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下旬，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卫士封耀松推开卧室门时，毛泽东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桌上的文件摞得很高，灯光照在纸面上，屋里只听得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封耀松没有马上开口。他知道主席工作起来顾不上吃饭，可又不敢贸然端饭进去。犹豫片刻后，他才问：“主席，饿了吧？我去弄点吃的？”
毛泽东抬了抬头，先是摆手，随后又点头：“弄简单些，烤几个芋头吧。”
这句话听起来普通，却让封耀松犯了难。主席一整天没怎么进食，深夜只吃芋头，营养够不够？可命令已经交代下来，照办就是。
厨房里已经熄了火。封耀松不愿惊动别人，轻手轻脚洗好几个小芋头，重新生火烘烤。火苗刚旺起来，厨师侯贵友便听见了动静，披衣出来一看，忍不住说道：“小封，你这是胡闹！主席十几个小时没吃饭，怎么只烤芋头？”
封耀松也有些无奈：“主席吩咐烤芋头，我就烤芋头。您要是不胡闹，您去做顿饭送过去试试？”
侯贵友顿时没了话。
这不是厨师不愿意做饭，而是他太了解毛泽东的脾气。主席平时不讲究吃喝，可一旦交代了事情，工作人员就不能擅自更改。若是自作主张端一桌饭过去，主席未必会吃，反而可能责怪大家浪费时间、浪费粮食。
六个小芋头烤好后，封耀松把它们放进盘中，送到卧室。毛泽东此时已经靠在床头睡着，手里还握着笔，文件压在身旁。封耀松没有叫醒他，只把盘子放在茶几上，悄悄退到了门外。
夜风吹过走廊。过了一会儿，屋里传出几声咳嗽，封耀松赶紧进去。毛泽东已经醒了，见到烤芋头，接过盘子说：“想吃了呢。”
他坐在床边慢慢剥皮，嘴里还轻声念着诗句。一个芋头剥完，诗也念完了。吃了几口后，疲倦重新压了下来。封耀松退出去没多久，再进屋时，发现毛泽东又睡着了，手里还捏着半个芋头，口中也咬着一小块。
封耀松想把芋头取出来，动作稍大了一些，毛泽东被惊醒，迷迷糊糊问：“哪个？么子事？”
封耀松低声叫了一句“主席”，眼泪却一下子掉了下来。毛泽东见他手里拿着半个芋头，以为自己刚才语气重了，便说道：“莫哭了，我不该和你发火。”
封耀松赶紧解释：“不是这个意思。主席，您该睡觉了。”
毛泽东看了看他，沉默片刻：“行，听你的，我睡觉。”
这段往事之所以被身边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一个芋头。它更像一个细节，映出了毛泽东对生活的态度：对自己能省则省，对工作却不肯松懈。
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物资条件本就有限。1948年9月前后，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书记处会议频繁举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常常在夜间讨论军政大事。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周恩来、任弼时也逐渐调整作息，朱德却多年坚持早睡早起，改变起来很不容易。
有时会议开到深夜，朱德会短暂打盹。毛泽东看见后，并不责怪，反而让大家不要叫醒他：“让总司令休息一会儿，醒来好继续工作。”
那时的伙食也谈不上丰盛。毛泽东偶尔点红烧肉，卫士们便想办法改善饭菜。李银桥曾和阎长林进山寻找野味，途中捡起几颗鹅卵石。发现斑鸠后，旁人准备举枪，他却说：“杀鸡不用牛刀。”
几颗石子掷出，竟打下了斑鸠。这样的事情，谈不上什么享受，不过是艰苦环境里想让主席多吃一口荤腥。河里捞到鱼、村里杀了鸡，工作人员也常常惦记着送一些过来。
毛泽东却总说，有什么吃什么，不必专门费心。他曾对身边人讲过，牙粉便宜，能用就先用；等国家经济好起来，大家都用上牙膏，自己也会用。这种节省不是要求别人跟着受苦，而是把标准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并非没有脾气。长期疲劳、睡眠不足，难免会对身边工作人员发火。1957年3月外出期间，他曾向李银桥谈到这个问题，承认人在困倦时容易烦躁，而自己的身份又会让这种情绪给工作人员带来压力。
回到北京后，他专门召集卫士们谈话，作自我批评：“我有时候和你们发脾气，是我的不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也要敢于批评。”
封耀松连忙说：“主席，只要您能睡好觉，发点脾气我们受得了。”
毛泽东却没有顺势带过，而是把话说得更严肃：大家不怪自己，自己也要检查自己，不能养成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
烤芋头只是深夜里的小事。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卫士；一边是国家大事，一边是厨房灶火。正是在这些不显眼的片段里，工作、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分寸，留下了清楚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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