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8日，河北省肥乡县北高村，一封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原本平静的村庄炸开了锅。电报内容很简单：上海市第六遣送站收留了一名叫黄延秋的人，请家属尽快前往认领。
问题在于，北高村确实有一个黄延秋，而且他刚刚失踪不久。
黄延秋二十多岁，常年在村里务农，婚事也已经定下。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家中吃饭，随后回屋睡觉。第二天清晨，家人发现床铺空着，院门没有异常，衣物和行李也没有明显被带走的痕迹。
村里人把附近田地、道路和亲戚家都找了一遍，仍然没有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个失踪的年轻人，竟然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黄延秋后来讲述，自己醒来时正躺在南京街头，身边放着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自己的衣服。周围招牌上的地名让他十分慌张，他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两名交通警察了解情况后，安排他乘坐火车前往上海。按照当时的管理办法，外地流落人员通常会被送往遣送站，再由工作人员联系户籍所在地。于是，黄延秋在凌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上海方面之所以把电报发到辛寨村，是因为同行人员说自己来自肥乡县辛寨。巧的是，辛寨村没有黄延秋这个人，电报被搁置了几天。邮电局一名来自北高村的工作人员看到名字后，才想起村中正在寻找失踪者，随即把消息送了回去。
家属并没有立刻相信。河北到上海路途遥远，按照普通交通速度，从失踪到被遣送站收留，时间显得异常紧张。村委会向上海发电核实，确认身份后，家人才动身前往。通过胎记等信息辨认，他们最终确认遣送站里的年轻人就是黄延秋。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然而回村不久，黄延秋又一次成为传闻的中心。
9月8日晚，村里开生产动员会，一直持续到深夜。黄延秋回家后困意很重，便在院中的竹椅上睡着。按照他的说法，半夜醒来时，身边站着两个人，正是此前在南京见过的“交通警察”。
对方自称高登民、高延津，说要带他去上海。黄延秋曾经吃过一次突然出现在外地的苦头，自然不愿答应。他回忆道：“我不认识你们，也不去上海。”两人却声称不会伤害他，只是想带他出门。
此后的叙述更加离奇。黄延秋称自己被打晕，再醒来时已在上海火车站。随后，两名自称部队人员的人把他带到郊外军营。途中需要渡过黄浦江，再换乘公共汽车，最终进入一处军营。
在军营门口，哨兵似乎没有阻拦。可到了办公室，那两名带路者却突然不见了。军方核查身份后，联系了他的家乡，将他送回河北。这个细节后来反复出现在各种报道中，也成为支持和质疑两种说法争论的焦点。
10月10日，黄延秋又称自己在家中干活时突然头痛昏倒，醒来后已经身处兰州。身边仍是高登民、高延津。接下来的九天里，他说自己被带到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南京、西安等地，最后回到兰州，再被送回北高村。
消息传开后，解释迅速分成几派。有人认定是“外星人绑架”，有人认为是鬼神作祟，也有人觉得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远距离移动，故事本身或许存在遗漏。
当地曾组织人员调查，相关研究者也提出过外星飞行器、催眠和梦游等推测。医学检查没有发现明显脑部异常，但这并不能自动证明超自然现象存在。催眠能够帮助当事人回忆细节，却无法单独验证记忆是否完全符合事实。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1977年的农村，信息传递很慢，长途交通不便，户籍和遣送制度又较为严格。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外省，确实会造成轰动；但轰动本身，并不能替代车票、登记记录、目击证言等证据。
黄延秋的婚事也因这些传闻受到影响，未婚妻最终选择退婚。随着报道增多，“两个会飞的人”逐渐成为民间故事中的固定形象，原本零散的叙述，也在转述过程中不断添上神秘色彩。
多年以后，黄延秋在2022年接受电视节目采访时，对往事给出过另一种说法：当年并没有外星人，也没有人把他绑走，几次外出与他不愿继续干农活、私自离家有关。这一说法与早年流传的版本差距很大，因此仍有人对细节抱有疑问。
所谓“44年后真相大白”，更准确地说，是当事人在多年后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早期传闻的解释。它能够改变故事的方向，却未必能补齐所有证据链。那封电报、上海遣送站的记录，以及黄延秋多次讲述中的矛盾，仍是这桩旧闻最难理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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