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7日，日本东京法院，一场持续多年的遗产诉讼终于有了结果。胜诉者是一位年近九旬的中国老人，名叫耿碧琰。她穿着朴素，生活低调，身份却牵扯到伪满洲国、战时日本以及一笔数额惊人的海外地产。
官司结束后，她没有把这笔钱全部留给子女，也没有拿来改善晚年生活，而是决定捐出24亿元。回到北京后，她走进银行，对工作人员说：“这笔钱，应该还给国家。”
这句话听起来突兀。一个普通清洁工，为什么会拥有海外巨额资产？她口中的“国家罪人”，又与谁有关？
耿碧琰原名耿维馥，1900年出生于沈阳，家境较为优裕。年轻时，她结识了赵欣伯。赵欣伯1890年出生于河北宛平，早年受过法律教育，曾赴日本留学，后来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赵欣伯早年与王碧琰结为夫妻。王碧琰曾有过歌女经历，却在赵欣伯落魄时长期给予支持。赵欣伯赴日求学期间，生活费用和许多事务，都离不开妻子的帮助。后来王碧琰在日本病逝，对他打击很大。
耿维馥对赵欣伯早有好感。两人关系确定后，赵欣伯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她必须改随“赵”姓，并使用亡妻的名字“碧琰”。耿维馥接受了这个条件，婚后便以赵碧琰的名字生活。
这段婚姻改变了她的一生，也使她后来很难与赵欣伯的政治经历彻底切割。
1920年代后期，赵欣伯回到东北，担任张作霖方面的法律顾问。凭借留日经历和法律专长，他逐渐进入东北政界，并与日本军政人物保持密切联系。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东北局势动荡之际，赵欣伯参与了奉天地方权力的重新组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协助日本方面筹建伪满洲国，成为这一政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帮凶。
1932年3月，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赵欣伯担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这个职位听起来像是负责立法，实际上是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运转的傀儡机构。赵欣伯借助权力搜刮财物，并把相当部分利益输送给日本方面。
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得到日本人的利用，却也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随着个人影响力增强，关东军对他产生戒心。1934年，日本方面撤掉了他的实权职位，赵欣伯随后离开伪满政界，携家属回到日本。
他很早便把部分财产转移到日本，并以妻子赵碧琰的名义购置土地和房产。离开官场后，他凭借在日本积累的人脉经营地产，财富不断增加。1939年，他又回到北平，投靠伪华北政权，担任法律顾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赵欣伯作为汉奸受到追究，1946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北平解放前夕，他以金条买通看守，借“保外就医”逃脱。新中国成立后，他隐姓埋名，住进普通四合院。
1951年7月20日，人民政府重新清理相关案件，赵欣伯被提审。审讯过程中，他因突发疾病死亡，未能接受完整审判。赵碧琰处理完后事，烧掉了不少与丈夫有关的材料，也焚毁了早年在日本购置房产的部分契据。
她改回耿姓，后来通过环卫部门找到工作，成为北京一名清洁工。街坊只知道她沉默寡言、生活俭朴，很少有人清楚她曾经的婚姻和家庭背景。
1963年，国家侨务部门工作人员找到耿碧琰。日本方面传来消息，赵欣伯留下的地产可能被他人侵占。由于赵欣伯已经死亡，且赵碧琰多年没有公开露面，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一些地方，陆续有人冒充赵氏亲属，企图争夺遗产。
麻烦在于，耿碧琰亲手烧掉了许多证明身份的文件。日本方面的代理律师铃木弥之助也提交了一批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声称部分地产属于自己，甚至拿出所谓继承文件。案件因此长期陷入僵局。
1976年以后，事情出现转机。有关人员重新搜集证据，寻找赵欣伯旧部、家属旧人以及当年在日本生活过的知情者。1980年中日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后，耿碧琰在有关方面协助下前往日本参加诉讼。
法庭上，几名冒牌“赵碧琰”同时出现。真正的耿碧琰衣着朴素，言语谨慎，由于多年背负家庭污点，她对某些往事并不愿多谈。单凭她个人陈述，很难证明全部身份。
关键证据来自旧照片和证人证言。经过长期调查，律师取得了19名知情人的证词，证明耿维馥、赵碧琰、耿碧琰实际上是同一人，也证明赵宗阳是赵欣伯夫妇的儿子。相关证据最终帮助她赢得诉讼。
遗产追回后，耿碧琰没有把全部财产留给家人。她认为，这些资产与赵欣伯在东北时期的所作所为有关，带有战争年代的掠夺性质。她对工作人员说：“丈夫做过的事，我不能替他推脱。”
据相关记载，她将其中24亿元捐给中国，另有部分资金用于日本的中华文化教育事业。银行工作人员得知她的决定后十分震动。一个长期扫街的老人，面对巨额财富，选择的却不是炫耀和享受，而是把钱交还给国家。
1989年，耿碧琰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有关她的身份、财产和诉讼细节，后来的叙述存在若干差异，但她与赵欣伯的婚姻关系、赵欣伯参与伪满洲国活动以及遗产诉讼，构成了这段往事最核心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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