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浙江萧山一户寻常人家里，瞿秋白、杨之华和沈剑龙三个人坐在一起，谈的不是家常，而是一桩关系三人的婚姻。
这场谈话后来被许多人称作“让妻”。不过，若只用这两个字概括，未免太轻率。它背后有师生相识、婚姻破裂、思想追求，也有三个成年人对感情和责任的正面处理。
瞿秋白出生于1899年，江苏常州人。瞿家曾有过一段家业，但到了他少年时期，家境已经明显衰落。债主登门，亲友疏远，母亲不堪重压，于1915年自尽。那一年，瞿秋白还不到十七岁。
家中长子，不能只顾悲伤。他带着弟弟妹妹寄居亲友家，靠教书、翻译和勤工俭学维持生活。煤油灯下读书，是亲属对他少年时期最深的印象。贫困没有让他停步，反而使他更早接触社会的艰难。
1917年秋，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俄语学习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门，也让他接触到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后来在莫斯科采访并见到列宁。回国后，他投身新文化运动和革命宣传，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1923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那时的上海大学聚集了不少追求新思想的青年，课堂之外，学生们还参加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讨论。杨之华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他的学生。
杨之华并非没有婚姻。她二十岁左右嫁给沈剑龙，并生有女儿沈旦华。沈剑龙出身开明士绅家庭，思想并不守旧，但婚后长期沉溺于上海的社交生活，夫妻之间逐渐失去共同语言。
杨之华不愿把一生困在一段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里。1922年，她来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开始独立接触社会，也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她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时，更多是敬佩，而不是男女之情。瞿秋白讲课清楚，谈吐沉稳，能够把复杂的社会问题讲得明白。对杨之华而言，他既是老师，也是能够讨论理想和现实的人。
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王剑虹。
王剑虹也是瞿秋白的学生。1923年，她与瞿秋白结婚。婚后不久，王剑虹被查出肺病，瞿秋白陪伴照料。遗憾的是，这段婚姻仅维持数月，王剑虹便因病去世，时间在1924年。
杨之华曾去探望王剑虹，也因此与瞿秋白有了更多接触。王剑虹去世后，她常常安慰这位刚刚失去妻子的朋友。两人谈文学，谈妇女解放，也谈各自的婚姻困境。感情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交谈中慢慢显露出来。
杨之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她虽与沈剑龙关系破裂，但婚姻名义仍在。于是，她选择回到浙江萧山，试图把这段感情压下去。
瞿秋白没有把沉默当成答案。暑假期间，他追到萧山，直接到杨之华家中。沈剑龙当时也在家，三个人不得不面对这个绕不开的问题。
“我来，不是逼你作决定，而是把话说清楚。”
沈剑龙没有争吵。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失去感情，也明白杨之华想走的路与自己不同。面对这位早有耳闻的知识分子，他没有把事情变成仇怨。
这次会谈的结果，并不是谁强行夺走了谁，而是沈剑龙承认婚姻已经无法继续，杨之华也承认自己愿意选择瞿秋白。三个人把一件容易失控的事情，尽量放在公开、明确的层面处理。
1924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结婚。其后，《民国日报》连续刊登三则启事，分别说明杨之华与沈剑龙解除恋爱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与瞿秋白结为朋友关系。这样的文字，在当时极为少见，迅速成为上海社会议论的话题。
“你们结婚，我祝福。”沈剑龙对二人表达了这样的态度。
后来流传的“结拜”说法，更多来自三人公开声明和交往方式。沈剑龙与瞿秋白并没有因杨之华反目，反而保持朋友关系。至于穿袈裟、剃光头、手捧鲜花的照片，确有相关影像流传，但其中具体寓意和拍摄经过，史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闻当成全部事实。
婚后，瞿秋白和杨之华共同生活，也共同承担革命工作的风险。瞿秋白患有肺病，身体一直不好，1929年前后还曾因病休养。两人分居时书信往来频繁，谈工作，也谈生活琐事。
瞿秋白把杨之华的女儿视如己出。两人没有再要孩子，常被后人解释为对家庭现实的共同选择。这个家庭并不富裕，也谈不上安稳，却有着明确的信任和分工。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同年6月18日，他走向刑场时唱起《国际歌》，随后遇害，年仅36岁。杨之华后来长期从事革命和文化工作，1986年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六岁。她此后没有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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