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拂晓，昆明巫家坝机场昏黄的探照灯下，一辆报废吉普车里探出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脑袋，正犹豫要不要投降。“别喊，他就是我。”那人低声说。军警们冲上去，一把将他拽下车。几分钟前，他还把少将袖标割得干干净净，如今却无处可逃。这个中年“书生”就是军统“三剑客”之一——周养浩。
时间往回拨到1937年，戴笠在南昌动用心腹，安排周养浩接管息烽集中营。周自认为“法律科班”，稿纸上写满《监狱管理要点》，可真正用到的却是匕首和麻绳。杨虎城将军一家被软禁到息烽时，他的“要点”只剩一句：绝不留口。谢葆贞绝望自尽，小儿子出生九天夭折，集中营里满是压抑的哭声。周养浩默不作声，只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上峰已批”。
1949年1月24日，上海《大公报》刊出李宗仁“释放张杨”的通电，天下震动。重庆白公馆的地下室却更冷了。周养浩接毛人凤密令，谎称“先送杨虎城到重庆面见委员长”。9月6日深夜，白公馆戴公祠灯火暗灭，四名特务手持斧刀，几分钟了结了杨虎城父子和无辜家眷。周在门外听动静，面无表情，只说一句：“动作干净。”
同年12月云南变天，卢汉通电起义。周养浩自知难脱，躲在机库整整一夜仍被捕。1950年春，他与沈醉、徐远举一起被押回重庆，昔日呼风唤雨的“三剑客”不得不在牢饭桌前“团圆”。沈醉一心求生，交代材料洋洋洒洒；徐远举脾气火爆，看谁都不顺眼；周养浩最沉得住气，每天捧本《孙子兵法》假装钻研，其实在盘算退路。
白公馆改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周养浩换上一副“积极改造”的面孔。劳动时挑最脏的活儿，学习会上抢先发言，谈“悔罪”条理清晰，颇有法庭陈述味道。有人暗地里议论：“这人演技不赖。”周却笑眯眯：“只要活下来，总有用得着周某的时候。”不得不说，这副心思确实深。
1960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沈醉榜上有名。老搭档被高规格接待，甚至在政协拿了固定津贴，让功德林里拆书认真读文件的周养浩心里五味杂陈。他问管教：“我也努力啊，为啥没轮到我？”对方只回一句：“政策面前，先看态度，再看事实。”这句话他记了十五年。
1973年盛夏，徐远举洗冷水澡诱发脑溢血，不治而亡。噩耗刚传开，监区里安静得连风声都听得见。周养浩却在帐本上划掉一个名字，自言自语：“剩我一个，局面更清楚。”如此冷酷，旁人不寒而栗。
1975年春节前夕，统战部与公安部下文，再度启动特赦。卷宗上，周养浩的“劳改表现”一栏写得漂亮，批示很快圈阅。3月，他领取了出狱证明和一张车票。走到大门口时，他提出唯一要求：“我要去台湾，立刻。”值班干部愣了几秒，还是给他填了申请：凡愿意赴台者，费用全包。政策就是这么敞亮。
可戏剧性在于，台湾方面根本不想接。香港中旅把周安置在旅店，他每日翻报纸、写电报，整整滞留140天。第141天，女儿从旧金山寄来机票，告诉他台北建议“直接赴美”。他便转道美国。离港前，他问：“如果那边混不下去，还能回大陆吗？”工作人员答：“当然行，来去自由。”
到美国后，台湾记者找上门，递上草稿要他“证明共军虐待战俘”。周养浩皱皱眉：“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全靠毛主席宽大政策，别拿我当枪使。”场面瞬间冷掉。多年口若悬河的“律师腔”这次一句话就封了对方嘴。或许有人惊讶，周为何突然“感恩”。熟悉内情的人明白，他既懂政治，也清楚现实：那张特赦书比任何保证都可靠，他不敢也不愿撕毁。
晚年他住在加州小镇，偶尔写信给旧日狱友报平安，却很少提往事。邻居只知道他爱打太极，不晓得这位瘦老头曾策划暗杀。1990年秋，周养浩病逝，终年82岁。旧金山总领馆送去花圈，礼数周全。昔日风云人物，就此埋名海外。有人私下议论：“他最拿手的演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揭幕。”说得或许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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