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修建远比“神社”更具有强烈的日本殖民奴化特征的“建国忠灵庙”。其中规模最大、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1940年在长春建成的“建国忠灵庙”，它事实上是伪满洲国的“靖国神社”。
一、“新京建国忠灵庙”的建造
在伪满国都新京建造“建国忠灵庙”的计划最早是在1935年由“满洲国国务院”提出的，11月确定了建造方案。方案确定将“招魂社”建在长春南郊黄龙公园(今南湖公园)东侧的欢喜岭“圣域”内。1936年1月1日，伪满国务院正式批准“满洲国招魂社建设筹备委员会方案”。同一天，该委员会被解散，随即设立了“护国庙建设委员会”，筹划工程的设计和为工程前期准备，并将准备建造的这个“招魂”设施定名为“护国忠灵庙”。
“护国庙建设委员会”由“国务院营缮需用品局”为主体，局长笠原担任委员长，故内藤为干事长，相贺科长作为干事身兼设计和监督两职。从1936年1月开始历经3年时间，按照“建造方针、祭祀宗旨”，对建筑样式、祭祀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规划和设计。其中主持建筑样式设计的是时任“南满洲工业专科学校”校长的日本人冈大路(后担任伪国都建设局长)和该校的科长村田治郎，担任设计员的有国都建设局的矢追又三郎、加藤完、奥本一市、田中贞一、黑木春时、加川藤人、植原隆一等。1936年3月26日、4月21日两次的委员会会议，首先解决了建筑总体风格(“庄重、宏大、淡雅、怀旧”)、墙体混凝土构造、墙面涂水泥再涂日本式宫殿常用的特制漆涂刷、房盖及墙体外观用中国宫殿的习惯颜色、用中国风格的雕刻花纹和尾檐曲线来表现高大森严、建筑材料尽量在“满洲原地取材”等问题的争论。但由于当时未能在东北找到合适的土质烧制屋檐的琉璃瓦，后来实际采用的是日本濑户的深蓝色炼瓦；为保证本殿、拜殿和配殿神门的色彩亮度，所刷颜料也采用了德国制的氧化钴。除屋檐和房盖使用深蓝色外，围墙、外墙原设计尽力保持石造的原貌，后在局长笠原的建议下，制作了多幅彩图，将喷好的色块贴上，成为多彩的墙体。内部天花板的颜色也是采用贴色彩图的方式。原定墙壁都贴金箔，后装饰拜殿时，伪满当局由于缺少黄金，需贴金箔的地方改用黄漆代替。
△ “建国忠灵庙”规划图
殿内摆设的专用雕刻和金属器具亦特殊制作，即先行制作实物大小的模型，再用模型制作金铜制品实物(第二期工程时除拜殿以外的装饰物都换成了电铸制品)。其中承担制作模型的是今村三郎，担任装饰的工匠是简井新作、武田十子男、好地武等人。与此同时，在相贺和藤岛等人的主持下，初步制定了“护国庙”建成后的每年的“例祭方案”。方案包括了礼拜的对象(一个上圆下方的神像牌位)、祝词形式、演奏的满文乐章、清朝风格的乐器的形制等。但对祭神、祭祀的方法却没有定论，到底是采取斋镇祭祀法还是神道祭祀法、佛教式、纯神道式，一直到建成时最后确定下来。
建造过程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只实施本殿和庙务所建设。1936年4月19日，“护国庙建设委员会”各委员，“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以下各大臣、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其他关东军和伪满官职人员在预定建造“护国庙”原址举行“镇地祭祀地神仪式”，由此揭开了“护国庙”建造工程的序幕。同年5月4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主持工程“开锹仪式”，宣布正式开工。但随后不久，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下令，于同年8月20日将“护国庙”改为“建国忠灵庙”；庙的朝向由初定的顺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北朝向改为面向西北方向的日本伊势皇大神宫和日本首都东京。按照这个意图，“建造委员会”委派“新京安达部测量班”重新测定“忠灵殿本殿”面向皇大神宫角度的纬度、经度。将距离皇大神宫1430公里的方位角132度48分54秒定为本殿中心位置，重新规划占地，使之总面积急剧扩大，达到46万平方米。平整完庙区土地和修筑道路后第一期工程即告结束。
工程的第二期是以1938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上梁祭祀仪式为起点的，确定第二期工程的主要建造项目有：拜殿、东西配殿、角楼、神门、盥洗间建造等等。承包商与第一期一样由三田芳之助工程组承包，负责监督工程现场的是“建国庙建设委员会”的山本、田中、谷野、尾十、加藤等人。由于此时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侵略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物资短缺，伪满地区的建筑材料价格和劳工薪水上涨，所以二期工程的经费严重吃紧。为了补充经费和劳工的不足，伪满当局发动青少年学生组织“勤劳俸仕队”，在“建国忠灵庙”工地开展义务劳动。至工程最后完工，伪满当局共组织了14万人次的“勤劳俸仕队”为这一殖民统治工程献工。所以，在整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它就已经成为伪满当局向青少年进行殖民统治教育的工具了。
至1940年8月22日，这一总投资160万伪满币、投入人力17万人、占地面积达45.6万平方米的美化殖民地统治的工程，在经过4年半时间的建造后终于完工。
本组建筑群落包括：本殿、拜殿、东西两庑、厅廊、角楼、盥漱所、庙务所、忠灵桥、正门、东西两门等10个部分，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建筑物群落正面是广场，第一道建筑为前门，为四柱三开间的牌楼式建筑，高13米，与城市中轴线大同大街成45度角。进入前门是长700米的两次转折的曲线参道，第一次转折是参道由斜向变为与大同大街平行的南北向，第二次转折是由南北向转向西南向，以对接内庭空间；沿参道南行300米，为庙务接待处，二层楼建筑，面积644平方米；前行150米为宽17米、长30米、跨在水上的昭忠桥；过昭忠桥是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的内庭中门，该门上部为深蓝色琉璃瓦装饰屋顶，下为三开间圆拱门，面积为175米，高14.8米，它将内庭分为内院、外院。内院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又可分为前院、后院，前院的建筑物包括内门(又称神门，高13.8米，195平方米)、拜殿(又称祭殿，庙内的主建筑，位于大院纵向中轴线的正面，是举行仪式祭奠亡灵的主要场所，众多死者的灵牌供奉在殿内。其内部装修考究，祭坛设在殿内正面，周围矗立着通顶圆柱，墙壁及屋顶绘有多彩的壁画。七开间，38米宽，19.7米高，905平方米)、左右配殿(各高14.5米，分别为523平方米)、四周回廊，后院以灵殿(塔式建筑，大理石贴面，高19米，每边长7米，49平方米)为主，四周为高6米的回廊和角楼(每个角楼高11米，面积25平方米)。总体布局严整，规模宏大。
二、伪满“建国忠灵庙”的祭祀活动
在该“庙”完工前的1942年7月15日，伪满当局就以敕令182号形式发布了建国忠灵庙的祭祀令，规定：在此举行的祭祀分为大祭、中祭、小祭三类，其中大祭有恒例祭和临时祭，恒大祭有伪满“建国日祭”(每年3月1日)，春例祭(5月31日)、秋例祭(9月19日)，三次祭奠宗旨是“慰殉于建国圣业之英灵，称赞其功绩”。确定5月31日系因5月30日为日本关东军举行“忠灵塔”之春大祭，9月18日为伪满洲国事变纪念日和日本占领军秋季大祭，伪满方特以其翌日做建国忠灵庙之大祭日，以说明伪满当局的祭祀与日本关东军的祭祀是连在一起的，但在祭祀层次上伪满要低于日本占领军的。
除恒大祭外，忠灵庙临时大祭有迁座祭、合祀祭(合祀祭为新合并到此的尸骨灵位举行祭典)。在此举行的中型祭祀为万寿节(溥仪诞辰日农历二月六日，同时溥仪在这天要代表伪满为所谓的“建国元神”日本天照大神举行感谢礼)和纪元节祭(二月十一日)、天长节祭等日本重要节日祭(四月二十九日)，以及访日宣诏纪念(五月二日，为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回到新京发布诏书周年祭)、祈谷祭(谷雨日，与日本祈年祭相同，祈盼五谷丰登之意)、远神祭(七月十五日，与日本盂兰盆节类似)、尝新祭(十月十七日，和日本神尝祭大致相同)。小祭有每月一日为月旦祭(朔旦祭)及每月十五日之月次祭(月望祭)、岁暮祭(十二月三十一日)等名目繁多的祭祀，也按恒祭仪式执行。据统计，自该庙从1940年9月17日开庙，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政府垮台的4年时间里，伪满总共在此举行了约20次大型祭祀活动，近10次中型祭祀活动，小祭数次。
在伪满于此举行的历次祭祀中，1940年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祭”为开庙祭，祭祀规模最大，共举行了五天。其中9月17日第一天为“神殿净袚之仪”和“御灵代奉安仪式”。是日上午9时，首先举行的是“神殿净祓”仪式。“此仪乃(迎接)建国三国神(死亡的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伪国军中将朱家训)神镇(所谓的“神来此地镇守’)”，“仪式先行盥漱净之仪，其次自庙之内院、外院以至院外神域(整个庙区)四门，由祭祀官散洒净米。”这项仪式完成后，紧接着，伪满皇帝溥仪将祭祀府主持本次祭祀的官员召到“帝宫”，亲授“御灵代”(作为死者灵魂的依附物——用来祭祀的象征物品)。上午10时30分，主持祭祀官员桥本祭祀府总裁以下祭官一同将“御灵代”安置在“忠灵庙”本殿的内屋，举行“御灵代奉安”仪式。
△ 溥仪参拜“建国忠灵庙”
从9月18日起的四天里举行镇座祭(迎接多神来此地镇守的仪式)。9月18日为镇座祭的第1天。主要活动是从晚8点30分开始，夜幕下的祭殿内外“神庭灯”一起点明。9时，死难者的遗属代表200名加上以“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军、警、政官员300余名进入本殿，面对“郑孝胥、朱家训中将以下伪满“殉国英灵”4264位、日本关东军武藤信义以下19 877位“殉国英灵”柱祈祷。接着，主祭官宣读日文、中文(此时被称为满文)祭词，乐队演奏祭乐。
19日，举行“皇帝亲拜”仪式。上午11点，“皇帝”溥仪身披五彩的帛锦来祭殿正中为“殉国的神灵”“拜令祈祷”。“新京”“全市市民齐致默祷，省市各机关恭行遥拜式。”
20日，举行谢神仪式，即感谢4000万“满洲国民慰问神灵”的仪式。仪式主要由乐队在“神”前演奏“振铎”、“万岁乐”、“陵王”、“长庆子”等乐曲。随之，为“民众自由参拜”时间。三天的镇座仪式至此结束。
伪满在此举行的另一次“大祭”是1941年9月17日至19日的第一届“秋大祭”。由于此前伪满当局已提出：忠灵庙祭祀的“忠于满洲国事之人，无论在建国前、建国后，为保佑‘国家’而死者，均得列序其次，使之庙食千秋，馨香勿替。一方面所以妥幽灵，一方面亦所以昭激励。”所以伪满祭祀府在本次“秋大祭”前正式将自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在中国东北阵亡者的亡灵纳入到“建国忠灵庙祭祀”。与此同时，在1938年吉林珲春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内蒙古呼伦贝尔诺门罕事件中，曾有大批日本军人阵亡。到1941年秋，伪满当局搜集到以上三部分日军阵亡者名单4927人，决定“合并纳入建国忠灵庙祭祀”。所以，1941年“建国忠灵庙秋大祭”的第一项活动是9月16日至18日的“第一次合祠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天是17日，溥仪以下伪满官员几百人、日军和伪军2500人及各界代表共10 000人参加致祭。19日为例祭。
随着日本关东军对外作战的不断失败和伪满“国军”持续遭到抗日力量的袭击，1942年后，纳入到“建国忠灵庙”祭祀的日伪军亡灵总数急剧攀升，至1942年“春例祭”时，“亡灵柱”总数为28 917个；“秋祭”时，“合祠祭祀”的“亡灵柱”总数为32 241柱；1944年“春例祭”时，“亡灵柱”升为36 880个；到1944年9月“秋祭”前，“合祠祭祀”的亡灵柱总数达到40 850个。尽管“入祠”祭祀的亡灵柱不断增加，但由于日伪军作战的连续败亡和伪满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伪满当局实在无力组织大规模的“祭拜”活动，所以后来的祭拜活动规模越来越小。到1945年“春祭”时，参加的人数已经很少了，完全是一个不得不搞的装样子的活动了。
伪满当局除了在每年的三次“例祭”时于此组织大规模的“祭祀”外，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忠君爱国”意识，要求各校的青年学生每天必须面向“国都新京”鞠躬行礼，一拜“皇帝陛下”，二拜“建国神庙”(供日本天照大神)，三拜“建国忠灵庙”，遥祭供于其内的“为建立满洲而牺牲的日本将士”和死于非命的“满洲国官兵、官员”，然后向东转“遥拜日本天皇陛下”。如果谁拒绝遥拜，就将受到惩处。由此可见，“建国忠灵庙”在伪满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推行殖民统治的超宗教的载体，还是日伪当局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建国忠灵庙”与“忠灵塔”、“建国神庙”的关系
自1905年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建立“关东州”殖民地开始，日本军队就在其占领地区修建所谓的“忠灵塔”，在塔内供奉死于非命的日军牌位(如长春忠灵塔就有关东军司令武藤以下2008个牌位)，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和日本节日、日军“占领纪念日”，殖民地当局和日军都要组织塔前祭祀、“瞻仰”。从这些形式和活动内容来看，“建国忠灵庙”与之大致相同。但区别也是明显的，表现在：“忠灵塔”集中“彰表日军功绩”，其内全部供奉的是日军牌位；而“建国忠灵庙”为“满洲国国庙”，所以要凸显“日满一家”、“日满协和精神”，内部供奉的是所有为伪满“建国牺牲的日满文武官员、军人”。还有，“忠灵塔”内除了供奉死亡军人的“亡灵牌位”外，更多的是在“奠基”时，安葬了数量不等的死亡者骨灰，而“建国忠灵庙”内供奉的全部为“亡灵柱”。
另外，早在“建国忠灵庙”竣工之前的1940年5月，伪满政府曾模仿日本神社的结构在伪满帝宫院内建立了一个称为“建国神庙”的设施，这一“神庙”在当时曾被定义为伪满的“国庙”，那么，它与“建国忠灵庙”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伪满当局筹划在“国都新京”建造“建国神庙”的活动还在策划修建“建国忠灵庙”之前的1935年元月就开始了。当月，伪满政府以“促进满洲国和日本国，满洲人和在满洲的日本人的一体化”为宗旨，提出建设一个“国家神社”，指定以国务院总务厅企划课为中心，会同伪满政府建筑局创建“国家神庙”筹备委员会。2月初，筹委会委托日本内务部神社局及司、厅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初步规划，随后由“神社局”制作出设计图。2月27日，伪满国务院在总理官邸审议了规划，决定了建筑格局、祭祀方式、经费预算等设计方案。接着，3月9日在伪满帝宫院内的皇宫花园东南角举行了开工仪式。预期建造白灰桧木结构平房一栋(外表面仅在屋檐使用铜板)，总面积135平方米，其中主殿13.0平方米，祝词殿19.8平方米，祭祀库3.8平方米，神仪所3.8平方米，拜殿85.2平方米。5月28日按预定时间竣工。
从立项、施工开始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就给予高度重视，溥仪“皇帝”和关东军司令梅津均亲自出席了建筑上梁仪式。同年7月，溥仪借“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第二次访日。访日期间，溥仪参拜了供奉日本民族的最高之神——祖神“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宫，将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位一体神物(剑、神镜、勾玉)作为“护佑满洲国的建国元神”请来东北。溥仪回到东北后，于7月15日发布《国本奠定诏书》，正式宣布将已经完工的“国家神庙”定名为“建国神庙”，于此作为“建国之神”——天照大神的居所，长年供奉。是日凌晨1点，溥仪和关东军司令梅津在“建国神庙”前祭祀台主持了迎拜天照大神的“镇座仪式”。
这一仪式实际上就是“建国神庙”的开庙式，从此“建国神庙”就成为“满洲国民”“必须对其遥拜的“国家最高等级”的宣传“日满协和”的法西斯政治精神的物质实体。按照伪满当局的解释，此地由于供奉的是“国家的元神——建国神”，处于最高等级，为“满洲国的本庙”；本庙需要护卫神来保护，这个护卫神就是伪满的“全体殉国忠烈”，因此决定设立“建国忠灵庙”，供奉“殉国忠烈”，让殉国的人神化为护卫“元神”的神。这样，“尽管‘建国神’与‘护国神’同为‘国神’，但彼此却是父子和君臣的关系，即‘天神’供奉于建国神庙，‘地神’供奉于建国忠灵庙。”根据这一定位，“建国忠灵庙”就成为“建国神庙”的摄庙。
△ “建国忠灵庙”现状
四、“新京建国忠灵庙”的现状及对其保护、使用的建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政府垮台，由此“建国忠灵庙”这一建筑群落成为历史陈迹。在1946—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期间，虽然长春城内多次发生激战，城市政权亦几经转换，但国共双方均对其给予了很好的保护。
1948年末，内战结束，中共领导的长春市政府成立，此后这一地带被划入军事院校控制区，主体建筑划归解放军空军第一预科总队，即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今空军航空大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建国忠灵庙”这个文物得到了特殊保护，逃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直到1980年代这个文物一直非常完好。
1980年代，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始进入法制化时期，吉林省和长春市的文物部门将这一建筑遗存确定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进一步保护它提供了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但是，由于市民对于这个文物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它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人民遭受奴役的一个标志，看见它就想到了屈辱，所以应该学习韩国人那种对待日本殖民地时代文物的方式将其拆毁；另外的一种观点是，这些建筑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了，经历了文革能留到今天已很不容易了，无论如何都应视为文物。同时，这些建筑都记录了日本侵略的过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建筑物实证，理应保留。由于思想不统一，自1990年代以来，虽然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维修、举办博物馆等计划，但有各种阻力干扰，几种设想都没能实现。当然，这一设施至今不能得到妥善维护和利用，与代管这一文物的有关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消极对待、干预向公众开放有直接关系。由于得不到正常维护，致使这一建筑物现已多处破损，局部有塌落危险。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解决维护问题，未来几年该建筑的破损将会更加严重。
笔者以为，这一建筑群落作为日本殖民地时代东北地区最大的“靖国神社”，它的存在不仅因其为我们保存了一个直接了解和观察、研究日本殖民统治的物质实体而具有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是长春城市性质和功能转换的见证，记录、承载了近代长春变迁的一个历史片断，从而具有城市史和建筑史研究的价值。所以理应给予妥善保护，永久留存。笔者以为，若想保护好这一文物，首先应该立刻组织各方面专家对其展开详细调查，早日制定出维修、保护方案，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将其完整复原；其次，将其建成一个“东北沦陷史博物馆”，对外开放。（节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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