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牛皮纸信封砸在地上的声音,到现在我还记得。

钱散了一地,风从楼道口灌进来,吹得几张钞票往前滚。

表舅弯着腰,一张一张去捡。他的手指头粗,捏不住那些薄薄的纸。

我妈站在门口,手指头指着他,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你个属兔的扫把星!就是因为你,我闺女才这么命苦!

我没敢动。那年我十九岁,刚考上师范,差三千块学费。

表舅捡完钱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钱装好,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姐,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萱萱上学的。你别拦着。”

他说完转身就走,脚步很快,像是怕再多待一秒就会哭出来。

我妈“砰”地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了半天。

我看着她,想说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在三十年后,会被我翻出来的一个铁箱子,彻底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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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妈叫王菊英,在县城供销社干了一辈子。

她嘴碎,性子急,嗓门大,走在楼道里,整栋楼都能听见她的声音。

可这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那张嘴里的“命苦论”。

从我记事起,她就没说过我一句好。

我考了全班第三,她撇撇嘴:“第三有啥用?人家第一的也没说啥。”

我拿了奖状回来,她看了一眼:“哦,放那儿吧。”

然后转头跟邻居说:“我家萱萱命苦,脑子笨,比不上人家孩子。”

邻居说萱萱挺好的呀,成绩也不错。

她叹气:“好啥呀,你是不知道,她这辈子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命里带小人,没出息。”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当妈的会这样说自己闺女。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她不是不爱我,是她自己也被什么东西吓住了。

那个东西,叫“怕”。

她怕我会命不好,怕我过得不好,可她的怕,说出来就成了“咒”。

“属兔的克你”这句话,是我童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小学三年级,我交了个好朋友叫小英,扎两个马尾辫,笑起来露两颗门牙。

我带她回家玩过一次。

那天晚上我妈翻了我的书包,发现小英的作业本。

她问我小英属什么,我说好像是兔。

她脸色当时就变了,把作业本扔在地上,扯着我耳朵骂:“跟你说多少遍了?属兔的别往家里领!你咋就不长记性?”

我疼得眼泪掉下来,说妈我就是跟她一起写作业。

她不听,第二天就去找了学校,非要老师把我跟小英调开。

班主任是个年轻女老师,好说歹说劝了半天。

我妈不依不饶,最后老师没办法,把我调到了第一排。

小英后来跟我说,你妈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说不是,她不喜欢属兔的。

小英说,那你告诉她,我属龙,不属兔。

我说你明明属兔。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

后来我俩就不怎么玩了。

我又成了一个人。

那种孤独感,到现在我都记得。

上初中那会儿,我开始叛逆。

我妈说往东,我偏要往西。

她说属兔的不能靠近,我就故意跟她唱反调,跟班里一个属兔的男生说话。

那个男生姓宋,坐我后桌,人挺老实,就是爱睡觉。

有一天我在走廊上跟他聊天,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把拽住我胳膊就走。

我回头看见那男生愣愣地站在那儿,手里的笔掉在地上,笔尖摔断了。

回到家,我妈把我锁在屋里,哭了整整一下午。

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是不是要气死我?你是不是想看我早点死?

我坐在床上,看着她哭,心里的叛逆劲儿一下子泄了干净。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妈怕的不是“属兔的”,她怕的是我受伤。

可她怕的方式,是把我关起来。

我十五岁那年,我爸出了事。

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从三楼摔下来。

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我妈没哭,她把家里所有的钱和存款都翻出来,拿去办丧事。

办完丧事,她坐在客厅里,对着我爸的遗像发呆。

三天没说话,没吃饭,没喝水。

第四天早上,她起来洗了把脸,去了城东的算命摊子。

算命的说她命硬,克夫。又说她闺女命苦,身边小人多,尤其要防属兔的亲戚。

从那天起,“属兔的亲戚”就成了我妈嘴里的头号敌人。

那个亲戚,就是表舅唐建。

表舅是我妈的亲表弟,按辈分我该叫他舅。

他长得瘦高,皮肤黑,笑起来有点憨。

小时候过年,他来过我家几次。

每次来都拎着东西,鸡蛋、花生、自家种的红薯。

他话不多,坐一会儿就走。

走的时候总是回头看看我,笑着挥挥手。

可我妈从来不让他进门待超过十分钟。

她说他命硬,跟她犯冲。

后来我爸没了,她对表舅的态度更差了。

有一年冬天,表舅家的儿子考上大学,他高兴,拎了两条鱼来,说给姐报喜。

我妈连门都没让他进,隔着防盗门说:“你有啥好高兴的?你儿子考上大学,跟我有啥关系?你走,别在门口堵着,晦气。”

表舅站在门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僵住。

他张了张嘴,最后把鱼放在地上,转身走了。

那天下了雪,他的脚印在雪地里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坑。

我趴在窗户上看他走远,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02

高考那年,我十八岁。

我妈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截兔子腿骨,非让我戴在身上。

说是找“大师”开过光的,能避邪。

我不戴,她急得跺脚,说我命硬扛不住,不戴就要出事。

最后我妥协了,把那截骨头塞进书包夹层里。

高考前三天,她给我煮了一碗“转运面”,里面放了红枣、桂圆、花生、莲子。

面里还有一样东西,我没看清,只觉得味道奇怪。

第二天早上开始拉肚子,拉到整个人虚脱。

我妈慌了,带我去诊所打点滴。

她嘴上还在念叨:“我就说嘛,属兔的真是阴魂不散,连你高考都要来捣乱。”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掉进管子,心里突然觉得很累。

高考那天,我带着病进了考场。

脑子昏沉沉的,手上的笔像灌了铅。

题目做到一半,肚子又开始翻,我咬牙坚持到交卷。

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很大,我妈等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瓶水。

她想说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把水塞到我手里。

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是温的。

考试结果出来,我差两分没够本科线。

我妈拿着成绩单,坐在沙发上,对着我爸的遗像叹气。

“你说咱闺女命咋就这么苦呢?差两分啊,就差两分。要是没有那些小人捣乱,她肯定能考上。”

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可张不开嘴。

我说什么呢?说她煮的那碗面让我拉肚子?

可我要是说了,她肯定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我妈这人,一辈子都不肯认错。

她只能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命”上,推到“属兔的亲戚”身上。

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恨我妈,恨她的唠叨,恨她的迷信,恨她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

可我又不敢恨她,因为我知道她是真的为我好。

她的“好”,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着我的皮肉。

又疼,又躲不开。

后来我复读了一年。

那一年我拼命学,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

我做完了能买到的所有模拟卷,背完了所有可能考的知识点。

我妈那一年没再给我煮任何“转运”的东西。

她只是每天在我书桌上放一杯热水,一个水果。

偶尔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一句话也不说。

那是我这几十年来,跟我妈最安静的一段时间。

第二年高考,我考上了市里的师范专科。

虽然不是多好的学校,但总算有个学上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难得地笑了。

她把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放进柜子里锁好。

那天晚上,她拿出我爸的照片,擦了好几遍。

一边擦一边说:“老李啊,闺女考上大学了,你看到了吗?咱家也有个大学生了。”

我在隔壁房间听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去学校报到那天,表舅来了。

他站在楼道里,手里拎着一袋子水果。

我妈看见他,脸色一下就变了。

她说:“你咋又来了?”

表舅说:“姐,萱萱考上大学了,我来看看她,给她带点水果。

我妈接过水果袋子,说:“看也看了,你走吧。”

表舅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下楼了。

我追出去,跑到楼梯口喊他。

他回过头,笑着挥挥手:“好好读书,别让你妈操心。”

我点点头,眼泪又差点掉下来。

我不知道表舅为什么总是这样。

明明每次来都被骂,可他还是来。

后来我才想明白,他不是来看我妈的,他是来看我的。

他怕我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管。

可他不敢说,说了我妈会骂得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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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师范三年,是我最小心翼翼的三年。

我不敢交太深的朋友,怕我妈说的“命”会应验。

宿舍里四个人,两个属蛇,一个属狗,一个属虎。

我问过一遍,心里松了口气,没有属兔的。

可我还是不踏实。

每天上完课就回宿舍看书,周末也很少出去。

室友们约吃饭,约逛街,我总是推脱。

一来二去,她们也就不叫我了。

我成了宿舍里最安静的那个人。

大二那年,班里来了个实习老师。

男的,二十多岁,瘦高个,戴着眼镜。

他说话声音不大,但讲课讲得很好,能把那些复杂的数学题讲得明明白白。

他姓周,叫周峻熙。

第一次见他,是他来听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一节课下来,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

回头一看,他正拿着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下课后,他走到我桌前,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李晓萱。

他说,你的解题思路很清晰,底子不错。

那是我第一次被老师单独夸奖。

回去的路上,我感觉走路都轻飘飘的。

室友说,你是不是喜欢上周老师了?

我说没有,就是觉得他讲课讲得好。

室友笑了笑,没再追问。

可我自己心里明白,那不是喜欢。

那是感激。

感激有人能看见我,能肯定我。

过了几天,一个消息在班里传开了:下个月的省级教学竞赛,学校要推荐两个人参加。

一个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另一个,是周老师推荐的我。

我当时愣住了。

要知道,我的成绩在班里只能排中上,从来不是拔尖的。

周老师为什么选我?

我去办公室找他,说老师我不太行,还是换别人吧。

他正在批改作业,头也没抬:“我说行就行。你底子好,就是需要有人推你一把。”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低头写字的样子。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头顶上有一层淡淡的光。

我忽然想问,老师你多大了,属什么?

可我没敢开口。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周老师的影子。

第二天一早,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了室友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你说,咱们周老师多大了?”

室友想了想:“好像是25吧,1988年的。”

1988年属啥?

“属兔啊。”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属兔。

又是属兔。

那天上课,我坐在第一排,看着周老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他侧着身子板书,右手的粉笔字写得很好看。

他讲到重点时会停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懂。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这么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属兔呢?

我使劲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可我妈的话像根刺,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属兔的没一个好东西,都是来害你的。”

“你命本来就苦,再让他们沾一下,这辈子都翻不了身。”

那一个星期,我吃不好睡不好,连做梦都是周老师站在讲台上,忽然变成了一只兔子。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班主任说,身体不舒服,竞赛名额我放弃了。

班主任说,这是周老师推荐你的,你跟他商量商量。

我说不用了,我真的不能去。

我躲了周老师一个星期,他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去。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

“老师,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可惜了。你本来可以的。”

后来周老师实习结束,回了原来的学校。

他走的那天,很多同学去送他。

我没去,躲在教学楼后面,看着他拎着箱子,上了出租车。

车开走的时候,我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