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建斌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关部门出台文件、下发方案、调度数据，本意是传导责任、掌握情况、推动落实，出发点是指导基层，落脚点是为基层解难。

然而，现实工作中，少数部门把“指导”异化为“指令”，把“调度”演变成“无度”：文件压减了，非正式的工作提示、征求意见、微信群指令、电话催报文字材料和数据表格接踵而至；同一个数据多头索要，通知刚发、结果就要。

以上种种，看似工作节奏紧、部署任务快、督办密度高，实则消耗基层本就紧张的人力、物力、财力，让基层困在 “文字推敲”和“数字逻辑“之中，哪有足够精力扑到项目一线、产业现场、群众身边？

一份通知应不应发？一组数据该不该要？一项任务需不需加急办？有关部门应当扪心自问：这么做，是有利于推动工作、为基层解难，还是图自己方便、变相为难基层？

显性的文山会海经过持续整治得到遏制，但隐形负担改头换面、不断衍生出新的表现形式：

文件“减明不减暗”。正式红头文件数量压减，无文号的工作提示、临时通知、微信指令、电话督办增多。不少事项不走公文流程，一条微信、一通电话即要求限时报送，基层接收“各路诸侯的派工”未减。

数据“求多不求准”。一些上级单位习惯坐在办公室要数字、要台账；同类数据同一部门多科室分头采集，同一工作要求多套表格清单佐证。部分任务未考虑基层核实、梳理的客观周期，动辄“即日报送”“下班前反馈”，简单任务加急化、常规任务紧急化。

责任“推人不推己”。一些单位遇到矛盾难题，第一反应不是研究破解路径，而是向下压任务、要情况，把本该本级承担的梳理、研判、协调工作转嫁基层，出现“只出题目、不出思路”“只管结果、不管过程”的倾向。

评价“重痕不重绩”。有的部门把发了多少提示、收集多少表格、汇总多少数据，当成履职成效。通知发出去，材料收上来，就算工作完成，很少跟进研判问题、协调解决难题，把向下调度当成履职“护身符”，对后续落地不管不问。

频繁发文、反复报数，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危莫大矣。大量时间耗费在“接转通知”和“填表造册”上，挤压的是走访群众、推进项目、服务企业的精力，挫伤的是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消解的是为基层减负的治理成效。

这些乱象表面看是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放，根子在于政绩观的偏差与错位，对策在于强化为基层解难的理念，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强化为基层解难，要盯住不为难基层的定位。有关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养成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有关部门职能要明、家底要清、信心要足，工作重心要放在统筹研判、政策把关、协调解难上，不能简单把任务往下一转了之。属于本级该做的梳理、汇总、研判工作，绝不简单甩给基层。衡量工作成效，少看发了多少通知、收了多少报表，多看基层问题化解多少、群众获得感提升多少，从思想源头预防和治理“貌似为基层解难却让基层为难”的倾向。

强化为基层解难，要管住非正式任务的增量。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对下发工作提示、电话催报等建立统筹把关机制，杜绝随意派活。坚持同类材料、同类数据“最多报一次”，能够通过政务共享平台调取的数据，不再重复向基层索要；多部门需要同一信息，由牵头部门统一归集，杜绝多头分头索要。科学设置报送时限，充分考量基层走访核实的客观周期，非紧急突发事项，不搞“当日即报”“下班必交”，坚决杜绝“为急而急”的无效加急 。

强化为基层解难，要抓住一线工作法的要义。建立并督促落实“每个月有一周向上跑项目、争资金，一周在本地处理日常事务、两周到基层一线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倡导“少电话调度，多实地调研；少表格索取，多现场获取”的工作方法。有关部门的干部要主动下沉项目现场、产业一线、村镇社区，当面摸清真实情况，就地发现问题、就地帮助基层破解实际困难。

强化为基层解难，要锁住监督与问责的闭环。将非正式工作提示、电话调度、微信派单纳入减负监督检视范围，定期排查通报随意向基层摊派任务、频繁催报材料等典型问题。认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对搞隐形形式主义、随意折腾基层的，对考核体系庞大、指标嵌套、过度留痕、只考不核等造成不良影响的，依规开展监督问责，让搞形式主义的人付出代价。

为基层解难，不是减担当、减责任，而是卸掉无谓的包袱，把基层干部从一些不管用的文件表格和无实质意义的事项之中解放出来，让其把精力真正放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放到具体项目、具体产业、具体民生实事上去。

破除隐形变异的形式主义，既需要制度扎紧笼子，更需要每一位干部内心拧紧螺丝，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实地躬行，少一些纸上调度，真正实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当每一个通知都先问一句“基层能不能承受”，每一份报表都先想一想“是不是非填不可”，形式主义的变种才会失去生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