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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现场，一份崭新的《刑法典》修订草案被正式提交审议。公安部部长梁三光当众宣布：本轮修法拟再废除6类可适用死刑的犯罪行为。调整完成后，越南全国范围内保留死刑的罪名将仅余4项。
仅仅一年零两个月之前，这一数字尚为18项。
初闻此讯，我心头掠过的并非“人权进步”的欣慰，而是一丝强烈的违和感——一个以法治秩序与国家安全为治理基石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位长期执掌公安系统的强势领导人主导，在短短十余个月内将死刑罪名压缩近八成，连强奸幼童、大宗毒品交易、武装暴乱等在国际社会普遍视为恶性极重、民愤沸腾的行径，也悉数退出死刑适用范围。
那么，这究竟是司法文明的陡然跃升，还是一场精密测算后的战略腾挪？
一年之内两度大幅削减死罪，节奏之快令人侧目
来看具体进程。2025年6月25日，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九次会议举行表决，439名议员中429人投下赞成票，支持率高达97.7%，全票通过《刑法修正案（2025）》，一次性取消8种犯罪的死刑配置。
被移出死刑清单的包括：颠覆人民政权罪、间谍活动罪、巨额贪污罪、严重受贿罪、非法运输毒品罪、破坏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罪、制售假劣药品致人重伤死亡罪，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该修正案于同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此次修法最广受关注的现实案例，是越南女企业家张美兰。作为万盛发集团创始人，她此前因非法集资及侵吞公款被判处死刑，检方曾公开表示，若能筹措110亿美元赔偿金，可考虑免除极刑。而新法落地当日，其刑罚即由死刑变更为无期徒刑。一名已被钉上死亡判决书的人，因立法变动获得新生。
彼时我便预判：这只是序章。果然，仅隔一年有余，第二轮刑法瘦身再度启动。8月18日公布的修订草案明确列出将再剔除6项死刑罪名：暴乱罪、对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罪、非法买卖毒品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以及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的恐怖主义行为罪。
至此，越南刑法中仍保留死刑的罪名仅剩四项：叛国罪、故意致人死亡罪、恐怖主义罪（限特定极端情形），以及非法制造毒品罪。
值得玩味的是一个技术性切割：2025年废除的是“非法运输毒品”，本次废除的是“非法买卖毒品”，但“非法制造毒品”仍赫然列于死刑清单之上。这意味着，贩运者与交易者免于极刑，唯独制毒源头仍被处以最高惩戒。如此精细到动词层级的法律留白，若归因为抽象法理演进，恐怕难以服众。
在我看来，这绝非缓慢推进的司法现代化路径。真正的渐进式改革不会在12个月内连续砍掉14项死罪，更不会将死刑覆盖范围骤然收窄至原规模的18%以下。这是一次目标清晰、节点明确、内外协同的制度性冲刺。背后既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传导，也有国内高层的快速共识，更有不可忽视的发展焦虑。那么，越南究竟在为何事争分夺秒？
免死政策这张牌，本质是一张经济通行证
要解构越南的紧迫感，必须把目光从法庭转向国际谈判桌。
7月2日，欧盟与越南在布鲁塞尔举行年度人权对话。欧方代表明确表态：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死刑执行；注意到越方持续缩减死刑适用范围的努力；同时敦促越南立即暂停所有死刑判决与执行，并朝全面废止方向迈进。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若想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升级投资准入资格、接入高端产业链分工，死刑议题就是绕不开的硬性门槛。
这并非欧盟首度施压。当前全球已有145个以上主权国家或地区，在法律条文或实际操作中彻底废除死刑。对于跨国科技企业、主权基金、ESG评级机构而言，“东道国是否保留广泛死刑”已成为评估其法治成熟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一个死刑罪名林立的经济体，在半导体制造、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准入清单上，天然处于劣势地位。
越南近年全力抢抓全球供应链重构窗口期。苹果、三星、英特尔等巨头正加速将组装基地与区域总部迁入越南。河内设定的雄心目标是：未来五年实现年均GDP增速10%。单靠低成本劳动力红利已难支撑该愿景，必须赢得西方资本的信任、技术的授权与市场的开放。
苏林今年2月访美之行，将这套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出访，并未选择传统邻邦北京，而是直抵华盛顿。随行团队堪称“半套内阁”：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工贸部部长、国防部长、公安部长悉数登机，另有五位政治局委员同行。
在华盛顿，三方越南航司与波音公司签署近百架飞机采购协议，总金额约300亿美元；叠加液化天然气进口框架、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本地化落地等项目，整套合作包价值逾370亿美元。
这笔370亿美元的订单，实则是越南向美国递交的一份政治信用凭证。而同步推进的死刑制度改革，则是这份凭证的法律注脚。你美方与欧盟强调人权标准？好，我直接将死刑罪名压缩至4项，用立法行动回应关切。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引渡机制的松绑。多国司法体系明确规定：不得将本国公民或常住居民引渡至可能判处死刑的国家。越南死刑罪名越多，可开展刑事司法协作的国家就越少。将死刑适用严格限定于四类极端情形，等于为越南打开了通往欧美司法互助网络的大门。这对一个深度嵌入全球贸易规则的新兴工业国而言，其制度价值远超纸面数据。
所以当被问及“越南为何如此急迫地废除死刑”，我的回答毫不含糊：这不是道德顿悟，而是成本收益计算。每删减一项死刑配置，都是在为外资准入扫清障碍、为技术引进铺平道路、为市场准入争取筹码。这是一场以法律修订为媒介、换取经济发展入场券的战略置换，而越南决策层确信，这笔账稳赚不赔。
越南向何处去，中国观察者须看清深层逻辑
说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浮现出来：越南此举，是否意味着它正悄然疏离中国？
我的判断是：不宜用“亲华”或“反华”的二元标签来框定越南外交。它的策略更接近竹节外交——风势所向，柔韧弯曲；根系所系，始终深扎本土。
苏林2月飞赴华盛顿，4月即启程访问北京，并将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定为中国。7月下旬，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驶入岘港，苏林随即会见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称美国是越南“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
可见，越南坚持双轨并进，两边皆取实利。但需警惕的是，平衡从来不是静态状态。当越南在市场经济规则、司法独立架构、人权保障标准等制度层面持续向西方范式靠拢时，它与中国之间的体制差异正在真实扩大。
废除死刑正是最具象的信号灯。中国现行刑法仍保有46项死刑罪名（依据2024年最新刑法修正案），尽管实际执行数量逐年下降，但法律文本中的死刑覆盖面，已与越南形成显著落差。当越南将死刑压缩至4项，而中国仍维持高位配置时，两国在跨境司法协作、引渡条约谈判乃至民间舆论认知层面，都将面临日益凸显的张力。
试举一例：若一名中国籍人员在越南涉嫌毒品贩卖被捕，依越南新法最多判处终身监禁；但若案件移交中国司法机关，依据我国刑法可能面临死刑判决。这种法律适用鸿沟，将在未来涉外刑事案件处置中成为高频摩擦点。
对中国而言，真正值得警醒的，并非越南倒向西方阵营，而是它以一种高度务实甚至略带功利的方式，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夹缝中持续拓展自身回旋空间。
它不选边站队，却步步精算——哪一边释放的合作红利更大，就向哪一边倾斜更多政策资源。废除死刑是做给西方看的诚意展示，首访北京是向北方邻居传递稳定预期，航母停靠岘港则是向区域力量格局发出存在信号。
这种极致理性的外交风格本身即是一种宣言。它表明越南对自身核心诉求有着清醒认知：经济增长、主权安全、区域影响力。
为达成这些目标，它可以重塑法律体系，可以调整对外姿态，可以在意识形态表述上做出弹性处理。一个敢于将死刑罪名压缩至4项以换取发展机会的国家，早已超越了传统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划分框架。
最后回到开篇之问：越南为何连性侵幼童、大宗贩毒都取消死刑？我的答案很确定：在越南高层决策语境中，这些罪名是否保留死刑，早已脱离单纯的伦理评判，转而成为经济权衡、外交博弈与国家战略的复合变量。
当国际市场准入权重、跨国资本信心指数、技术转移许可难度，整体超越国内民意情绪强度时，法律天平自然会向那个更具现实回报的方向倾斜。
这不是越南独有的现象。它是所有身处大国角力前沿的中小国家，必然面对的生存命题。只是越南这一次的转身幅度之大、节奏之疾、决心之坚，远超多数观察者的预判。而它下一步将迈向何方，答案不在宣言里，而在接下来每一项法案、每一笔订单、每一次高层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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