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开始接受各界群众悼念。李敏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来往人群沉默肃穆，许多曾经与主席共事的人陆续赶到。人越来越多，她却忽然想起一个名字：张仙朋。
这个名字，对普通人来说并不熟悉。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中，张仙朋是陪伴时间较长的一位。李敏环顾现场，没有看到他，心里顿时觉得不对。她随即让工作人员拨通电话。
电话接通后，李敏直接问：“张叔叔，您怎么还没来？爸爸正在这里，大家都来送他。”
张仙朋听到这句话，沉默了片刻。他当然知道主席逝世的消息，也已经在家中难过了好几天。只是自己早已离开北京，在地方任职，没有接到专门通知，贸然进京是否合适，他一直拿不定主意。
李敏的一通电话，让他不再犹豫。“我马上过去。”放下电话，他很快准备行装，赶往北京。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幕，仍然难以平静。
张仙朋与毛主席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相遇。1949年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专列途经沈阳，在当地短暂停留。当时只有15岁的张仙朋正在文化宾馆工作，负责整理接待用房。
他并不知道，自己端茶时见到的那位客人，日后会成为自己长期服务的领导。按照接待要求，他把茶水送到毛主席面前，小心说道：“主席，请喝茶。”
毛主席点头道谢。一个普通的工作场景，就这样留在张仙朋记忆里。1951年3月，他被调到北京，正式进入中南海，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和工作人员。
初到中南海时，张仙朋年纪不大，经验也不算丰富。毛主席见到他，先提醒道：“这里的工作不轻松，作息也不固定，能不能适应？”
张仙朋回答得很干脆：“请主席放心，我会尽快适应。”
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毛主席长期保持着特殊的工作节奏，夜间办公，白天休息，身边人员必须随时配合。张仙朋刚开始常常摸不准规律，闹出过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小差错。
有一次，毛主席在吃饭时边看文件，吩咐他“搞个蜡烛”。由于口音和环境影响，张仙朋听成了“搞个辣子”，转身就往厨房跑。不久后，一盘炒辣椒送到了桌上，而毛主席办公的位置已经点起了蜡烛。
张仙朋这才明白自己听错了，站在一旁十分尴尬。毛主席没有责备，只夹了一根辣椒放进碗里。这个动作既是对食物的回应，也是给年轻工作人员留了面子。
还有一次，张仙朋没有弄清毛主席的作息，推门进去打扫，正碰上主席准备休息。他受到惊吓，拿着清洁用品转身就跑。过了几天，毛主席故意问他：“我像老虎吗？”
张仙朋赶忙摇头。毛主席又问：“既然不是，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这样的提醒，并不是训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主席对年轻人往往比较宽厚，出了问题会讲清道理，不轻易用严厉方式压人。张仙朋也在这些细节中，慢慢学会了怎样工作。
他曾因感冒请假，按规定写下病假条。毛主席看过后回信，让他安心养病，还嘱咐他可以到厨房吃饭。后来张仙朋发高烧，主席又询问病情，提醒他请医生诊治。字句并不华丽，却让这个年轻警卫员感到温暖。
张仙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余年。毛主席有一个明确想法：年轻工作人员不能永远留在身边，到了适当时候，应当到地方经受锻炼。1963年，组织上决定调张仙朋离开北京，到地方工作。
调动地点原本考虑过兰州。张仙朋回山东老家探亲时，把消息告诉父母。父亲认为儿子外出锻炼没有问题，但兰州距离山东太远，家中一旦有事，恐怕难以及时赶回。
张仙朋回到北京后，将父母的顾虑告诉毛主席。毛主席没有简单要求他服从安排，而是问他：“你自己觉得去哪儿合适？”
张仙朋提出想到山东工作。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打回老家去。”
不久，张仙朋调往青岛市公安局工作，担任政保处下属科室副科长。临行前，他和妻子到中南海告别。毛主席握着两人的手，叮嘱他们到地方好好工作，靠自己的本事把事情办好。
离开北京后，张仙朋只要出差进京，往往会抽时间去看望毛主席。1964年10月，他到北京办事，打电话联系后，毛主席得知他来了，便让他马上过去。两人见面后，张仙朋汇报地方工作，毛主席听得很认真，还评价说，到基层锻炼的路走对了。
1965年，张仙朋再次进京。那次他原本想与毛主席合影，可摄影人员没有及时联系上，愿望没有实现。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面。
1976年9月9日，中央发布讣告，毛泽东主席逝世。张仙朋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却因人在地方、没有接到具体安排而迟迟未动。李敏的电话打来时，他才确定，自己应该赶到北京。
当他终于站在人民大会堂，看到毛主席遗容时，十多年共同工作生活的片段一下子涌上心头。那个曾经把“蜡烛”听成“辣子”、因作息不熟而闹过笑话的年轻人，已经走过了大半生。人群肃立，他却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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