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科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何文珍站在门口，看见抽屉被撬开，账本散落一地。
她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指甲陷进掌心里。
身后传来脚步声，李春华的笑声不紧不慢地飘过来：“哟，何姐，这么早就来了？账要是找不齐，可说不清楚啊。”她没有回头。
蹲下去，一张一张地捡。
纸的边缘有些发毛，像是被人翻了很多遍。
她的后背缓缓起了一层汗。
窗台上那盆老绿萝，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转了个方向，叶子朝着她的办公桌。
她咽了口唾沫，没有说话，手背擦了一下鼻尖，继续捡。
何文珍蹲在地上捡了足足十分钟。
账本散得并不均匀，有些摊在桌子腿底下，有些被揉皱了扔在门边，有几张甚至踩上了半个鞋印。
门卫老张每天六点半开门，七点二十之前不会有人进办公楼。
也就是说，有人昨天夜里或者今天清早动过她的桌子。
她一张一张地抚平，叠好，码齐，动作不快不慢。
干了三十年会计，每一笔账都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单子翻过来，闭着眼都能说出是哪年哪月哪笔钱、经谁的手、盖了谁的章。
正因为太熟悉了，她只码到一半就发现少了东西。
三张去年六月的差旅费报销单，李春华亲自签字的那三张。
钥匙在她裤兜里。
她确认了一下，铁皮柜门完好，锁孔上没有新鲜划痕。
抽屉的锁是被撬开的，锁舌歪在一边，像被硬生生别断的。
她蹲在那儿看着那把坏锁，没有急着站起来，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件事：那三张单子如果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会用来做什么。
李春华从门外探进半个头来。
手里端着保温杯，嘴边着一丝笑，那笑像贴上去的，底下一层什么都没露出来：“何姐，要不要我帮你找找？我那儿人手多。”何文珍没抬头，只说：“不用了，东西跑不了。”李春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等她多说点什么。
她偏没有说。
他自己走了，皮鞋在走廊里一下一下地响，比平时轻快。
何文珍直起腰，把账本重新码进铁皮柜里。
她没有急着锁柜门，而是站在窗前，端详那盆绿萝。
盆里的土是润的，显然有人最近浇过水。
她从来不浇水，这盆东西在她办公室摆了十二年，一直是周桂芳在管。
周桂芳病退之后，她接过手来，也只是想起来了才擦擦叶子上的灰。
花盆被人转了方向，叶片对着她的椅子。
这个角度，从走廊窗户看进来，刚好能看见她的桌面和抽屉。
她蹲下来，用手拨了拨土。
然后在花盆底部的托盘底下，摸到一小团东西。
是一张揉成球的便签纸，展开来，上面写着一串数字。
她看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那串数字她太熟悉了，是去年六月她那三张失踪报销单的编号。
她没有声张，把纸条叠好，塞进袜子里，光脚穿上鞋，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开始扫地。
中午她没去食堂，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上午。
账本翻了几遍，凭证号码对了一遍又一遍，确认除了那三张单子之外，没有其他损失。
窗外的风把枯叶吹到玻璃上，贴了一下又飞走了。
她忽然想到，昨天下午，小李来财务科借订书机，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他说“何姐您忙”，眼睛却往她桌子上扫了一圈。
她当时没在意。
现在想想，一个借订书机的人，眼神不该那么飘。
午饭时间她端着搪瓷缸去食堂打水，司机小马端着餐盘凑过来。
他压低声音说：“何姐，你听说了没？外头传你账目不清，说审计局要来查你。”何文珍夹了一筷子白菜，慢吞吞地嚼完，反问：“查我什么？”小马看了看左右，声音更低了一截：“有人说你挪用公款买理财，数目不小，去年就被上面盯上了。”何文珍没接话，把碗里的米饭扒拉干净。
起身的时候她拍了拍小马的肩膀：“小马，你信吗？”小马愣了一下，说：“我不信，何姐你干三十年会计了，从来没出过岔子。”何文珍笑了笑，说：“那就行了。”
她回到办公室，锁了门，把那部旧手机从包里掏出来。
充上电，按下开机键。
等待开机那十几秒钟里，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
风一阵一阵地吹，树枝像老人的手指，梢头微微打颤。
她吸了一口气，拉开铁皮柜最底下一层，把近三年所有经手的报销单据从档案袋里一沓一沓地抽出来。
她拍得很慢。
每一张都先对光、调距、确认字迹清晰，才摁一下快门。
四十多张单子，拍完已是下午三点。
她存好文件夹，起了个名字：“小孩作业”。
四点半，办公室楼下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她透过窗户往下看，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门口，孙德海从车里下来，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子不快不慢。
他没有往办公楼走，而是站在花坛边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
何文珍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看，只是习惯性地抬头。
但那一瞬间，她觉得孙德海的目光跟她隔着三层玻璃碰了一下，又各自移开了。
晚上回到家，赵大勇已经做好了饭。
这个人脾气直，烧的菜跟他的人一个风格，咸是咸、辣是辣，不讲究配色摆盘，胜在管够。
何文珍换了拖鞋，脱了外套，洗了手坐到饭桌边。
赵大勇盛好米饭往她面前一放，看了她一眼，筷子“啪”地拍在桌上：“你脸色不对，谁惹你了？”何文珍端起碗：“没有。”赵大勇不信：“你别瞒我，你一有心事就扒拉着饭数米粒。”何文珍低头一看，手里的筷子确实在碗沿上一粒一粒地拨。
她把筷子放平，夹了一筷子菜含进嘴里，嚼了嚼，说：“单位里有人传我账目不清。”赵大勇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谁？”何文珍说：“你别管谁了。你闹到单位去，我就能清白了？”赵大勇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坐了回去，闷声把那盘排骨往她面前推了推：“吃饭。”
儿子赵磊的电话是九点多打来的。
翻来覆去，把白天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赵磊在那头沉默了几秒，说：“妈，账你手上有没有备份？”何文珍说：“我脑子就是备份。”赵磊被她逗笑了：“妈，你脑子里有账，可别人不知道。你拍个照，留个档，万一有人做手脚，你至少有东西能拿出来。”何文珍嗯了一声，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边愣了好一会儿。
床头柜抽屉里那部旧手机正亮着绿灯，电充满了。
她伸手摸过来，屏幕上六个未接来电，都是赵磊的。
她顿了顿，把手机放回去，拉上被子躺下，眼睛睁了很久才闭上。
第二天早上她比平时早到了二十分钟。
走廊里没有人，门上挂着一把新锁。
她昨天走之前换的，钥匙只有一把，在自己兜里。
她打开门，屋子里一切如常，桌上的文件没人动过，铁皮柜上的锁完好。
她去门卫室倒了杯热水，跟老张聊了几句。
老张这人话多，不用多问自己就能倒出一火车话来。
他说：“何姐，你知道吗，前天晚上李主任加了个班，九点多才走的。我寻思办公室那边也没啥急事啊，他一个人在楼里待到那么晚。”何文珍端着杯子抿了一口水：“可能写材料呢。”老张说：“写材料？他让我帮他开档案室的门，扛出来一箱子旧东西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何文珍手顿了一下，放下杯子：“什么样子的箱子？”老张想了想：“就你们财务科那种牛皮纸档案箱，黄色的，不大，上头印着年份。”
她心里那根弦绷了一下。
档案室里的旧档案，按年份码放，最早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初。
李春华拿走的那个箱子上标示的年份，恰好是去年。
她没有在老张面前露出什么表情，闲聊了几句就回了办公室。
关上门之后，她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昨天拍的那些照片，确认了一下那三张失踪单据的记录都在。
然后她拉开抽屉，找出一个旧信封，把那部手机装进去，塞进包里最底层。
她坐在桌前，翻开今年的账本，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看。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爬过桌面，慢慢爬上她的袖口。
她没有动，像一棵被光照着的老树，纹丝不动。
只有翻页的指尖在轻轻摩挲纸边，像在对什么道别，又像是在向什么靠近。
周桂芳瘦了不少，精神看着还好。
她坐在茶馆靠窗的位置，隔着玻璃看街上的车流，面前那杯菊花茶已经凉了。
何文珍在她对面坐下来，说：“你身体怎么样？”周桂芳说：“老毛病了，吃着药呢，死不了。”何文珍把手里那杯茶暖了暖，低头吹了吹茶叶：“抽屉被撬了。少了去年六月三张差旅费报销单，李春华签的。”周桂芳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溅出来一点。
她不慌不忙地放下杯子，拿纸巾擦了擦桌面：“他胆子越来越大了。”
何文珍问：“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周桂芳沉默了一阵，从包里掏出一个黄色信封，搁在桌上推过去：“我病退之前，把他头年一笔‘设备维修费’的原始发票复印了一份。走之前我留了个心眼。你拿着，往后有用。”何文珍伸手接过信封，没有打开，捏了捏，厚厚一沓。
周桂芳又说：“他那笔维修费，开票的是一家五金店，老板叫刘宏达，跟他好得像亲兄弟一样。你查查这家店，门道大着呢。”何文珍把信封塞进棉袄里衬的口袋里，贴肉放好，说：“我知道了。你安心养着，别的不用操心了。”周桂芳看着窗外，像个过来人似的轻声道：“我在财务科干了二十二年，跟人打了半辈子交道，到头来发现，账上的数儿好算，人心上的数儿算不清。文珍，你路子要自己走，可也别一个人扛。单位里谁跟你亲、谁能递话、谁跟李春华有仇，你想明白了，都是你的帮手。”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各自散了。
何文珍没有直接回家，她沿着马路走了两站地，拐进一家照相馆。
那是一个老式的店面，门口挂着“证件照婚纱照冲洗放大”的牌子，玻璃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看报纸。
何文珍把信封里的复印件抽出来，递给他说：“师傅，麻烦帮我把这沓纸复印一套，双面的，要清楚。”男人接过去翻了一下，问了句：“要多清楚？”何文珍说：“能看清字就行。”男人没再多问，转过身去操作复印机，纸一页一页地从出口吐出来。
何文珍站在柜台前，透过玻璃窗看着外头的街道。
天阴了，有人正在对面屋檐底下收晾晒的衣服，连跑带拽，动作急慌慌的。
她心里也跟着那件飘起来的衣服晃了一下，又落回原地。
复印完了，她把原件和复印件分开装进两个不同的信封里。
原件塞回棉袄内袋，复印件放进手提包的夹层。
出门的时候，她跟照相馆老板点了点头，说了声“麻烦你了”。
男人嗯了一声，继续低头看报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又过了两天，何文珍把手里那沓复印件翻出来，坐在书房里仔细对了一遍。
修理费发票上的日期是去年三月份，金额六万八，开票单位是宏达五金机电经营部。
法人刘宏达。
她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总觉得在哪儿听过。
想了整整一宿，才想起来，去年腊月单位的联欢会上，李春华带过一个朋友来，四十来岁，瘦高个，夹克衫，递烟的时候手挺不快，笑的倒松快。
当时别人介绍了一句：“这是宏达五金的刘老板。”那个人伸出手来跟她握了一下，说“何会计好”。
她的手凉，他的手也凉。
她当时没多心，现在把那天的画面翻来覆去地看，才咂摸出一点味道来。
李春华和刘宏达的关系，不是一般朋友的那种。
她悄悄去工商局的公示系统查了一下宏达五金机电经营部的注册信息。
注册时间是前年十月，注册资本三十万，经营范围是五金、机电设备销售。
法人代表刘宏达，股东只有一个人。
她又查了一下这家店的年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家店成立后第一年的销售额不到五万，但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突然多了一笔六万多、一笔八万多、一笔四万多的开票记录。
三笔加起来差不多十九万，而这三张发票的抬头，全都指向同一个单位：自来水分公司。
她对了对日期和金额，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设备维修费，六万八；管道配件采购，八万二；零星维修耗材，四万三。
合计十九万三，全部是在那家五金店开的票。
她把笔记本合上，心里有数了。
这些账目本身也许找不到什么破绽，毕竟发票是真的，合同是真的，验收单上也有签字。
但有一点，刘宏达这个人，跟李春华的私交太好了，好到让人有理由怀疑，那家店就是给李春华量身定做的。
她不能去查得太深，账面上查不出什么，但可以查人。
她想到了老张。
门卫老张在这个单位待了二十年，李春华刚来那会儿什么样子、跟什么人走得近，老张心里都有一本账。
第二天中午，何文珍端了一碗自家包的馄饨去门卫室。
老张正歪在椅子上打盹，闻着味儿就醒了。
“何姐，你这手艺没得说。”老张一口一个馄饨，吃得直冒汗。
何文珍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也没急着搭话。
等老张把汤喝完了，她才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老张，以前李春华是不是常跟一个姓刘的老板一起吃饭？”老张抹了抹嘴：“你说刘宏达？他以前常来，李主任跟他是老交情。前年还来过好几回，去年少了。”何文珍说：“去年怎么少了？”老张想了想：“去年他们好像闹过点不愉快，有一回刘老板来找李主任，两人在车棚里说话，声音挺大。具体说什么我没听清，只听见一句‘这笔账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何文珍没有追问，站起来把碗收拾了，说：“那你歇着，我回办公室了。”老张喊住她：“何姐，那碗我自己洗就行。”她说：“你躺着吧，我顺路。”出了门，她脚步不快不慢地往办公楼走，心里把那句话翻来覆去地碾。
刘宏达跟李春华因为钱的事起过龃龉，那说明，那家店跟李春华之间，未必铁板一块。
她把这个信息存进手机备忘录里，标注了日期。她不知道自己要用这些东西干什么，但她告诉自己，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被动。
李春华的第二个动作是往财务科塞人。
他提的那个小崔，何文珍见过，小伙子才毕业两年，聪明是聪明，就是眼里有点活泛。
李春华把人叫到她跟前，当着面说：“何姐，小崔是财务专业毕业的，年轻，脑子快，正好给你打打下手。您年纪大了，不能什么事都自己跑前跑后。”何文珍看了一眼小崔，小伙子戴着黑框眼镜，站得笔直，脸上堆着笑，说：“何姐，您多指点我。”何文珍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先跟着看看吧，会计这行当，光看书不顶用，得上手。”小崔点头哈腰地走了，门带上之前，何文珍听见走廊里李春华压低了声音说了句什么，小崔嗯了一声。
她坐回椅子上，把面前那杯茶端起来，没有喝，又放下。
她想了十几秒，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小崔的名字，在底下画了一条杠，杠的末端写上“李春华”三个字，中间又画了一个问号。
做完这些，她把纸一折，塞进抽屉最底层，跟那沓复印件放在一起。
然后她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开始整理当月的报销单。
小崔三天后正式到岗。
他第一天来得早，七点十分就到了，何文珍七点半进门的时候，他正拿着抹布擦桌子，连窗台和绿萝的叶子都擦了一遍。
何文珍说：“小崔，这么早？”小崔笑呵呵地说：“第一天报到，得给何姐留个好印象。”何文珍把包放下，点了点头，没有多话。
她一上午没有分给小崔任何具体工作，只让他翻翻往年的记账凭证，熟悉一下格式。
小崔听话，捧着一本去年的凭证从头到尾翻，时不时抬头看看她。
何文珍假装没注意，低头写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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