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北京，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一桩迟到了几十年的调查。听到“张露萍”三个字时，叶剑英立即说：“这个同志，我记得。”这句话，终于为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婚姻和牺牲，打开了缺口。
对李清来说，张露萍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新婚不久便突然消失的妻子。1939年，他亲自把妻子送到延安兵站，只知道她要去重庆执行任务，却不知道任务内容。张露萍也没有多解释，只托人带回一包糖，报平安。
谁也没有想到，那包糖竟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联系。
张露萍出生于1921年5月，原名余硕卿，四川人。少年时期，她接触到抗日救国和进步思想，后来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1937年冬，她在车耀先等人的帮助下前往延安，途中因亲属关系受到国民党方面监视，便改名“黎琳”，设法摆脱盯梢。
到达延安后，她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那时的张露萍，年轻、利落，常和同学讨论时局，也是在那里认识了李清。两人有共同的理想，感情逐渐稳定，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婚姻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
1938年，张露萍曾提出到前线工作，但组织安排她进入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和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密写、照相以及隐蔽斗争方法。她起初想上前线，后来还是服从安排。地下工作不靠一腔热血，更需要耐心、纪律和专业本领，这一点，她很快掌握了。
1939年10月，张露萍抵达重庆不久，叶剑英向她传达了新的任务：进入军统系统外围，领导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负责联络和传递军统内部的重要电讯情报。
这不是普通的联络工作。周公馆附近就是军统机关，张蔚林和冯传庆每次携带情报，都可能暴露。组织需要一个更隐蔽的中转点，也需要一名可靠人员，接替并协调这条危险的情报线。
张露萍于是有了新的公开身份。她被安排作为张蔚林的“妹妹”，穿蓝色旗袍，围白色围巾，出入重庆社交场合，看起来像一位家境不错的年轻女子。此前有人在成都见过她穿着讲究的衣服，甚至与国民党军官同行，李清听说后十分震惊。
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求证。
张露萍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不能把真相告诉丈夫。她不是不愿解释，而是不能解释。地下工作者一旦泄露关系，暴露的不只是个人安危，还可能牵连整条联络线。李清只能等待，等待妻子有一天重新出现。
有意思的是，张露萍在重庆领导的情报小组，后来被称为“七人小组”。成员利用军统电讯系统传递情报，掌握了不少军事和政治信息，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南方局或延安。白天，他们各自隐藏身份；夜晚，才集中交换情报。
危险也在暗中逼近。
1940年冬，张蔚林被军统逮捕。特务在他家中搜出一张写有“七人小组”成员姓名的名单。冯传庆试图转移，却在行动中被认出。军统顺着名单展开抓捕，张露萍等人相继落网，随后被关押到白公馆、渣滓洞，最终押往贵州息烽集中营。
蒋介石得知军统内部竟被渗透后大为震怒，戴笠则把压力转化为审讯和刑罚。面对连续逼问，七人始终没有承认身份。敌人得到的结果，只有“坚不承认”几个字。
在息烽集中营，张露萍不仅承受囚禁和折磨，还照料年幼的孩子。她与徐宝芝结为姐妹，徐宝芝的孩子孙达孟出生后，张露萍常把稀饭中的米粒嚼碎，再喂给孩子。她也照看过“小萝卜头”，孩子们称她为“253号妈妈”。
难友曾买鸡给她补身体，她却不肯独自享用，说监狱里还有孩子，应该等鸡下蛋后留给孩子。这样的细节并不能改变牢狱生活，却让冰冷的囚室里保留了一点人的温度。
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息烽集中营方面以“释放”为名，将张露萍等七人押往玄天洞附近。张露萍知道所谓释放意味着什么，临行前请难友替她整理头发、化妆，还取出一枚红宝石戒指。她没有戴上，只是把它留在身边。
随后，七名革命者被秘密杀害。张露萍牺牲时24岁，李清却一直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
这场误会持续了44年。李清后来成为交通部门的重要负责人，但关于妻子的消息始终没有答案。直到1983年，调查人员重新梳理档案、证言和地下工作线索，确认张露萍原名余硕卿，并查明她并非军统特务，而是长期在军统电讯系统内开展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
有关她的事迹随后见诸《光明日报》。李清这才知道，妻子早在1940年被捕，经历了白公馆、渣滓洞和息烽集中营，直到1945年牺牲。那包糖送出重庆时，两人都没有想到，下一次得到消息，已经是四十四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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