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或许未曾预料，长和已果断挥出“第二记重拳”——8月20日，长和正式依据双边投资协定启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程序，索赔金额逾15亿美元。
账目已然列明，争端早已超越金钱范畴，直指一个根本命题：究竟是谁在恪守契约精神，又是谁将国际规则当作可随意拆解的工具？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至近三十载之前。
1997年，长和成功获得巴拿马运河两端核心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太平洋沿岸为巴尔博亚港，大西洋一侧则是克里斯托瓦尔港（即业内通称的科隆港）。
两港扼守运河咽喉，所有通航船舶均须在此停靠、补给与中转，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长和持续深耕二十余年，累计注入巨额资本，同步带动当地数以千计的稳定就业。2021年，双方顺利完成新一轮续约，签署为期25年的延展协议；按约定，运营权依法延续至2046年，具备充分法律确定性。
转折始于2025年初。
巴拿马当局接连颁布多项行政指令，层层加码限制长和日常作业权限，从许可审批拖延到安全检查频次异常提升，实质构成系统性运营干扰。
至当年1月，该国最高司法机关更作出终局裁定，认定原有特许经营协议“违反宪法”，一举否决其全部法律效力，使合约根基彻底崩塌。
长和并非未作让步尝试。
当局势尚存协商余地时，公司主动提出全面重启合同条款磋商，并牵头组织多轮闭门对话机制；甚至一度推进港口资产整体转让方案，拟引入美国背景财团接盘，试图借产权变更缓解地缘政治张力。
然而交易最终搁浅，接管行动却如期落地。
2026年2月4日，巴拿马政府实施强制接管：执法力量进驻码头全域，全面接管行政指挥体系与现场运营职能；长和派驻人员被禁止进入作业区域，现场设备台账、智能调度系统密钥、历年运维档案等关键资产悉数被封存扣押。
横跨三十年的政企合作，就此戛然而止。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随即发布严正声明，措辞罕见使用“无视基本事实、公然背弃承诺”等表述，立场清晰且毫不退让。
长和迅速展开法律反制。
2月24日，公司向巴拿马政府发出正式协商函，敦促重启对话机制。
3月6日，在协商无果后，其下属巴拿马港口运营实体依《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提起合同项下仲裁，主张赔偿不低于20亿美元；对外释放的信息极为明确：此非象征性追索，而是对契约尊严的全维度捍卫。
8月20日启动的新一轮程序，则由长和集团总部亲自主导，援引中国与巴拿马于2017年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启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框架，追加索赔15亿美元。
双轨并进、法理互补：前者立足商业合约关系，后者锚定国家间投资义务，合计索赔总额达35亿美元。
有必要厘清两次仲裁的内在差异。
3月发起的首案，系子公司基于特许经营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所提，核心指控为东道国单方毁约，诉求聚焦于合同项下可量化损失。
8月启动的次案，则由母公司以投资者身份发起，指控巴拿马违反《中巴投资协定》项下的多项核心义务，包括非法征收、差别化待遇、未能提供公平与公正待遇等国际法公认标准。
前者修复的是合同履约链条断裂造成的直接损害，后者追究的是主权行为对整体投资环境稳定性造成的系统性破坏。长和同步激活两条法律路径，彰显其维权策略的严密性与不可妥协性。
巴拿马为何甘冒巨大风险撕毁既有安排？
若干关键时间节点亟待串联审视。
2017年6月，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交；同年11月，双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巴拿马成为首个加入该倡议的拉美国家。
建交后，中国迅速跃升为巴拿马运河第二大通行国，两国在航运枢纽升级、物流节点建设、数字通关协作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显著提速。
但至2026年1月，巴拿马总统穆里诺高调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而就在该决定公布前数日，其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闭门会谈，后者公开要求巴方“清除中国势力在运河经济带的渗透影响”。
退出倡议不足三十日，港口强制接管即告实施。
其中逻辑脉络，无需赘述。
我的研判是：此举绝非普通商业调整，实为一场精心设计的地缘站队行动。
巴拿马押注美国将提供丰厚补偿以抵消对华关系受损代价，同时严重低估了长和运用国际法维权的意志强度及仲裁裁决的实际执行力。
但这场豪赌的风险敞口，远超其预估。
一国为迎合外部政治压力，主动废止运行近三十载、全程合规合法的重大投资项目，此类行径本身即向全球资本发出尖锐警示：书面契约在此类市场中可能形同虚设。
不少人误以为国际仲裁仅具形式意义，主权国家一句“不予承认”即可规避责任。
这是对当代国际法治体系的根本误读。
尽管仲裁庭自身无强制执行权，但其裁决可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在170余个缔约国境内申请司法确认与强制执行。
巴拿马于1984年即加入该公约，且未作任何实质性保留声明。
这意味着一旦裁决生效，该国在任一缔约国境内的财政账户、海外应收运费、港口特许收益等资产，均面临被依法冻结、划扣或拍卖的风险。
这才是真正具有威慑力的后续手段。
赔或不赔，已非巴拿马单方面所能决定。
若选择拒不履行，其境外金融资产将直面执行威胁，主权信用评级大概率遭下调，未来国际债券发行利率将显著攀升。
须知巴拿马经济命脉高度依赖运河通行费收入与离岸金融服务，二者皆以法治公信力与制度稳定性为根基。
一旦信用基石动摇，跨国企业投资意愿将趋于审慎，国际银行授信额度必然收紧，长远损益远非35亿美元所能涵盖。
反之，若选择全额赔付，35亿美元亦对其公共财政构成沉重负担——2025年巴拿马全国GDP约为820亿美元，该笔索赔相当于其年度经济总量的4.3%，财政腾挪空间极为有限。
此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深刻镜鉴。
商业合约确易受政治风向扰动，但这绝不意味着投资者束手无策。
长和此次双轨仲裁实践，既依托合同权利主张救济，又援引国家间投资协定寻求保障，实现了法律工具箱的满配式运用。
尤为关键的是，它释放出清晰信号：中资企业在海外持有的核心资产，绝非可随意攫取的目标；任何违规占有行为，都将触发严肃追责机制。
过去部分国家存在一种错觉，认为中资企业遇事惯于隐忍退让，长和此次以完整法律行动链彻底击碎了这一认知惯性。
归根结底，这场博弈早已超越财务补偿层面。
它实质检验着国际投资治理规则的真实效力，拷问着一国能否凭借政治意志任意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承诺。
长和已将账单清晰呈列，接下来，轮到巴拿马做出抉择。
规则从来不是装饰品，当你将其视作可操控的道具，终将为此付出难以回避的现实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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