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普通的汛情。河北中南部连续多日暴雨，山洪从太行山东麓和冀中洼地汇入海河水系，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北运河等河流水位同时上涨。洪峰来得急，河道排水却跟不上，天津和津浦铁路很快成了抗洪抢险的核心目标。
堤坝一旦失守，洪水就可能冲入天津市区，也会切断南北交通。当时的防汛条件十分有限，缺少大型机械，许多工程依靠肩挑、手推和木桩加固。有人在齐腰深的水里装土袋，有人连夜抢修决口，干部和群众几乎没有完整睡过一觉。
第一道难关出现在独流减河一带。为了减轻主河道压力，防汛人员不得不把洪水引向东淀、文安洼、团泊洼等蓄滞洪区域，再通过马厂减河、北大港等通道设法泄入海中。这些决定并不轻松，因为分洪意味着大片农田、村庄和道路将被洪水浸泡。
“天津要保住，铁路也不能断。”前线指挥人员反复强调。
可洪水并不会因为人的意志停下来。第二次洪峰到来时，多条河流水位一起上涨，部分堤段出现渗漏、塌陷。几百名抢险人员跳入急流，用人墙护住堤脚，随后又以沙袋、木料和石块层层压实。天津最终保住了，但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地区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洪水退去后，灾情统计令人震惊。河北有中型水库失事，小型水库和河道堤防也出现大量险情，干流、支流多处决口。冀中、冀南大片农田被淹，许多房屋倒塌，交通、供电和通信受到破坏。官方统计显示，受灾人口达到两千多万，死亡和受伤人数也十分严重。
一些地方的水位迟迟降不下去，原因并不只是雨量太大。海河流域河道密集，地势低平，入海通道有限，洪水被分散到洼地之后，往往只能缓慢退去。庄稼在水中泡烂，土地盐碱化加重，桥梁被冲断，救灾物资很难及时送达。
这场洪灾暴露出的，是整个流域防洪体系的短板。过去修建水利工程时，往往重蓄水、轻排洪，重局部、轻流域，遇到超标准洪水便容易出现“上游来水、下游无处可走”的局面。各地河道之间缺少统一调度，分洪、蓄洪和入海工程也没有形成完整系统。
毛泽东对灾情一直十分关注。1963年洪灾发生后，他在八个月内多次到河北了解情况、查看救灾。那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五年，河北却经历了多次水旱灾害，农业生产反复受到冲击。对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来说，治水不是单纯的工程问题，更关系到粮食和百姓生活。
1963年11月17日，天津举办河北省抗洪救灾展览，毛泽东参观后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这句话很快传到海河流域各地，成为此后水利建设的明确方向。它所针对的，并非某一处堤坝，而是海河五大水系长期存在的整体性难题。
经过调查、测量和方案论证，根治海河工程于1965年全面展开。工程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必须统一安排人力、物资和施工顺序。海河支流众多，若各地同时铺开，容易摊薄力量，专家和组织者因此提出集中力量、逐段治理的办法，力求完成一项、见效一项。
当时机械化施工能力不足，冬季和早春农闲时节便成了主要施工期。农民挖河、筑堤、搬运土石，工程人员负责测量和技术指导。很多地方一到上工时间，村里的劳动力便成队赶往河道。规模大时，参与治理的人数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
工程重点放在扩大泄洪能力和打通入海通道。1965年至1973年间，黑龙港除涝、子牙新河、大清河、永定新河、漳卫新河等工程相继推进，骨干河道得到疏浚，防洪大堤不断延长，新的入海河道和闸涵也陆续建成。
据相关资料，海河流域这一时期疏浚骨干河道约3700公里，修筑防洪堤约3400公里，并兴建、改建了大量桥梁、闸涵等水工建筑物。排洪和排涝能力明显提高，水库也经过复查、扩建或续建，过去互不衔接的工程逐步组成防洪、排涝、蓄水相结合的体系。
根治海河并没有按照最初设想完成全部内容，上游部分治理计划后来受到形势变化影响而停止。但中下游工程已经改变了海河流域的排水格局，也让天津及津浦铁路一带的防洪安全有了更坚实的基础。1963年的洪水，成为一次惨痛警示；“一定要根治海河”，则由一句题词变成了持续多年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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