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胖友问本胖观点，看了看新闻，评论如下：
湖南祁东这件事，不复杂。老人进店歇脚，坐下不到一分钟晕倒。女店主上前搀扶，旁人拨打120，送医抢救，老人因自身基础病离世。家属随后索赔十万，扬言不赔就抬遗体堵门。派出所两次调解，金额压到一万九，店主掏钱了事，转账备注写“人道主义补偿款”。
事情传到网上，舆论爆炸，县司法局介入调查，认定店主无过错、不担责，相关部门提出全额补贴返还。当地一家企业上门慰问，送了两万。
事情到这一步，其实是当地往回找补了。
但整件事留下的问题，比一万九这个钱上的事情，要多得多。
先说公序良俗。中国人讲救死扶伤，讲路见不平伸手帮一把。老人晕倒在自家店里，扶一把、叫个救护车，这是多数人凭本能会做的事。这个本能，靠的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是非观，靠的是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默契。公序良俗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全社会默认的行为底线。谁碰这条底线，谁就动摇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再说道德底线。家属索赔的逻辑很直接——“你扶了，你就得负责”。这个逻辑一旦成立，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以后再有人晕倒在路边、倒在店里，旁人第一反应不是伸手，是后退。不是叫救护车，而是先找摄像头。好人做好事之前先算账，算完账选择袖手旁观。这不是某一个店主的损失，是全社会道德水位的下降。一次无理索赔得手，比十次普法宣传的破坏力都大。
官方该担什么责任？这件事里，派出所两次调解，把十万压到一万九，让店主掏钱息事。这个处理方式，本质上是和稀泥：谁闹谁有理，谁弱谁多分，店主老实就多出钱。
然而，官方的责任不是简单的平事儿，而是要明辨是非的。法律已经写得很清楚，《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救助人不担责。店主扶人、叫救护车，完全符合这条规定。所以当地官方第一时间就该亮明态度，告诉家属索赔没有法律依据，告诉店主你做得对、不用怕。而不是压着好人掏钱，息事宁人。
和稀泥的坏处，短期看平息了纠纷，长期看伤害了法治和公平。调解的前提是分清对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无过错方被迫掏钱，索赔方如愿以偿，这传递的信号是——闹一闹就有好处，老实人就该吃亏。这个信号一旦扩散，效仿的人会越来越多，基层治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更要紧的是，和稀泥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法律明明说好人不担责，实际执行中好人还是掏了钱，老百姓会怎么看法律？这种情况，从来都不是个例个案，而是已经存在了许久的普遍现象了。需要进行调整了。
公众希望看见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公平。公平不是各退一步的平均，公平，就是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店主扶人，该表扬、该保护。家属无理索赔，该驳回、该教育。官方出面，第一句话应该是“店主无责”，而不是“你们商量商量少赔点”。公众不需要看一场讨价还价，需要看一个明确的是非判断。这个判断给出来，执行好，好人心里就踏实，坏人就会有所顾忌。
这里就涉及朴素认知和法律的冲突。老百姓的朴素认知是——好人有好报，害人要担责。法律的规定其实和这个认知一致，“好人条款”就是保护善人。
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觉得法律靠不住？因为法律写在纸上，执行落在人身上。
派出所调解时压店主掏钱，这一步就让法律的保护落了空。老百姓看到的不是第184条，是好人最终还是掏了钱。
朴素认知和法律条文本身不冲突，冲突出在执行环节，法律写得再好，执行走了样，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法律不管用。
所以立法和执法的方向需要调整。
立法层面，“好人条款”已经有了，但还可以细化，比如明确对恶意索赔的反制措施，让无理索赔者承担相应成本。
执法层面，基层调解不能只追求案结事了，要把分清是非放在第一位。调解不是和稀泥的代名词，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矛盾。
警方、司法部门接到这类纠纷，第一反应应该是审查索赔有没有法律依据，而不是先问“你愿意出多少钱”。该硬气的时候要硬气，该驳回的时候要驳回，不能让老实人用自己的钱买平安。
说到底，这件事不是一个店主和一户家属的纠纷，是整个社会面对一个长期存在不合理现象，该怎么解决的需求、问题和情绪。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友善、讲诚信、讲公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扶老人被索赔，表面看是民事纠纷，深层看是对公序良俗的挑战，是对道德底线的冲击，是对法治权威的检验。
官方及时介入、往回找补纠正偏差，还不算太晚。但更重要的是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能不能第一时间就站在好人这一边？能不能第一时间就把是非说清楚？能不能不让好人掏钱、不让无理索赔得利？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在诸位基层执法者的日常工作中，在基层执法部门的领导同志肩膀上。有些地方，营商环境不行，是有原因的。一次出问题，正常，两次出问题，偶然，次次都出问题……说不过去的。
上面的三个问题回答好了，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老百姓才信法律，才敢做好人，社会的道德水位才守得住。
事情很简单，就这样吧。（作者：崔紫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