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亮,门铃把我从被窝里炸醒。

我披了件外套去开门,手还没碰门把手,门缝里已经传来一片嘈杂的法语和中文。

拉开大门,门口停了六七辆车,宾利、奔驰,还有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黑色轿车。

唐刚睡衣没换,趿着拖鞋,手里攥着一根被啃光了的黄瓜秧子,直往我脸前送:“傅师傅!你那瓶药还有吗?!”我没回答,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人群最外头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身上。

他举着平板电脑,屏幕上的红戳我太熟悉了。

我后退一步,顺手带上了门。

后背抵着门板,手心全是汗。

躲了五年,还是追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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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马赛的夏天,热得让人心烦。飞机降落前,徐卫东把手上那枚金戒指摘下来,递给我。

替我拿着,入关方便点。

我接过来,攥在手心,能感觉到上面还带着他的体温。

我自己那枚戒指,五年前摘掉了,离完婚那天下午,扔进了农科院门口的垃圾桶。

当时觉得扔掉就干净了,可这会儿握着别人的金戒指,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徐卫东是浙江人,在法国做红酒和橄榄油生意,身家过亿。

我在法国待了五年,一直靠打零工过活,经人介绍,才拿到这个开车的差事。

面试那天他就问了我三句话:会不会开车,法语行不行,能不能熬夜。

第三句我还没答完,他直接把车钥匙丢了过来。

“走吧,带你看看庄园。”

庄园在法国南部,离马赛两个多小时车程。

一路开过去,两边的橄榄树整整齐齐,像等距栽的哨兵。

我握着方向盘,偶尔看一眼前方,心情倒也平静。

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一手捏着眉心。

拐进一条梧桐大道,车到了。

庄园比我想象中大得多,一片葡萄园望不到头,远处还有一片橄榄林。

墙根底下却有一片格格不入的菜地,新翻的土,刚插上几排竹架子。

一个干瘦的老头蹲在地头,手里捏着一根黄瓜苗,小心翼翼地往土里按。

“那是我老丈人,宋义方。”徐卫东从后座探过头来,“山东人,来探亲的,闲不住,非要种菜。”

我下车,老头抬头看我一眼,咧嘴笑了:“你就是新来的司机?以后想吃啥,我给你种。”他一笑,脸上的皱纹挤到一块,土黄色的脸被太阳晒出一道道深印子。

我点点头,没说话。

行李搬到车库旁边的小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正对着葡萄园。

推开窗,空气里有一股泥土混合着肥料的味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窗口站了很久。

晚上,徐卫东让我陪他喝酒。他开了自己庄园产的红酒,倒了大半杯给我。

“尝尝,今年雨水多,口感薄了点,卖不上价。”他晃着杯壁叹气,“旁边那几家老牌酒庄,在行业协会上联合挤我。这行当跟国内不一样,人家讲根基。你好不容易把产品做出来了,人家跟你不熟,就不带你玩。”

我没接话,端杯子抿了一口。确实薄了点,带点青味。

宋义方端着一碗面走出来,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地吃。掀开面条,底下卧了一窝绿油油的菜叶。他嚼得响亮,冲我扬了扬筷子:“自己种的,香。

那夜我躺在床上,窗外飘进来一阵阵泥土味。

想起以前在农科院做实验时,培养土也是这么个味儿。

我把胳膊枕在脑后,翻了个身,又觉得自己闲得慌,好端端的,想那些干什么呢。

头一回进徐家门,我记住了两件事。

一是车库里那辆奔驰,车况不错,落了薄薄一层灰,看得出有些日子没动了。

二是宋义方那片菜地,苗子刚冒头,细细嫩嫩,土是好土,就是潮气大了点,容易招虫。

我没吭声,也没打算吭声。

一个开车的,管那么多干嘛。

02

蝗虫是第四天冒出来的。

第一批卵孵出来的时候,菜地里已经密密麻麻爬满了小虫,青灰色的,蹦跶得厉害。

等我看到时,黄瓜苗已经被啃得只剩光杆。

宋义方蹲在地头,手里捏着一片被啃剩的叶子,抖了半天没说出话。徐卫东站在旁边看了一眼,打了个电话给灭虫公司。

三万欧。

他挂了电话,骂了一句娘:“这是抢钱。”

当天下午,徐卫东又打了两家。

最便宜的一家也要一万八,还要等五天才能排到。

他烦躁地把手机丢在桌上,冲宋义方喊:“爸,别种了,回头我让人把地推了,铺草坪。”

宋义方没吭声。他弯腰捡起那根光杆,裹在一张旧报纸里,攥着回了屋。

那天夜里,我被一阵窸窣声吵醒。

窗户缝里漏进一点光,我坐起来往外看,心里咯噔一下。

宋义方蹲在地头,戴着一盏矿工头灯,正用手在叶片上扒拉。

那些蝗虫白天啃叶子,晚上趴在叶背上不动,他就一只一只地捏死。

灯影里,老人的背弓得厉害,像一棵晒蔫了的老树。我看了很久,放下窗帘,躺回去,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我去杂物间拿抹布,墙角架子上放着一瓶农药。

我顺手拿起来看了看,瓶身落满了灰,标签已经发黄。

菊酯类,浓度偏高,按理说过期了,但成分还在有效期内。

我盯着那瓶药看了半天,又放回了原处。

中午宋义方从菜地回来,手指头肿了一圈,指甲缝里全是虫浆。

他闷着头洗干净手,从锅里捞了碗面条,蹲在屋檐底下吃。

徐卫东走过来:“爸,别抓了,回头我雇人。”宋义方没抬头,呼噜呼噜吃面,半晌才闷出一句:“雇人得花钱。”

徐卫东张了张嘴,没再劝。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徐卫东去行业协会开会。

他下车时脸色不好看,回来时更难看。

我在车里等了他一个钟头,他拉开车门,坐在后座上没说话。

过了好一阵,他忽然开口:“小傅,你说我是不是该把这块地卖了,回杭州开个茶楼得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我没接话,只是把车开得稳了些。

回到庄园时已经天黑,宋义方还在菜地里,头灯的光晃来晃去。

徐卫东站在车旁看了一阵,转身进了屋。

我锁好车门,经过菜地边,蹲下来看了看。

虫口密度已经很大了,再拖两天,整片地怕是要绝收。

我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回了杂物间。

那瓶药被我揣在怀里带回了房间。

我倒了点温水,拧开瓶盖闻了闻,味道跟我记忆里的一样,带着一股刺鼻但不呛人的溶剂气味。

这种类型的配方,针对直翅目害虫效果很好,尤其是跳甲和蝗虫科。

只是这瓶浓度高了点,直接喷会烧叶子,得按比例兑。

我关好门窗,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小电子秤,那是之前帮人修东西时留下的。

称量、配比,每一步我都反复算了两遍。

手法虽然久了,但脑子里的东西,丢不掉。

凌晨两点,我背着喷雾器,趁黑进了菜园。

风不大,我蹲下来试了试风向,从下风口开始喷。

雾滴要细,喷幅要匀,一圈一圈往里收,让药液附着在叶背和土缝上。

蝗虫夜间集中栖息在叶背和根部,这时候喷,效果比白天好得多。

喷完一桶,我蹲在地头抽了根烟。月光底下,能看见叶片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我灭了烟头,把喷雾器洗干净,放回杂物间原处。

回屋的时候,二楼有一扇窗户亮着灯,窗帘微微动了一下。

我没在意,合衣躺下,闭眼之前想的是:明天要是能把虫压下去七八成,这片菜园子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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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早晨是被宋义方的喊声惊起来的。

我披着衣服出去,老头站在地头,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

我走过去,看见菜园的土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蝗虫的尸体,密密麻麻,踩上去沙沙响。

青灰色的虫壳在晨光里发亮,叶背上的活虫也蔫了大半,有的还在挣扎,有的已经翻过肚皮一动不动。

宋义方蹲下去,捏起一只死虫,又看了看那些还立着的黄瓜苗。

叶子虽然全是洞眼,但至少根还在,藤还在。

他猛地站起来,四下张望,看见我站在门口,张了张嘴:“小傅,这是——”

我摆了摆手:“凑巧。我看虫太多了,翻了瓶旧药,胡乱喷了喷。”

宋义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他没追问,就是蹲回去,把死虫拢成一堆,用铁锹铲到沟里埋了。

一整个上午,他都在菜园里忙活,补苗,浇水,搭架子,干得比谁都起劲。

徐卫东站在廊檐下看了一阵,回头对我说:“我爸这人,倔了一辈子。也就这块地能让他安生点。”他不知道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我听,说完就转身进了书房。

下午,徐雅婷从学校回来了。

徐卫东的女儿,二十六岁,在马赛大学读农学。

她进门时背着个帆布包,晒得有点黑,穿一件旧T恤,头发胡乱扎着,没有一点富家千金的样子。

她放下包就往菜园跑,蹲在宋义方身边翻叶子。

“姥爷,虫呢?爸说闹蝗虫了?”

“死了。”宋义方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高兴,“叫小傅给收拾了。”

徐雅婷抬头看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脸上,又移到我脚上。

我那天穿了一双旧运动鞋,鞋边沾了些药液的痕迹,我自己没留意。

她没说话,站起来走到地边,蹲下抓了只死虫,用纸巾包起来,放进了背包里。

晚饭后,徐雅婷一直在楼上看电脑。

我经过客厅时瞥了一眼她的背影,屏幕上好像是一张放大的昆虫图片。

我没多想,回屋躺下。

夜里风凉,窗户半开着,吹进来一阵草叶的味道。

第二天午饭时,宋义方端了一碗拍黄瓜放到我面前,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尝尝,新结的,脆。”那黄瓜藤三天前还被虫啃得半死不活,这会儿居然真结出了瓜扭。

老头满脸得意,好像那一地死虫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徐卫东笑了一声:“爸,你就惯他。”

宋义方哼了一声:“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徐雅婷低头吃饭,一句话没说。她筷子夹了块黄瓜,嚼了两口,忽然问了一句:“爸,咱们家那瓶农药,是谁买的?”

徐卫东一愣:“什么农药?”

“除草那个,杂物间架子上那瓶。”她语气平淡,“我看瓶身上积灰了,问问。”

徐卫东想了想:“以前园丁留下的吧,谁知道。”

徐雅婷没再问,但我注意到她看了一眼窗外那辆停着的喷雾器,眼神里有一点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学农学的姑娘,已经开始起疑了。

那天夜里,我睡觉前把喷雾器又擦了一遍,水渍擦干净,喷头卸下来。这些细节逃不过行家的眼睛。我只是没想到,她那么快就成了行家。

04

徐雅婷的化验结果,是第四天出来的。

她没说,我自然也不知道。

那几天我照常开车,接送徐卫东去协会、酒庄、码头验货。

路上他偶尔跟我聊几句生意上的事,我听着,接不上什么话。

他就自顾自地说,说多了就叹气。

有一回他喝多了,坐在后座,车停在红灯前面,他忽然说:“小傅,我觉得你身上有点东西。

我握着方向盘没吭声。

他继续说:“你这人,不像开车的。说不出来,就是不像。别的不说,就那天你喷的那个药,我老丈人打电话回老家跟人讲,讲了好几个晚上。他说他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么准的手艺。”

我笑了笑:“歪打正着。”

他没再追问,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我把车开回庄园,他老婆披着衣服迎出来,把他扶进去。我锁好车门,站在院子里透了口气。

也就是那天晚上,徐雅婷把化验单打印了出来。

她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边,捏着那页纸,来来回回看了三遍。

化验结果显示:该配方对当地的纳塔蝗有极高的靶向抑制率,致死率接近百分之九十九。

而且溶剂成分的配比经过了精确的pH中和处理,对土壤几乎无残留影响。

她搞农学的,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这种级别的配方,市面上买不到现成的,必须是有经验的植保专业人员针对虫种特征反复调整过。

她放下化验单,打开笔记本,在搜索引擎里敲了一行字。

傅洪波农科院农药。

页面跳转出来的第一条新闻,她盯着看了很久。

五年前的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一批农药质量事故,检测出高毒性劣质溶剂。

涉事配方负责人已经离职。

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男人拖着行李箱站在农科院门口,低着头,看不清脸。

但那件外套的拉链头、那条裤子的颜色,跟楼下这个司机身上穿的至少七八分像。

她合上电脑,坐了很久。

同一天,隔壁庄园的唐刚来了。

他是做奢侈品代理的,中国人,五十出头,嗓门大,爱热闹。

那天他路过徐卫东家门口,正撞上宋义方在菜地里掐黄瓜,他叫了一嗓子:“老宋,你这黄瓜行啊!上礼拜不还说让虫啃了?”宋义方得意地扬了扬黄瓜:“叫人治住了。”唐刚问怎么治的,宋义方一句“小傅给喷的药”,这事就传出去了。

第二天,唐刚又来了。

这回不是路过,他拉着徐卫东到一边,压着嗓子问:“你家那个司机,是干农资出身的?”徐卫东说:“不知道,怎么的?”唐刚搓着手:“我那园子也闹虫了,连着两年了,请人看过没治住。你让小傅帮我去瞅一眼?”

徐卫东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晚饭时跟傅洪波提了一嘴,语气带点试探:“唐刚要你去看看他那园子,你去不?”

我夹了一筷子菜,嚼完咽下去:“不去。”

徐卫东愣了一下:“咋呢?”

“我是开车的,不是治虫的。”

这话说完,我在徐卫东脸上看到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

他没再劝,但那个眼神我已经见惯了。

五年了,每次有人对我觉得“好奇”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把门关上。

门关得多了,也就没人再往里看了。

可徐雅婷那扇门,已经拦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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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六天早上,蝗虫事件彻底炸开了。

我还在洗脸,门铃响了,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连成一片。

我拉开大门,整个人愣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