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普通的冒名骗钱，而是借助国际金融术语设计的连环骗局。金额之大，放在当时尤其刺眼。1993年全国外汇现汇结存约为212亿美元，衡水农行开出的信用证总额，几乎相当于这一数字的一半。
骗局的起点，藏在两只皮箱里。
1993年2月底，梅直方和李卓明从美国回到广州。两人都已加入美国国籍，回国前在美国经营的生意并不顺利。梅直方做儿童服装，李卓明经营广告公司，企业相继陷入困境。
他们在广州见到朋友王发运时，却把自己包装成海外富商，声称掌握国际融资渠道，准备回国投资。实际上，二人随身携带的，除了行骗资料，连支付出租车的钱都没有。
饭桌上，梅、李抛出了一个听起来十分专业的说法：“备用信用证引资”。按照他们的解释，只要国内银行开出信用证，国外财团便会据此放贷，贷款产生的费用和债务，也由海外机构负责。
对于当时许多地方干部和银行人员而言，这套说辞陌生，却极具诱惑力。改革开放初期，各地都在寻找资金和项目，“海外华侨”“国际财团”“大额引资”这些词，很容易让人放松戒备。
王发运很快联系到河北省衡水市农业银行行长赵金荣、副行长徐志国。3月12日，亚联集团出具承诺书，声称开证银行不承担责任，亚太集团负责融资费用。赵金荣等人没有核实承诺方的真实资质，便回函表示按承诺执行。
3月26日，常景山和于芝来到衡水。他们带来印刷精美的集团简介、所谓“备用信用证样本”，以及一份更加诱人的投资方案：首批资金不少于8000万美元，最终投入衡水的金额达到20亿元人民币，银行还可按信用证总额收取5%的手续费。
材料越厚，气势越足；数字越大，越容易制造实力感。
常景山、于芝来并非真正的融资专家，却把梅、李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逐一展示。随后，梅直方和李卓明来到衡水，被安排入住当地最好的酒店，连续多日接受宴请。案发后查明，赵金荣等人为二人支付的生活和接待费用达到十几万元。
真正危险的地方，是那份没有被完整翻译的信用证。
梅、李准备了英文版和中文版两个版本。英文版中写明，亚联集团因信用证产生的贷款债务，由衡水农行承担；中文版却删去了这一核心条款。赵金荣要求查看正本时，梅直方推说文件落在宾馆，始终没有让银行方面直接核验。
负责翻译的赵永强，是衡水一所外语院校的英文教师。梅、李向他许诺出国、任职和提拔机会，赵永强由此被拉入其中。谈判时，他没有把英文版中的关键责任条款译出，反而帮助对方维持了表面上的顺利。
4月1日、2日，衡水农行与亚联集团签下三份协议，金额分别为16亿美元、34亿美元和50亿美元，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协议签署后，银行方面以为资金很快到账，梅、李则等着拿到能够在海外融资的“通行证”。
4月5日，赵金荣在200份备用信用证上签字并加盖公章。这些信用证分为三个金额等级，最小的每份2500万美元，最大的每份1亿美元。次日，相关文件被送往天津，通过国际快递寄出。
4月7日，澳大利亚方面发来咨询函，要求确认其中三份信用证，合计金额1.75亿美元。赵金荣不熟悉确认函格式，梅直方便代为拟写。一个本应由银行独立审查的关键环节，就这样落到了受益方手里。
赵金荣并非完全没有疑虑。他曾让徐志国赴北京了解备用信用证业务，但徐志国回来后只说：“引资是好事。”这句泛泛的判断，替代了本该完成的资信调查、法律审查和风险评估。
4月17日，河北省农行要求赵、徐二人到省行汇报。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100亿美元的承诺过于离奇。可两人没有立即全面报告，而是把自己视为已经和梅、李绑在一起，转而商量如何应付上级。
梅直方提出制作反担保文件，并把文件印在“联合国共和银行”的公文纸上。后来他供述：“我也不知道这个银行有没有。”这份连出具机构都无法核实的文件，仍被赵、徐带回上级审查。
省行很快认定反担保无效，要求停止相关操作。5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确认梅、李涉嫌国际金融诈骗，并部署处置措施。赵金荣回到衡水后，却把会议内容告诉了徐志国。
徐志国随后让赵永强向境外机构发出否定此前确认函的文件，同时又递纸条给梅、李，提醒他们案件已报公安部、国务院。赵永强得到消息后，竟把情况转告梅、李，并将否定函发往梅直方在美国的金辉公司传真号码。
梅、李随即更换住处，但已被警方监控。6月16日，二人被控制；6月17日，农行声明公开，明确指出相关信用证自开出之日起无效，银行不承担责任和后果。
专案组随后成立，案件代号为“9341”。1994年，案件在衡水开庭审理：梅直方被判有期徒刑20年，李卓明14年，赵金荣11年，徐志国19年，赵永强14年，常景山7年，于芝来2年。那200份信用证，没有变成一笔境外资金，却留下了一整套从虚假身份、金融术语到内部失守的犯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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