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日本马关春帆楼，73岁的李鸿章遇刺受伤，远在上海的丁香从《申报》上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打听他的伤势。她与李鸿章已经多年不相见，却仍然无法真正置身事外。
这段关系最初的裂口，并不在异国枪声中，而在一只红玛瑙花瓶上。
1882年，李鸿章在天津筹办六十大寿。清廷两宫太后赐下寿礼，内宅顿时忙碌起来。丁香住处临近礼物经过的地方，她一眼看中了那只红玛瑙花瓶。
据相关记载，丁香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任县学训导。父母早亡后，她辗转进入李府，成为李鸿章的姨太太。她有姿色，也识文断字，在李家女眷中颇为特殊。
但身份始终摆在那里。
她最难受的，便是每日向太夫人和几位太太请安。姨太太三个字，像一道看不见的门槛，把她牢牢挡在“主子”之外。偏偏李鸿章对她宠爱有加，珠宝古玩、名贵衣料，往往先送到她房中。
宠爱给了她体面，却没有改变她的名分。
寿礼分配时，太夫人看出红玛瑙花瓶精致，偏偏把它指给了二太太淑云。淑云起初推辞，后来却坚持留下，理由很简单：宫中赏赐之物，不能随意放进姨太太的房间。
丁香听到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李鸿章回来后，她哭着说：“我平日受些委屈也罢，连御赐之物都不能碰，难道我在这个家里连个人都算不上？”
李鸿章答应替她再买一只更贵重的花瓶。可丁香在意的并非价格，而是那只花瓶背后的承认。她想要的，是李府承认自己并不低人一等。
这件小事，最终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前，李鸿章曾答应在南方为她置办住所，让她离开内宅生活。只是这句话说了多年，一直没有真正兑现。丁香于是借到大悲寺进香为名，带着亲信离开李府，住进寺院，并写信要求李鸿章履行旧诺。
李鸿章没有强行把她带回去。他转而向太夫人表示，丁香私自离家，已经“不成体统”，若继续留在府中，恐怕影响家声。太夫人一怒之下，答应将她赶出李家。
这场“被逐”，实际上带有李鸿章默许甚至安排的成分。
不久，盛宣怀奉命护送丁香南下。上海住所建在虹桥一带，园中遍植丁香花，西式洋楼配有壁炉、吊灯和洋式家具，园林中又有回廊亭榭。后来，这处宅园被称为丁香花园，丁香也由此成为宅院的主人。
她初到上海时，曾对身边人说：“以后不要再叫姨太太了，这里我自己作主。”
可门一关上，她就发现，院子虽大，限制并未消失。总管萧升负责照料她的生活，也负责把她的行踪传回李鸿章。她可以在园中居住，却不能真正决定自己的去留。
有意思的是，丁香并非完全被遗弃。盛宣怀还安排自己的妾室刁玉蓉来陪伴她。两个同样没有正式名分的女人，在上海园宅中彼此作伴，多少能够体会对方的处境。
李鸿章后来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但此后十多年没有再踏进丁香花园。两人之间，既有夫妻情分，也有怨怼和冷落。丁香订阅《申报》，一方面了解外界局势，另一方面也从报纸上寻找李鸿章的消息。
1895年，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期间遭日本刺客枪击，子弹击中面部。消息传到上海，丁香十分惊慌，立即托人发电报询问。侍女劝她：“老爷若真出了事，太太不就自由了吗？”丁香没有接话，只催着打听伤势。
这件事说明，她对李鸿章的感情并未因长期分离而消失。她恨他，也牵挂他；她想摆脱这段关系，却又不能看着他遭遇危险。
此后，丁香在花园中设经堂，供奉观音，每日诵经。她的出家念头，并不是突然出现的。长期独居、名分受限、婚姻关系无法彻底割断，使她越来越依赖宗教生活。
1896年，李鸿章经过上海准备出洋，住在天后宫，并没有入住丁香花园。但他还是前往探望丁香。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经老态明显，丁香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宠妾。
李鸿章提出，愿意给她自由，但希望自己在世时，她不能改嫁。丁香听后并不满意，只说：“真正的自由，是让我走出李家的名号。”
这句话点出了她一生最深的心结。她要的不是一笔钱，也不是一座园子，而是摆脱姨太太身份。遗憾的是，李鸿章直到晚年，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方局势紧张。李鸿章再到上海时，已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他独自来到丁香花园，在经堂见到正在诵经的丁香。
李鸿章告诉她，自己此去处理时局，恐怕凶多吉少，并将遗嘱和一份五十万银洋的存折交给她。丁香没有立刻接受，只是劝他不要再为朝廷奔波。
临别时，李鸿章对她说：“少年荒唐，老来只能尽力补偿。”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丁香从报纸上看到讣闻，手中的报纸被泪水浸湿。此前的怨恨，在死亡面前突然失去了原来的锋利。
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按照旧托付继续照料丁香。约十四年后，丁香离开上海，前往外省名山修行。她在那里建起尼庵，置办田产，供养比丘尼，并周济附近贫民。
她没有再回丁香花园。
后来，花园转归李经迈名下，园中的丁香花仍按季节开放。只是那位曾在这里自称“太太”的女子，已经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园林里，却把余生交给了经堂与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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