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总行审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在核对长期未动账户时，发现了一笔特殊存款：1967年7月8日，以周恩来名义存入的1.2万英镑。时间过去整整30年，账户始终没有支取记录。这个数字，在当时绝不是一笔普通款项。

消息逐级上报。原因很简单，周恩来生前的月薪是404.8元，个人收入来源也有明确记录。这1.2万英镑究竟从何而来？若按1967年的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8万多元；加上30年间的汇率变化和利息，金额已达到46万多元。

银行方面没有直接处理，而是将情况报告有关部门。调查人员很快注意到，账户虽然挂在周恩来名下，却未必属于周恩来本人。那张存款凭证背后，可能藏着一段被时代尘封的往事。

要弄清这笔钱，得把目光移到战时的伦敦。

1940年，22岁的英国姑娘多利来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求职。那时的伦敦分行承担着中国银行在英国及欧洲、非洲部分地区的业务，工作繁重。多利从柜台出纳做起，逐渐接触到汇款、发薪和捐款等事务。

她曾负责为一百多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多利发现，有些海员领到钱后很快花掉，便劝他们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国内，还设法争取减免汇款手续费。这个举动看似普通，却让她与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联系。

1944年，中国抗战仍在继续。伦敦分行设有募捐箱，用于支援中国抗战。多利在办理业务时，常向客户介绍中国的困难，鼓励他们捐款。可她后来发现，募捐箱里的钱竟有人暗中挪取。

多利没有装作没看见。每当相关人员前来取走募捐款，她便把募捐箱藏到柜台下面，因此得罪了对方，还被诬称私藏募捐箱，面临被开除的风险。

这时，一名中国职员站了出来。他叫刘本昆，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后来调往伦敦。刘本昆了解情况后，为多利作了担保。多利因此保住了工作，两人也在相处中建立感情，1949年结为夫妻。

婚后，多利取了中文名字，叫刘道蕊。她并非只是在形式上融入中国家庭，而是逐渐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归宿。新中国成立后，刘本昆夫妇继续在伦敦分行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差。他们有住房，也有汽车，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但刘本昆一直惦记着回国。1949年以后，中国银行总行要求海外分支机构接受新中国领导。伦敦分行一度出现是否交接、是否转移资产的问题，刘本昆与同事一起维护了国家财产，拒绝让重要外汇流向台湾。

这件事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襄理。值得一提的是，刘道蕊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对一个当时生活在英国的女性来说，这并不是轻松的选择。她所放弃的，是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相对优裕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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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7年，中国银行总行才同意刘本昆夫妇回国工作。临行前，他们处理伦敦的房产。房子以1.2万英镑出售，价格低于市场行情。夫妇俩没有把这笔钱留作个人生活保障，而是将它带回中国。

回国前后，刘本昆夫妇曾写信给周恩来，并附上一张1.2万英镑的支票。信中说明，这些钱是两人多年从工资中节省出来的，原本就打算交给国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最稳妥，他们才把支票寄给周恩来。

周恩来收到后，态度十分明确：“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把支票退回去。”

这句话，与他一贯的处事原则完全一致。周恩来并不认为，只要打着支援国家的名义，个人财产就可以不经核实直接归公。尤其面对巨额外汇，更不能留下手续不清、来源不明的问题。

遗憾的是，1967年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调查工作没有及时完成。为了避免款项遗失，工作人员暂时以周恩来名义，将1.2万英镑存入中国银行。原本只是权宜之计，没想到这一存就是30年。

1997年，银行重新清理历史账户，才让这笔钱再次进入视野。有关方面根据周恩来当年的批示，要求查明捐款人，并将钱退还。经过多方核查，线索最终指向已经退休的刘本昆夫妇。

此时，两位老人生活并不宽裕。刘本昆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夫妇俩主要依靠退休金生活。银行找到他们时，他们承认这笔钱确实是当年捐出的，却拒绝收回增值后的款项。

刘道蕊的意思很清楚：钱当年已经交给国家，后来增加的部分也不应再算作个人财产。经过协商，这笔钱没有回到夫妇名下，而是以刘本昆的名义设立基金，用于奖励中国银行系统表现突出的员工。

1998年，刘本昆去世；2003年，刘道蕊去世。那笔跨越30年的英镑存款，也从一笔无人认领的历史账户，变成了两位普通银行职员留给后人的一份特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