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3日，朝鲜志愿军司令部，陈赓拄着并不方便的腿，走进了彭德怀主持的作战会议。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数月，志愿军刚取得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但部队在通讯、后勤、工程防护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陈赓刚从越南回国不久。1950年6月，朝鲜半岛战事扩大，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战火逼近中国东北边境。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那时陈赓正在越南协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军，无法立即赶赴朝鲜。
越南战场的工作一结束，他便急着回国。向中央汇报完援越抗法的情况后，陈赓主动提出入朝请求。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他长期奔波、旧伤未愈，曾劝他休息几天。陈赓却坐不住，说自己每天都在惦记朝鲜战场。
这句话并非客套。
抵达志愿军司令部后，陈赓没有急于争取指挥某一场战斗，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更基础的事情上。他先听取情况，再到前线、后方和基层部队查看，专门了解部队怎样行军、怎样补给、怎样在敌机轰炸下保存战斗力。
有意思的是，陈赓观察问题，往往不只看地图上的箭头。他会问战士住在哪里，伤员怎样转运，粮食能不能送到，炮弹落下来时有没有地方躲。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单靠勇敢远远不够，必须解决部队如何活下来、保存住的问题。
根据中央部署，陈赓回国组建第3兵团。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构陆续建立起来，他却因长期劳累，腿部旧伤复发，疼痛严重到难以行动。无奈之下，只能住院治疗，由王近山代理率部入朝。
这次病倒，对陈赓打击不小。
1951年夏，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第3兵团所属部队在撤退和转移中遭遇严重损失，180师的问题尤其突出。陈赓在病情稍有缓解后，坚持再次赴朝。1951年8月22日，他抵达第3兵团驻地，成为第二次入朝。
有人担心，陈赓会不会追究作战失误。实际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召集兵团和各军干部分析原因。他关心的不是简单地找谁“算账”，而是部队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指挥、通信、道路、补给和掩护究竟哪一环出了问题。
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彭德怀谈到第五次战役的教训，情绪十分激动。王近山因为担心挨批，没有到场。彭德怀问起此事，得知原因后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开会不就是研究经验教训吗？”
会场气氛仍然紧张。彭德怀连续追问，韦杰一时难以回答，整个会场安静下来。陈赓看出再这样僵持下去，会议很难继续，便插了一句：“老总，大家都饿了，先吃饭，吃完再接着研究。”
彭德怀看了看众人，点头同意。短短一句话，既没有回避问题，也给了同志们缓冲的机会。陈赓处理军务，常有这种特点：该硬时硬，该缓时缓，目的始终是把事情办成。
但朝鲜战场真正让陈赓留下深刻印记的，并不是某次会议上的应变，而是他对坑道防御的系统推动。
志愿军面对的是拥有制空权和强大炮火的对手。阵地暴露在地面上，极易遭到持续轰炸；单个猫耳洞虽然能临时避炮，却无法容纳大量人员，也难以储存粮食、弹药和药品。陈赓到前线观察后，要求部队把分散的掩体逐步连接起来，形成有通道、有掩蔽部和战斗工事的坑道体系。
这不是简单挖几个洞。
坑道需要考虑岩层、排水、通风、照明、储藏和人员疏散，还要能够承受炮击。经过不断改进，坑道逐渐从单纯的藏身处，变成集指挥、战斗、休息和救护于一体的地下工事。部队可以在敌人轰炸时隐蔽，炮火间隙再迅速出击。
陈赓曾强调，敌人在武器、火力和技术方面占优势，志愿军就要利用地形和工程手段，把对方的优势尽量消耗掉。这种思路看似朴素，却直接关系到阵地能不能守住。
1951年冬，陈赓因身体状况恶化回国治病。1952年3月，彭德怀因身体原因回国休养，中央决定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3月31日，陈赓第三次入朝，开始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
此时的朝鲜战场，已经从大规模运动战逐步转入阵地战。双方争夺的重点，往往是一处高地、一条山脊和几个交通要点。阵地战比拼的不只是冲锋，更是工事、炮兵、后勤和持续作战能力。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美军和南朝鲜军队集中大量火力，反复争夺两个高地。志愿军守军依托坑道，在猛烈炮击中保存兵力，并通过坑道与地面阵地之间的转换，反复组织反击。
上甘岭战役中，坑道并非取胜的唯一原因，官兵的顽强坚守、准确的炮火协同和后方运输同样重要。但不得不说，坑道使志愿军拥有了抵抗持续轰炸的基本条件，也让阵地防御从“硬扛炮火”变成了有层次的消耗战。
战后，关于陈赓“不是来打仗，而是来修地下长城”的说法，在一些回忆材料和文章中流传甚广。它未必是某位美军将领经过正式记录的原话，却形象地概括了陈赓在朝鲜战场上的特殊作用：他不仅看一场战斗的胜负，更在设法改变志愿军面对现代化火力时的生存方式。
1952年后，陈赓回国投入军事工程教育建设，参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加上多年超负荷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争中的坑道，至今仍保留着许多遗迹，而它背后的工程思想，正是从无数次炮火下的实地观察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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