他满手油污地拿馒头，忍不住说：“你就不能歇口气？”他把最后一块馒头塞嘴里，含含糊糊说：“歇了钱就挣不着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去花市买了几盆年花回来，摆在阳台上。陈野那盆薄荷长得很好，叶子肥厚，颜色深绿，旁边那棵扦插的小苗也活了，冒出了几对新叶。我蹲在那两盆薄荷前头，用小喷壶给叶子喷水，水珠在叶片上滚来滚去，晶莹剔透的。陈野从铺子回来，推开阳台门看见我蹲在那，走过来也蹲下，跟我肩并肩。“你看，”他指着小苗说，“它长根了。”我“嗯”了一声，偏头看他，他侧脸的轮廓在傍晚的光线里柔和得很。“陈野。”我叫他。“嗯？”“你过年回老家不？”他想了想：“不回了吧，来回折腾，再说了，这边也有……”他没说下去，但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就把话补齐了。我低下头，假装专心喷水，嘴角却翘起来。

腊月二十五，隔壁刘姨来串门，跟我妈坐客厅里嗑瓜子聊天，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我经过的时候听见一句“……那小伙子家里情况你问过没？”我妈的声音回了一句：“问那干啥，人好就行。”刘姨还在念叨：“我是说万一呢，老家那边……”后面声音更低了，我听不清。我回了自己屋，关上门。其实刘姨说的那些，我不是没想过。陈野从来没提过他老家的具体事，只知道在陕南，有个院子，妈妈不在了，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这就像他手上那道旧疤，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

晚上我给他送饺子，他正躺铺子里的躺椅上歇着，小煤炉快熄了，屋里头有点冷。我把饺子放桌上，他翻身坐起来，拿手背揉了揉眼睛。“你老家那边，”我犹豫了一下开口，“还有啥人没有？”他愣了一下，低头揭开饭盒盖子，热气扑上来，他在那团热气里沉默了两秒说：“还有个妹妹，嫁到邻县去了，偶尔打个电话。我爸没了之后，亲戚们来往就淡了，我妈一走，基本就断了。”他拿起筷子夹了个饺子塞嘴里，嚼了咽下去，才又接着说：“以前觉得孤零零一个也没啥，现在……”他抬头看我，笑了，“现在觉得不是了。”我靠在桌沿上看他，没再追问。有些事，他不说，我就不逼。

年二十八，我妈去市场买了条鱼，拿回来养在盆里，准备年三十做红烧。我坐在客厅择菜，陈野来了，手里拎着两副春联，是他自己写的，毛笔字歪歪扭扭的但看着喜气。他帮我妈把春联贴上，又帮我把阳台的窗花贴了。贴完他站远点端详了一下，点点头：“行，有点年味了。”我说：“你年三十过来吃年夜饭吧。”他转头看我，眼睛里头有点意外：“你妈同意吗？”“我妈让我来问的。”我说。他搓了搓手：“那敢情好。”

年三十那天下午，下起了小雨。雨不大，但阴冷，巷子里人少了，都窝在家里准备年夜饭。我妈从下午两点就开始忙，炸丸子、炖鸡、蒸鱼，灶上咕嘟咕嘟冒着泡，整个屋子都是油香和葱姜味。陈野下午收了个早工，换了件干净的红毛衣，过来帮忙。他不会做饭，但打下手利索，剥蒜切葱递盘子，腰上系着我妈缝的那条深蓝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他忙活，我妈拿锅铲柄敲了一下我的肩：“站那碍事，去把桌子收拾了。”

年夜饭端上桌的时候，外头的雨下密了。一张小圆桌，三个人，红烧鱼、炖鸡、炸春卷、糖醋排骨，摆了满满一桌。我妈给自己倒了杯米酒，给陈野倒了杯白的，给我倒了杯橙汁。她端起来说：“今年家里多了一口人，好啊。”陈野端着那杯白酒，站起来，认认真真鞠了一躬：“阿姨，谢谢您。”我妈摆摆手：“坐下坐下，哪来这些虚礼。”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角是弯的。杯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响了一圈。电视里放着春晚，赵本山还没出来，外头的雨声和屋里的笑声混在一起，暖融融的。

吃完饭，我妈去客厅看电视了，我在厨房洗碗。陈野进来要帮忙，我把他推出去：“你是客人，坐着去。”他不走，靠在灶台边上看我洗碗。我低头洗着碗，余光能感觉到他的视线，黏在背上一样。“看我干嘛？”我没回头。“好看。”他说。我耳根烫起来，把手里那个碗刷得格外用力。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走了那个碗，搁在水池里，然后抬手把我额前垂下来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他的指尖碰到我的耳朵，凉凉的。“你老躲什么？”他低声说，声音压在春晚的歌舞声下，“我还能吃了你？”我抬眼瞪他，但没什么气势。他低下头，额头碰了碰我的额头，鼻尖蹭着鼻尖，近得我能看清他睫毛在灯光下的影子。“别动。”他说。我就没动。他的嘴唇落下来的时候，我闭上了眼，感觉到他唇上有一点白酒的辣，还有薄荷的凉。窗外忽然炸开一蓬烟花，五彩的光从厨房的窗户映进来，罩了我们一身。分开的时候，他看着我，眼睛亮得跟那烟花一样。“这会子你总不会再说没兴趣了吧？”我笑了，伸手掐了他胳膊一下：“烦不烦，大过年的。”

那是我过过的最好的一个年，没有之一。

年后的日子像开了加速器一样。陈野的修车铺越来越忙，他一个人在店里常常转不开身，年后回来他招了个学徒，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跟着他学修车，管吃管住。我妈的缝纫铺也添了一台新机器，她说老那台年头久了，线走得不够顺。一切都欣欣向荣的，好像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好。

二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回来，在巷子口看见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粤S后面跟着几个数字，停在那。我没在意，绕过车往家走。走到楼下，看见单元门口站着个女的，三十来岁，齐肩发，穿一件浅驼色大衣，拎着个行李袋，正仰着头往楼上看。我走过去，她转过头来问我：“请问这儿住着个叫陈野的吗？”我愣了一下，点点头：“你是？”她笑了笑：“我是他妹妹，陈芳。”

我领她上楼的时候，心里头转了好几个念头。她从没见过我，但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我感觉她知道我是谁。我敲门，陈野来开，看见他妹妹站在我身后，他整个人顿了一顿，然后脸上浮出一种又惊又喜的表情：“芳儿？你怎么来了？”陈芳拎着袋子进门，笑着说：“来看看你不行啊？你过年也没回去。”她一边说一边换鞋，眼睛不动声色地扫了一圈屋子，最后落在我身上。“这是……”陈野走过来，很自然地揽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林溪，对门邻居，也是……”他顿了顿，“也是我对象。”陈芳哦了一声，弯了弯眼睛：“嫂子好。”

那声“嫂子”叫得我猝不及防，手都不知道往哪搁。陈野给他妹倒了杯水，陈芳坐在沙发上，我坐另一头，陈野坐中间。三个人聊了些家常，陈芳说她在县里一家超市上班，这次过来是想在这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在我和陈野之间转来转去，带着一种试探的意味。后来陈野去厨房给她煮面，客厅就剩我俩。陈芳忽然压低了声音说：“我哥这个人，闷葫芦一个，有什么事不爱说。”她看了我一眼，“但他要是认准了谁，那可是一根筋，十头牛拉不回来。”我笑了笑：“我知道。”

晚上陈芳住在陈野那屋，陈野来我家客厅打地铺。我妈已经睡了，我跟他并排坐在沙发上，电视关着，只开着墙角那盏落地灯。“你妹妹突然过来，没跟我说。”我说。他搓了搓脸：“我也没想到。她以前不怎么来我这，说住不惯。”他偏头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提前跟你说？”我摇摇头：“没有。就是觉得，你的事我好像知道得不太全。”他沉默了一下，然后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我不是不想说，是有些事，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跟我说了他家里的情况，比之前说的细一些。他爸以前在镇上开过一个小厂子，后来经营不善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他自己高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挣钱帮家里还债。他爸最终还是没熬过去，他妈的病是后来才查出来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前后拖了一年多，还是走了。他一直在外面漂，没个固定的住处，搬来这边之前刚在上一家修车行干了三年，老板转行他只好走。“我不是想瞒你，”他看着我说，“我是怕你听了这些，觉得我包袱太重。”我靠在他肩上，闭着眼睛：“你傻不傻。”

第二天，陈芳提出要去看看陈野的修车铺。我带她过去，她站在那块“野哥修车”的牌子底下，仰头看了好一会儿。铺子里头那个小学徒正在给一辆电动车换轮胎，手脚还很生疏，陈野过去手把手地教。陈芳靠在门框上看着，嘴角带着笑，忽然对我说：“我哥以前在家的时候，就爱鼓捣这些，邻居家的自行车坏了都找他。我爸那时候老骂他不好好念书，整这些没用的。”她说着声音低下去，“后来家里的东西一件件没了，就剩他这点手艺了。”我站在她旁边，没说话，看着她眼底那点泪光。

陈芳待了五天。那五天里，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我妈也热热闹闹地加了双筷子。陈芳会做面食，擀面条、蒸馒头，厨房里扑腾腾的，比过年还热闹。临走前一晚，她坐在我家客厅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忽然说：“嫂子，我哥交给你，我放心。”我说：“你放心啥，你才见我没几天。”她笑了：“看人不用久，我哥看人准，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就知道。”她走的那天，陈野去车站送她。我站在巷子口看着他们兄妹俩的背影，一个高一个矮，并排走着，手里拎着行李袋。陈芳回头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像一面小旗子。

陈野回来的时候天黑了，他进我屋，把一件东西搁在我桌上。是那张银行卡，他又还给了我。“你妹妹给的？”我问。他摇头：“不是，就我那卡，你拿着吧。”我看着他：“我说了借你的，要还。”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我揽过来靠着：“行，那换种方式还。”我抬头看他：“怎么还？”他低头亲了亲我的发顶：“一辈子，够不够？”我埋在他怀里，闷闷地笑出了声，心里那片薄荷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清凉又温暖。

三月，巷子里的木棉开了，满树的红花，沉甸甸的。有一天傍晚，我站在阳台上给那两盆薄荷浇水，陈野从铺子回来，上了二楼，没回自己屋，先走到我家阳台门边，隔着那扇纱门看我。夕阳从西边楼缝里射过来，照在他身上，他的影子长长地拖在阳台地砖上。我放下喷壶，走过去拉开纱门。“干嘛站那不进来？”他笑了一下，从背后拿出一个东西。是个小蛋糕，巴掌大，上面插着一根蜡烛。“今天啥日子？”我问。他说：“你忘了？去年今天，你第一次撞见我洗澡。”我愣了一下，然后一巴掌拍在他胳膊上：“你记这个干什么！”他哈哈笑着躲开，把蛋糕举高了：“点蜡烛许个愿呗。”蜡烛点起来，橘黄的火苗在晚风里摇摇晃晃的。我凑过去吹熄了，心里头许了个愿。他没问许的什么，但看着我的眼神像什么都知道。

我搂着他的腰，靠在他胸前，看着巷子里那棵木棉树，花在晚风里落了几朵下来，扑簌簌的。“陈野。”“嗯？”“你说，人这一辈子能遇见多少人？”他想了想，下巴搁在我头顶上：“挺多的吧，但能记住的没几个。”“那你记住了几个？”“目前就三个，”他掰着手指数，“我妈一个，我妹一个……”他停了停，低下头在我耳边说，“第三个你，已经刻里头了，抠不掉了。”我闭着眼笑了，晚风拂过来，带着薄荷和木棉混在一起的香，巷子里谁家在放歌，隐隐约约的，听不真切，但调子是暖的。

四月底，陈野的修车铺隔壁，那个空了大半年的小门面，被一个开花店的小姑娘租了。门面重新装修，刷了白墙，安了玻璃门，门口摆了几盆绿植，看着亮亮堂堂的。开张那天，小姑娘送了一束洋甘菊到我们这边，说是邻里好邻居。陈野把那束花插在一个机油瓶子里，搁在铺子柜台上，黄白黄白的小花，跟满屋子的扳手螺丝放一起，竟也不违和。我下班路过，进去看他，他正给一辆三轮车补胎，满手油黑，抬头冲我笑。柜台上的洋甘菊在电扇风里轻轻摇着，花影落在他的工作台上，油污和鲜嫩混在一起，我忽然觉得这画面真好。

五月，公司又给了我一个项目，比上次的更大，团队里多了几个人，天天开会加班。有一天晚上我回来晚了，巷子里路灯修好了，亮堂堂的。我走到楼下，看见二楼我家窗户亮着灯，厨房那扇窗开着，热气往外冒。我上楼开门，闻到饭香。陈野系着条围裙在厨房里炒菜，是我妈那件蓝围裙，油点子溅了好几处，他听见门响，头也没回：“洗手吃饭，马上好。”我站在玄关看着他背影，心里头涌上来的东西满满的，撑得有点发胀。我换了鞋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的腰，脸贴在他后背上，感觉到他脊梁上的温度透过薄T恤传过来。他手一顿：“咋了？”“没咋。”我说，“就是想抱抱。”他笑了一声，拿锅铲的手没停：“行，抱吧，别耽误我翻勺。”

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夹了一块排骨，我啃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你那盆薄荷，我前两天看见又扦了一棵小的。”他“嗯”了一声，扒了口饭：“那棵给你妈，她不是老说闻着薄荷味解乏么。”我妈在旁边喝汤，听见了，抬头看了我俩一眼，没说啥，但眉梢眼角都是笑。我低头吃饭，那排骨酱香浓郁，咸淡正好，窗外的木棉花谢得差不多了，绿叶茂茂盛盛的，巷子里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笑声一阵一阵传上来。

六月的风又热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两盆薄荷搬到了阳台上最通风的角落。陈野蹲在旁边，拿个小铲子给其中一盆松了松土。阳光从头顶晒下来，他的后颈晒得有点红，汗珠沿着发际线往下淌。我拿了条湿毛巾过去，搭在他脖子上。他抬头看我，阳光刺得他眯起眼，汗水淌进眼睛里，他拿手背蹭了一下。“林溪。”他叫了我一声全名，很少这样叫。“嗯？”“你说，咱们这算不算苦尽甘来了？”我蹲下去，跟他并排蹲着，看着那两盆薄荷在风里轻轻晃。“算吧。”我说。他把手上的土拍了拍，伸手过来，小拇指勾住我的小拇指，粗糙的指腹贴着我，结结实实的。阳台上我妈晾的床单被风鼓起来，飘飘荡荡的，像一面帆。远处巷子口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拖长了调子，一声远一声近。

我偏过头去，看见他侧脸上的汗水和笑意混在一起，睫毛被阳光染成了浅金色。薄荷叶子的清凉味被风裹着，一阵一阵拂过来，我突然觉得，去年夏天那个狼狈的傍晚好像已经很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他又碰了碰我的手指头，轻声说：“你看，新叶子都长出来了，比旧的还精神。”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嫩绿的叶片在光里微微打颤，脉络清晰得像一条条小河。风吹过来，把那些叶子翻了个面，底下的绒毛细细的，银白的一片。

我心里头那片搁了很久的东西，在这阵风里彻底化了，软软地落在实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