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到行刑地点。此时的吴石56岁，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距离他被捕，只有三个多月。
枪声响起前，吴石没有在审讯中低头。国民党方面曾对他严厉审讯，甚至施以酷刑，但他始终没有供出更多情况。一个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要从1947年说起。
那一年，吴石经何遂、何康父子介绍，开始与中共方面建立秘密联系。吴石并非普通军官，他长期负责军事研究和参谋工作，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兵力和作战计划有较深了解。
渡江战役前后，他曾设法提供长江防线的军事情报。与此同时，何遂等人还协助争取海军将领林遵。1949年4月，林遵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这一行动使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更加迅速。
有意思的是，吴石并没有因为国民党政权败退而停止工作。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他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留在大陆，还是随国民党前往台湾。
当时，蒋介石亲自发电报，要求吴石赴台。吴石原本并不愿意离开，但何遂秘密劝他：“到了台湾，仍然可以继续做事。”经过权衡，吴石于1949年8月从福州乘飞机前往台湾，妻子王碧奎和小儿子、小女儿随行，大儿子和大女儿则留在大陆。
这一去，表面上是随军撤退，实际上却让吴石进入了更重要的位置。到台湾后，他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能够接触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军事资料。台湾当局此时正处在高度紧张状态，军政系统频繁清查人员，社会上也逐渐形成白色恐怖气氛。
在这样的环境中传递情报，风险可想而知。吴石通过秘密渠道，与在台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陆续提供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署资料。这些资料涉及防务配置、兵力安排等内容，对大陆方面研判台湾军事形势具有重要价值。
不过，地下工作的危险，不只来自敌方搜查，也来自组织内部的失误。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蔡孝乾曾参加过长征，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被捕后，他向国民党方面供出了部分组织关系和联络情况，吴石也因此进入特务机关的调查视线。
保密局顺着线索追查，很快锁定“吴次长”。1950年3月1日，吴石在台北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由于吴石职位较高，掌握的情况较多，国民党方面对他的审讯格外严厉。
案件审理期间，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等人曾参与相关处置。蒋鼎文据说曾出面求情，希望能够保住吴石性命，但蒋介石最终没有同意。1950年5月30日，国民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吴石死刑。
吴石被捕后，台湾地下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原本依靠多条关系进行的秘密联络，很快出现断裂。朱枫负责传递情报，陈宝仓、聂曦等人也分别承担联络任务，但在高压环境下，多线联系增加了暴露可能。
消息传到大陆后，周恩来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处决的报道，受到很大震动。吴石不是普通的情报人员，而是国民党军政系统中少数能够接触核心资料的高级将领。他的牺牲，意味着一条重要情报渠道突然中断，也使大陆方面原有的对台工作受到影响。
周恩来随即要求李克农、罗青长等人查清案件经过，同时妥善保护和安置吴石家属。由于台湾方面没有公开完整档案，加之当地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许多细节无法立即核实。对吴石身份和功绩的确认，也因此经历了较长时间。
王碧奎后来被判刑，出狱后带着小儿子前往美国洛杉矶生活，1993年去世。吴石的大女儿留在大陆，家人长期分隔两地。直到1982年前后，随着中美关系变化和两岸人员往来增加，吴石在大陆的子女才有机会与海外亲人重新见面。
1973年11月，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向家属颁发烈士证、发放抚恤。吴石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1947年开始，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相关工作，直到在台湾被捕。
1994年，吴石的女儿从台湾方面带回父亲骨灰，小儿子则从美国带回母亲王碧奎的骨灰。按照家属意愿，吴石夫妇后来合葬于北京西山福田公墓，何遂夫妇也葬于此处。
2013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地下工作者。纪念墙上刻有部分已知姓名，更多无法确认身份的人，只能以“无名”留下位置。吴石的名字，最终没有被历史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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