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黄慧南口述《最后的"战犯"：我的父亲黄维》、黄维自述《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郭汝瑰：污淖守廉节 谲计出贞心》、《淮海战役转折点：廖运周阵前起义》、《最后特赦的黄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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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特赦通令，宣告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予以释放。
这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
在这份名单里，有一个名字被拖到了最后——黄维。
他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75年终于以最后一批战犯的身份被特赦释放。
走出那扇大门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一岁了。
进去时是中年，出来时是古稀老人。
1948年9月，当黄慧南呱呱坠地时，她的父亲黄维已被自己无法主宰的力量推进了战争；
她的母亲蔡若曙，在充满动荡与不安的年代里，艰难而顽强地守护着一份感情整整二十七年。
黄维被关进去的那天，小女儿黄慧南刚刚出生还不满三个月，他甚至从未见过她的面。
后来，蔡若曙把九岁的黄慧南带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专程送进功德林，那是黄维头一次知道自己的小女儿长什么样子。
从那天起，他把那张照片放进上衣口袋，贴身带着，想念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
1975年3月21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终于有了黄维的名字。
为了这一天，蔡若曙苦等了二十七年。
夫妻相逢那天，在北京前门饭店，没有哭声，没有拥抱，只是四目相对，无言。
黄慧南站在旁边，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已经须发皆白的老人——她的父亲。
谁也没有想到，这段等待了二十七年才换来的团聚，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更没有人知道的是，特赦之后，已是古稀之年的黄维，每次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
黄慧南后来在回忆父亲晚年生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父亲有两个人，打心底不想见，每次在会上撞见，眼睛就瞪得溜圆，梗着脖子，脸色铁青，连招呼都不肯打半个。
这两个人是黄维这一生放不下的心结。
而当这两个名字第一次同时摆在黄维面前的那一刻，这位走过二十七年牢狱的老将，终于沉默了很久，很久。
【一】从江西农家走出的"书呆子将军"
1904年2月28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一户农家，父亲早逝。
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考入鹅湖师范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
1924年，经方志敏安排，黄维找到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侬，经赵醒侬介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等人为同班同学。
能从一个父亲早逝的农家走出来，考进黄埔军校，靠的不是背景，也不是银子，是一股子死认规矩、认死理的拼劲儿。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点是，当年引导黄维考入黄埔军校的，竟然是方志敏。
黄维与比他大四岁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们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议下，两人一起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
只不过，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方志敏后来从上海改道回了江西，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这个在黄埔第一期上海考区帮他们办手续的年轻人，若干年后在各自的战场上兵戎相见，命运从此分叉。
进了黄埔，黄维就把自己全部扑了进去。
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1926年北伐期间在与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迅速被提拔。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团长，1928年入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以旅长身份进入第十八军，1934年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黄维表现神勇。
那是1937年，他率第六十七师坚守罗店，面对日军昼夜不停的炮火轰击，硬是顶了整整一个多星期。
战后统计，全师三个团长一死两重伤，师部里文书、炊事员都被拉上去拿枪，活下来的人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团。
这一仗打出了黄维的名头，也让"书呆子"这三个字跟着他走了一辈子——打得英勇，却也死板，死守阵地，不知变通。
黄维从黄埔一期毕业之后，几乎一直在陈诚的第十八军里，从旅长、师长到军长，深得陈诚信任。
在同僚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执法如山，认死理，不通人情。
对上司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
抗战时他接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发现军粮质量极差，不是发霉就是掺了砂石，士兵们吃不饱，战斗力一落千丈。
黄维当即给军政部写报告，还专门把发霉的粮食、掺了砂石的军粮打包好当作物证附上去，直接捅到了何应钦那里。
这件事惹出了一场风波，何应钦大为不满，要派人来查账。
黄维一向以清正廉洁自诩，当来检查的人上门时，他直接说："如果你们查出我有贪污中饱私囊之处，请据实报告，将我法办。"
言下之意，查呗，我没什么可怕的。
这就是黄维。
一根筋，认死理，不懂变通，也不想变通。
对一个军事将领而言，这种性格有时候是优点，在战场上能拼、能守、不退缩；
但在那个派系林立、人情复杂的国民党军政体系里，这种性格很容易把自己推进死角，而他自己偏偏还浑然不觉。
1947年12月，他出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兼任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算是暂时从前线退了下来，专心办学。
谁也没想到，这份相对安稳的职务维持了不到一年。
1948年9月，蒋介石一纸命令，任命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这个命令，把他从武汉军校校长的位子上直接拉进了一个他永远走不出去的深渊。
【二】双堆集：十二万人葬入安徽这片土地——廖运周，黄维最不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1948年深秋，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陷入困境，迫使蒋介石动用其嫡系精锐部队——黄维所率的第十二机械化兵团前去解围。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王牌兵团，下辖第十八军、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外加一个机械化快速纵队，合计兵力十二万余人，全副美式装备。
接到命令后，黄维兵团于11月8日由驻马店出发，经蒙城、宿县向徐州靠拢。
20日上午到达浍河以南地区，发现解放军已经沿浍河占领阵地。
此时，解放军乘虚占领蒙城，切断了第十二兵团的退路。
11月26日下午，黄维决定第十二兵团向双堆集东南方向固镇突围。
先以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第一一八师，第十军第十八师，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组成先头部队，于次日晨突围，为兵团打开缺口。
这就是黄维一生最大的败局开始的地方——他把突围的尖刀部队的选择权，交给了一个人主动请缨的师长。
这个人叫廖运周，时任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少将师长。
廖运周1903年出生于安徽凤台，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927年，廖运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长期隐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为党工作。
他一方面取得国民党首脑的信任，一方面接受共产党组织的单线领导，在国民党的进步官兵中发展党员，或安插党的人员，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工作。
从1927年入党，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率部起义，廖运周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潜伏了整整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里，他从连长、团长、旅长，一步步升到少将师长，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处处为党工作。
他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在战场上与日军真刀真枪地打，同时把搜集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出去，维持着一个地下党员不为人知的双重身份。
1948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的一一〇师在师长廖运周的带领之下阵前起义，直接导致黄维第十二兵团被全歼，是整个淮海战役中的关键转折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月26日下午，黄维决定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突围。
廖运周察觉到这是最好的起义时机，当即向黄维请求打头阵，愿意担任尖兵部队。
廖运周向黄维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3个师好，把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以随时策应。
黄维见他敢于挑担，又替他着想，很是高兴，连声说"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
他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行动。
黄维满心以为这是一个忠勇可嘉的部下，把坦克、榴弹炮全批下去，亲自给廖运周加油打气。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110师官兵5500余人在手臂上扎着白毛巾，冒着淮北平原刺骨的寒风，迅速向解放军阵地前进。
两个小时后，110师起义官兵按照预定路线，全部通过了解放军的前线阵地。
解放军迅速合拢口子，封闭了通道。
跟在110师后面的敌人部队突然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黄维才知道了真相，但已丧失了突围的最佳时机，被我军牢牢地困在了双堆集的狭小地带内。
他把坦克给了廖运周，把炮兵给了廖运周，把最宝贵的突围机会也亲手送给了廖运周。
当黄维得知廖运周起义的消息后，大骂廖运周不讲义气，是叛徒。
他不愿相信，自己眼里忠勇的国民党少将师长会是要将其送进解放军俘虏营里的共产党人。
更悔恨自己将众多的坦克、榴弹炮等重型武器送给了廖运周。
大骂完，还是于事无补。
双堆集战役最终，国军损失包括兵团司令官黄维中将以下官兵4.6万余人，5万余人被俘，中原野战军缴获各种火炮870门、坦克15辆、汽车300余辆，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
1948年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化装成小兵企图突围，在安徽双堆集被包围，下属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化装为小兵突围但最后被俘。
廖运周率部起义之后的人生路，和黄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55年，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来又担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1996年5月11日，廖运周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就这样，这两个人在同一个战场上分道扬镳，又在多年后出现在同一个政协会议的会场里——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一个是全国政协委员。
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有一次黄埔同学会上，我看他见到廖运周，还梗着脖子不和他说话。
这句话是黄慧南说的。
廖运周，是黄维最不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三】功德林里的二十七年：永动机与一根不肯折的脊梁
1948年12月25日，黄维以第十二兵团司令官的身份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被关押在河北井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里，后来才知道，同时被关押在那里的还有不少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1949年1月31日，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看守所机构迁移，黄维随之被押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这座德胜门外的旧庙，从此装下了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岁月。
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的态度。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进了功德林，别人积极改造、写悔过书，黄维一个字不写。
别人在学习会上发言检举自己的过去，黄维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口无遮拦讲一堆扎人的话。
他从进去那天就留起了胡子，有人问他为何不刮，他说："我的胡子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留下来的，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刮掉。"
就连在功德林唯一一起肢体冲突事件，主角也是他。
他的学习小组组长是董益三，一次学习讨论时，黄维发表了一通管理人员无法接受的言论，被组长当场纠正批评，两人越说越僵，最终动了手，黄维脸上挨了一巴掌，随即反击，一直到管教把人分开。
事后，管教找两人分别谈话，既批评了黄维"观点错误"，也批评了董益三"虽坚持正确观点，但动手打人只能说明落后，不能说明进步"。
学习中，黄维写下了"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以此发泄心中的郁闷。
他消极改造，管理方一时拿他没什么好办法。
后来，黄维在关押期间开始鼓捣一件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的事——研究永动机。
黄慧南说：父亲也曾回忆灵感从何而来。
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关他的茅草房外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
从1951年10月起，他开始向管理所多次请求研究"黄维永动机"，并写下详细方案申请试验。
管理所将他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交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论证后，答复为"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并将理由和依据写好退回给黄维。
黄维不死心，继续坚持。
1963年郭沫若到秦城监狱视察，黄维把改进后的图纸交给这位中科院院长看，郭沫若转交中科院物理所，答复依然是"不可能实现"。
后来在张治中等人的帮助下，周恩来总理审阅了黄维的设计图后批示可以研究，战犯管理所从此对黄维的实验给予配合。
1968年，管理所的管理人员真的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帮他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结果那台机器只转动了几圈，就停下来了。
这台永动机的失败，对黄维是个巨大的触动。
"永动机"于黄维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坚持研究永动机被认为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
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
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与此同时，他在功德林的二十七年里，还要忍受另一层深入骨髓的煎熬——家人的消息时断时续，而他对家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自1959年12月第一次特赦开始，至1966年4月，几乎每年释放一批国民党战犯，但都没有黄维。
蔡若曙急了，那段时间，她经常一个人到北京。
195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十人获释，却没有黄维的名字。
而在此之前，蔡若曙对黄维被第一批特赦抱有期待，当名单被公布之后，蔡若曙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
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幸亏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紧急送往医院，才挽回了一条性命。
但从此，蔡若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时常出现幻听、幻觉。
而这一切，在监狱里埋头研究永动机的黄维，毫不知情。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黄维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
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黄维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
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二十四小时看护，告诉他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
最终，黄维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
1975年3月19日，特赦令正式下达。二十七年，终于走完了。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特赦令，黄维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最后一批名单里。
当天，全场战犯照着稿子读感谢词，轮到黄维时，他读着读着，突然脱稿，即兴说了一段话——他说，他搞永动机，是为了补偿内战造成的损失，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台下一片愕然。
然而走出功德林的那一刻，谁都没想到，等待着黄维的，不仅仅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在他不知情的那些年里，有一件事已经悄然发生，而这件事，将在他与蔡若曙团聚后仅仅一年，以一种无法挽回的方式，猛地砸在他面前……
而他最不想看到的第二个人也将与他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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