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毒、走私、枪杀市长，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墨西哥|枪杀|殖民地|法国|西班牙|贩毒|走私|迪亚斯

《诗人》

如今提到墨西哥，人们的第一印象似乎总是混乱和贫穷：涌入美国的墨西哥裔劳工，猖獗的毒品交易，还有黑帮和政变。

然而，一百年前，墨西哥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1910年，在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统治下，这个国家已走上进步的快车道：铁路贯通全国，基础设施逐一落成，墨西哥比索成为全球有效的国际兑换货币……

1910年，建国百年之际，墨西哥人没有理由不去庆祝这一切。经过独立以来数十年的政变、内战和外国干涉，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否极泰来，前路只有一片光明灿烂。

短短两个月后，新一场革命爆发。迪亚斯的独裁统治终结，墨西哥再次陷入动荡。

关于这场影响墨西哥命运至今的革命为何爆发，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在理想国M译丛最新出品的《权力的传记：墨西哥现代史，1810-1996》中，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认为，迪亚斯政权的倾覆，部分源于它对墨西哥历史的片面解读。

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迫切地想要把艰难的过去化作通向未来的燃料。官方意识形态将三百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视为一无是处的黑暗时期，并且对独立后墨西哥数十年的动荡负有责任。只要摆脱一切殖民政权的残存模式和习俗，在自由派的统治下确立宪政与民主，墨西哥必将不断进步。

这当然是一个很方便的叙事。然而，它从未真正省思过历史本身，无论是三百年的殖民时代还是被奉为神话的独立革命。

那时的墨西哥一心奔向未来，却背弃了自己的过去，最终误读了它当下的历史位置和将来的危险。

如今，这个时代也加入历史的角斗场，而墨西哥仍在拖着沉重的过去前行。

下文摘自《权力的传记：墨西哥现代史，1810-1996》

恩里克·克劳泽著

“墨西哥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1989年的一个秋夜，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伊跟我说：“耶路撒冷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当时我们正从他家的窗户往外看，窗外是这城中的一面墙。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另一座古城，和他的耶路撒冷一样，那里也饱受往昔的磨折与负累。

这两座城皆沉浸于对立和冲突之中，而且有时似乎无法化解，它们都是神话中的朝圣之所、神学启示之处和历经征服之地。这两座城至今仍展露着沁入其间的不同文化的印记，也都曾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

“墨西哥，”我心想，“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也用得上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往昔并未消失，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墨西哥人民的记忆和日常现实之中。往昔的重量有时比当下本身更具有现时性。而往昔的重演有时似乎就是唯一可以预见的未来。

在墨西哥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往昔作为稳定性和凝聚性的遗产得以幸存；在其他层面，它则以未解决的、部分被压制的冲突形式存在着，随时都准备打破当下的表皮。

《诗人》

在墨西哥，就像在一切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一样，我们对真实经历过的历史的认知，总会受到另一种历史的影响，也就是那些被后人记忆、重构，有时还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被刻意虚构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一项职责就是把往昔的本来面目从一切想象的叠加中抽离出来。

墨西哥历史的形成期被称为巴洛克时代（1600-1750），绵延了一个半世纪。这个国家当时正在打造其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套完整的价值肌体，它源于印第安和西班牙元素的混合。这个混血的进程是墨西哥历史的绝对核心。混血不仅关乎种族，也带有浓烈的文化色彩。它渗入生活的所有领域，构筑起一个社会的框架与内核；从诸多层面来看，这个社会既是一种文明创新，也是一场实验。

在巴洛克时代，新西班牙仍是一个沉浸于自我构建的社会。事实证明，它将阻遏于18世纪末抵达墨西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和思想大潮。

新西班牙对外界多有戒备，也没有准备好接受西欧提倡的新价值观。它背对着现代世界，这个生于1821年的国家只能向往现代世界，同时怀着恋旧之情岿然不动地回望着它将不得不摒弃的往昔。

从独立战争（1810-1821）开始，墨西哥的精英领导层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有两张面孔的存在，一面认为有可能回到往昔，一面又渴望彻底抹去往昔，重新开始。

一部国家史就是往昔的重量和对未来的呼唤之间的一种鲜活张力。墨西哥依旧是一个不断运动的二元体，就像古老的阿兹特克众神一样。

一个民族，两种往事

1910年9月的墨西哥有两个值得庆祝的理由：独立战争一百周年和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八十寿辰。

这是墨西哥如日中天的美好年代。几乎每个与墨西哥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派特使参加了这场奢华的百年庆典。日复一日，新的公共建筑和服务设施逐一落成，证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后，进步终于成为墨西哥人生活的一个标准特征。

《弗里达》

这个时期已被命名为波菲里奥时代。该政权为其维持了34年的和平而深感自豪。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这种变化。墨西哥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才于1821年取得独立，此后直到1876年的55年间，历届政府几乎每年都面临着内部斗争和外敌入侵。

几十年来，他们还一直在以暴力废除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统治集团（军队和教会尤甚）。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强有力地创立一个新国家——一片稳固而明晰的领土，一个合法的政府，一个世俗国家，一个宪政结构。

9月15日晚，特使们站在国家宫灯火通明的露台上观看了墨西哥国历中的万节之节：独立呐喊节。一百年前，亦即1810年9月16日拂晓，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突然开始在多洛雷斯小镇向其教区居民慷慨陈词。

伊达尔戈想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发动其信众反抗令人憎恨的加丘平人（生于西班牙但定居墨西哥的西班牙裔），“这些人三百年来一直在极其不公地剥削墨西哥人民的财富”。

1811年7月，伊达尔戈受到了宗教法庭的审判。但到那时，这颗种子已然发芽，最终引发了一场漫长而猛烈的社会地震，在新西班牙或美洲几乎都前所未见：墨西哥独立战争。

按照自由派的解释，墨西哥仅仅是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始创于1810年，并且一直在千难万险中前行。

这一建国历程完全掩盖了三百年的西班牙统治史，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艰辛且有缺陷的孕育期”，从最坏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黑夜。

自由派指出，那些时期留存下的一切都是往昔的残渣。人们必须逃离，从中解脱出来。逃往未来就是自由派态度的基础。

史学家、教育家胡斯托·谢拉在《墨西哥人民的政治演化》重申了当时已成为自由派解释标准的墨西哥历史观，历史被划分为界限分明的阶段，朝着单一、稳定、上升的方向不断演进。

在土著文明那种“萎缩”而“低劣”的时代之后，历史的第一步——征服者的“强制变革”——业已完成。西班牙征服者及其后裔创建的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现代殖民地，而几乎是一种封建领地。

新西班牙这一堡垒囿于另一座堡垒之中，它再现了这个宗主国的孤立和停滞。在殖民时代末期，墨西哥仅仅是一个萌芽中的民族。只有在独立之后，其民族性才开始呈现出一种自主形态，并将其民族变成了“一个法律实体”——国家。

按照谢拉的说法，这个新国家为其历史演进的“第一次剧烈加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821年实现独立后，一个混乱、贫困、屈辱以及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时期开启了，最终，这个国家在1848年被割走了一半以上的领土。

不久之后，作为这一创伤的直接结果，19世纪中期的战争随之而至，亦即“第二次革命”（谢拉相信这将是最后的革命）。通过改革战争和法国干涉战争，墨西哥的历史继续前进，这一次不是摆脱西班牙，而是从殖民政权的残存模式和习俗中解放出来。

《百年孤独》

按照保守派对墨西哥历史的说法，墨西哥并非出生于1810年，而是在1521年随着西班牙人的征服而诞生的。墨西哥人不该回避殖民史，反而应始终忠于它、珍视它，并在某种意义上恢复它。

墨西哥保守党创始人卢卡斯·阿拉曼觉得不仅有必要研究新西班牙，也有必要研究西班牙本身，毕竟它是墨西哥的语言、宗教和政府形式的源头。“了解我们自身历史”的关键就在于西班牙的“盛衰”，在于能够从她的智慧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按照保守派的说法，自1810年的呐喊以来，墨西哥的历史在一路下滑。“9月16日对墨西哥民族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伊达尔戈扩大了革命的规模，使其迅速蔓延，导致国家饱受蹂躏。”

整整一个世纪，墨西哥都活在一个错误之中：“在这个自命为哲学世纪的19世纪，所有的荣誉和忠诚观都被摧毁了，只剩下有形之物。我们牺牲了那些曾经是社会根基的原则，它们已逐渐沦为空洞和无关紧要的说辞。”

阿拉曼的思想灵感得自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历史和社会组织上的一次毁灭之跃，与他心中正常的自然流变相反——这是一场“地震”，而不是一个正当的成长进程。

阿拉曼断定墨西哥强行扭曲了自身的历史本性：革命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更重要的是，它本无须切断与西班牙和天主教传统的关联。墨西哥与美国不同，美国（在阿拉曼看来）选择了传统，采纳了英国殖民地的各种形式和习俗，而墨西哥则“摧毁了此前存在的一切”。

改革战争是解决这两种历史版本冲突的最终手段：一种渴求逃离过往，一种希望保留过往。自由派赢得了这场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国干涉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堪称“二次独立”的胜利。他们的胜利正式推翻了保守派的历史叙事。

自那时起，小学生学习的祖国史，在胡斯托·谢拉看来就成了一种通过对自由派英雄的“圣洁之爱”和“深刻崇拜”来“团结和统合我们的爱国信仰”。

背弃过往，代价如何

墨西哥在哪面镜子中得到了最忠实的反映呢？

自由派的说法确实有一些事实支撑。他们颂扬这个世俗的、形式上采取了共和制的自主国家、一个适度的内部市场，和一个至少理论上法律面前人人自由而平等的社会，这是对的。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摆脱殖民国家的沉重遗产后取得的，彼时教会与王权共治，经济封闭受困，社会消极且等级森严。

但保守派重视源于新西班牙的诸般价值，这也没错。它们塑造了墨西哥人的身份认同，绝不能像胡斯托·谢拉所言，被简单贬斥为一场“艰辛且有缺陷的孕育”。

另一方面，这两种历史叙事也都是错的。尽管双方均不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偏爱的事件和英雄理想化了。双方对现实各有误读。

在整个19世纪，自由派都相信，只需确立目标，尤其是草拟法律，墨西哥就能迈进现代化的未来（共和国、资本主义、联邦制和民主）。波菲里奥式自由派夸大了他们已经达到的现代性程度，以及当下和未来的进步速度。保守派则相应地理想化了封闭内向的殖民史中的很多观念和制度，从纯粹实际的角度来看，在19世纪的现代世界中，要恢复这些观念和制度是不可能的。

所有人都一清二楚，正是这些对过往的不同看法将19世纪的墨西哥精英分裂成了两个激烈对立的阵营。但这场争论似乎最终尘埃落定了。

《墨西哥往事》

保守派在政治上被击败了，他们的英雄被逐出了历史教科书，但他们在经济上依旧十分成功，并以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培养子女，并且不受干扰地践行着这一信仰。更重要的是，只要他们自诩为思想上的温和自由派，不炫耀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可以担任最高的政治职位。

更出人意料的是，保守派墨西哥的很多价值都被自由派墨西哥心照不宣地挪用了。波菲里奥·迪亚斯本人就是这种古怪混合体的最佳例证。名义上，他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制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实际上，他终身都是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的慈父般的独裁者：这恰是众多保守派为之而战的那种总督式领袖。不出所料的是，在这个世纪之交，波菲里奥政权中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自认为是“自由保守派”。

在1910年，只有少数纯粹的古典自由派和寥寥无几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拒绝歌颂“现政府无可置疑的成就”。一切似乎都曾是“一场梦”：国家和平，国民经济欣欣向荣，铁路将墨西哥融为一体，港口连接了墨西哥与全世界——“如今这一切都成了真，一切都在前进，走上了预定的轨道。”

然而胡斯托·谢拉对政治现实并不抱幻想：“整个国家通过一系列权力移交、非法的权力退让将权力授予波菲里奥·迪亚斯，而这对未来而言极其危险，因为这是在培养一种习惯，以阻碍人们自我治理，若不能自我治理，那可能会有伟大的个人，却不会有伟大的民族”。

不过历史已经给波菲里奥·迪亚斯准备了一次宏大的启示。该政权本打算将1910年定为向祖国致敬的爱国“圣年”，视之为过往百年所达到的巅峰。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纪的起始，它将朝着自由派剧本所难以预料的方向前进。

一场新的革命在当年11月20日爆发了。

按照官方版历史，1810年的剧变应该永远都不会再次发生。独立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墨西哥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并开启终将导向自由派祖国的进程。除了实现独立这一重大意义之外，没有必要研究或理解1810年斗争的性质。其中的革命事件、观念或人物似乎都没有为当下提供任何经验教训。

但在现实中，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波菲里奥派既看不到前一场革命，也看不到即将到来的革命，只因他们都深陷其线性历史观之中。

要理解这场新的革命，没有必要选择相反的观念（阿兹特克人的循环世界观）或怀旧的保守派观念，后者否定了19世纪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正当性。我们需要的是对墨西哥历史的真正复杂性的理解。

1810年，在已维持三个世纪的庞大殖民秩序中突然爆发了一场革命，其宣称的目标——尽管无疑不是唯一的目标——是为了摆脱过往，以构建未来。从那一刻起，墨西哥已不仅是一处兴衰之地，也成了两种历史取向——往昔的重量和对未来的呼唤——之间各种公开且悬而未决的矛盾的历史博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