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退守台湾。谈及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毛泽东曾把问题归结到“不会用人”上。后人反复转述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手下并非没有能打的将领，薛岳、孙立人、白崇禧，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人。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很明显：有战功，有部队，有独立判断，更有不完全依附于蒋介石的背景。对蒋介石来说，这既是可利用的力量，也是需要防范的力量。
薛岳最能说明这种矛盾。
抗日战争时期，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连续作战。1939年至1942年间，长沙会战先后发生三次，薛岳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身份主持防务，曾多次挫败日军进攻。尤其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长沙，薛岳因此获得很高声望。
他并不是临时起家的将领。薛岳早年参加革命，曾在广东军政系统任职，也经历过北伐和国民党内部的多次纷争。问题在于，他的资历、威望和战绩都太突出，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蒋介石最信任的核心圈子。
有意思的是，薛岳既不是黄埔嫡系，也没有牢固的派系根基。他与桂系、粤系等地方力量都有联系，在政治立场上也并非始终与蒋介石一致。这样的将领，打仗时可以重用，涉及军政权力时却容易遭到猜忌。
“会打仗”和“听指挥”，在蒋介石那里并不是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薛岳在国民党军中的位置逐渐下降。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内战时期反而难以获得足够兵力和决策空间。蒋介石更依赖黄埔系和中央军嫡系，薛岳这种地方色彩较重、个人声望又高的将领，自然受到牵制。
孙立人的处境更加特殊。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孙立人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率部参加战斗。税警总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军嫡系，但训练和装备相对较好，孙立人又重视基层军官和战术训练，部队战斗力不弱。他本人在作战中负伤，部队也付出了很大伤亡。
孙立人真正受到重视，是在缅甸战场。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部队面临撤退难题。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向印度方向转移，避免了从野人山大规模撤退造成的更大损失。后来，这支部队在印度整训，成为中国驻印军的重要力量。
这件事很关键。孙立人不仅会带兵，还拥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训练体系。他的部队信服指挥官，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作出判断。蒋介石看重这种能力，却又担心军队形成个人影响力。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长期接触西式军事训练。他与宋子文关系较好，早期发展也得到财政系统支持。由于不是黄埔系出身，又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存在距离，孙立人始终没有成为蒋介石真正放心的人。
1955年，孙立人因所谓“兵变案”被解除职务，长期受到软禁。后来相关指控逐渐被认为缺乏充分依据，直到1988年才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在抗战中立过战功、在整训军队方面有成绩的将领，最终没有把才能用于更大的军事指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白崇禧则代表着另一种力量。
他是桂系核心人物，长期负责军事，李宗仁主要处理政治事务。白崇禧以善于谋划著称，被称为“小诸葛”，并非只靠宣传得名。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他参与战区战略部署，对作战计划和兵力调配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的胜利，不能简单归于某一个人，但白崇禧的军事作用不可忽视。
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早已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中央与地方、嫡系与实力派之间的权力冲突。李宗仁、白崇禧曾多次与蒋介石发生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蒋介石下野与复出，也常常和桂系的压力有关。
因此，白崇禧再有能力，也很难获得完全授权。1948年东北战局恶化时，白崇禧曾被调任国防部长，并提出过自己的军事主张，但蒋介石始终不愿把关键战区和主力部队全部交给桂系。此后桂系部队被用于中原作战，围绕大别山地区展开行动，却没有形成真正统一而有效的战略指挥。
白崇禧后来曾说过类似意思：“给我兵，我就能打；不给我兵，谈什么用兵？”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中仍需谨慎辨析，但它确实反映了桂系将领长期受制于人的处境。
蒋介石的问题，不是完全看不见这些人的能力，而是不愿承担放权后的风险。他需要将领打胜仗，却不愿让将领拥有足以影响政治的军队；需要地方力量守住战线，又担心地方力量坐大；需要专业军官整顿部队，又害怕部队只听将领、不听最高统帅。
战争不是单靠个人勇猛取胜。指挥体系、后勤补给、军队士气和政治信任，缺一不可。薛岳有战场经验，孙立人长于练兵和现代作战，白崇禧善于战略谋划。三个人的长处并不相同，若能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国民党军队至少不会在许多关键阶段显得如此被动。
遗憾的是，蒋介石始终把“忠于自己”放在“能否解决问题”之前。能打而不受信任，善谋而没有兵权，练兵有方却被限制行动，这三位将领的经历，恰好折射出国民党军事集团内部的深层矛盾。败局形成时，手中并非无人可用，而是能够真正被放心使用的人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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